另一支歌:我和一支歌的故事
时间：2019-01-29 05:48:2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如果说《诗经》以其坚实的理性精神和清晰的历史意识，鼓励了文学对现实的关注，是穿梭在华夏文明中的一首悠扬、典雅的乐曲，那么楚辞则以其深邃狂放的情感力量和意蕴丰厚的原始想象，喷薄出文学自身的不羁的美以及人类生命底部的无法化解的悲伤，成为绵延在千年文化脉络里的另一支歌。
楚辞是诞生在巫鬼祭祀之风盛行的楚地的另一支歌。只有在那片弥漫着氤氲水汽的流域里，在那依旧散居着原始初民的土地上，在那座被夏商文化和蛮夷文化所浸染的城邦中，不同于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的另一支歌才得以汲取了万物的给养，在悲壮激越的吟咏中化为瑰丽奇谲的彩蝶，翩跹出一种淋漓尽致的绚烂，一种在现实和神话中回环往复的荡气回肠。这是敏感而率真的灵魂的一次含泪的释放，是生命的另一种姿态。
然而，在楚国衰亡之后，当它化为人形，无可奈何地来到那个早已驱散了神鬼巫术并被典乐所牢牢统治的国度的门前时，作为一个飘零的异乡人，一个文化的他者，她要怎样叩开眼前这道巍然挺立的铁墙，在那个庄严有序的世界里存活下来？要怎样在那些惊骇、审视甚至带有鄙夷的目光的注视下，让自己的心灵依然富足而美好，让自己的歌声继续在大地的上空回旋，化为滋养万物的雨露风霜？就在她低头吟唱，且歌且徘徊时，伴随着“哐啷”一声巨响，门被拉开了一条窄缝，一个叫王逸的汉人从门内侧身而出。他被她曼妙而悲伤的歌声所融化，所牵引，情不自禁地走到她面前，久久地端详着这奇装异服的美人儿，然后反身离去。等到大门再次洞开时，他手捧着一叠衣裳，送至她的面前――因为他知道，她若想在那礼教森严的地方安身立命，就得乔装打扮，藏起锋芒。
就这样，为了让正统文化接纳奇异的楚辞，王逸对它进行了系统的收编。这似乎是我们再也无法否认的一个事实――异质文化要在大一统的王朝中获得一席之地，就必须接受主流文化的改造。这种改造有时是大刀阔斧的，有时却是秘而不宣的，有时是有意为之，有时却是在无意识中就已完成。王逸并不对楚辞进行文字上的删减或添加，而是通过具体的阐释来在儒家诗教之中为其推崇楚辞寻找根据。他刻意渲染了屈原的忠君思想，首次在文学史上把“颂神”置换为“忠君”，把“香草”理解为“品德修养”。而一旦这两套象征系统得以确立，《离骚》便立刻摇身变为一首纯正的政治抒情诗，屈原也即刻成为了儒家思想所梦寐以求的人格典范。同时，王逸又“巧妙地构建了楚辞与儒家经典之间的联系”。通过文字或句意上的比附来为楚辞进入正统文化进一步扫除障碍。此外，他还通过“比兴”的阐释手段，对楚辞中的宗教神话进行了消解，对一些意象进行了修正。终于，在王逸的这一番努力下，一部充满神奇卓异的原始情调，哀怨激愤的个人情致的楚辞“中正”起来了――她俨然成了一副中原打扮的女子，似乎再也不是那个奔放的吉普赛女郎。这种改造在强大的儒家文化占主导的语境中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楚辞能流传至今，能一直受人推崇，王逸的功绩可谓至伟。在汉以后的那段漫长的岁月里，后人对于楚辞的接受一般也集中于两点。一是将屈原作为怀才不遇的士大夫的精神支柱；二是发扬了“香草美人”的抒情和讽谏传统。纵观士人对于屈原的这种青睐，主要还是因为遭逢了相同的文化境遇，因为屈原的不遇的身世和报国无门的悲哀在历史上有着惊人的典型性。然而，上述两点只是把楚辞中所具有的与儒家思想相近的一面彰显了出来，而它作为另一支歌所蕴含的更可贵的能量和特质并不是这些，它对于中国文化更大的贡献，更源远流长的影响，更无法估量的滋养也不是这些。
或许可以这么说，被儒家文化所接纳的楚辞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她了，她那浑然一体的神奇而斑斓的色彩，那荒古而深邃的旋律，那出自至情的幽怨不平的倔强个性，已经被儒家纷纷繁繁的文化标签遮蔽得了无踪影。但这一切并没有销声匿迹，只是暂时潜伏着，并总是企图在儒家文化的隙缝中，在诗人的心里探出头来。
那是在德性理性牢牢占据统治地位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若隐若现的另一支歌，它幽幽地响起，诉说着另一个故事，另一种情怀，另一个世界。它的存在本身就是最大的意义――作为一个“他者”，它为实践性、理性化的中原文化提供了另一个维度，成为儒家文化的一面明镜，一种补充。
那是飘荡在中华大地上的另一支歌。
当儒家文化主动抛弃了宗教神性的关怀，建立起一套以德性为中心的伦理体系，自觉而彻底地走在祛除巫魅的路上时，她却在巫魅的世界里流连忘返，且行且吟，任情感之河恣意地泛滥，让心灵在经历了极度的激愤之后复归宁静。人类的历史证明，理性文化有利于科学和德性的发展，但它却不能从根本上排除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孤独感和挫折感。儒家强调要乐天知命，依靠道德实践和涵养功夫来消除现世的焦虑，但这种内在超越的途径要求异乎寻常的极坚韧的毅力，是常人所无法企及的。“楚辞文化最大的魅力，则在于它通过对宗教信仰的皈依，达到对现实苦难的超越，把受挫个体从现实中拯救出来。”《九歌》自然是一种原始宗教的天籁，而在《离骚》中，屈原通过在另一个纯净之地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建立起了面对污浊的俗世的优越感，通过宗教情绪的帮助，尽情地宣泄了自己的抑郁和愤懑，将自己的精神从崩溃的边缘挽救了过来――可以说，整首《离骚》是屈原通过对仪式的模拟潜入到原始宗教的圣地，从而实现的对自己灵魂的一次救赎。当然，楚辞文化不是一种纯粹的宗教文化，它已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中原文化中的现实精神，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给原始宗教文化保留了一块地盘：它总是在现实精神的极限处出现，支持个体的人格，安慰凡人的精神。这使得楚辞能够为个体提供更广阔的活动空间，同时也弥补了儒家文化最大的不足。匮乏就是一种期待，或许，儒家文化对楚辞的接受还可以做另一种解释。从本质上说儒家文化之所以接纳楚辞或许并不是因为它具有“教化”功能，而恰恰是因为它为社会个体，为那些苦难而无依的心灵提供了一个栖息之所，因为它通过情感的恣意宣泄建立起了一个有效的精神解脱机制。
具体到美学品质上，楚辞则以其丰富的想象和热烈的情思，突破了儒家理性主义美学的规范，开创了另一番文学图景。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离骚》把最为生动鲜艳、只有在原始神话中才能出现的那种无羁而又多义的浪漫想象，与最为炽烈深沉、只有在理性觉醒时刻才能有的个体人格和情操，最完美地溶化成了有机整体。”楚辞无疑为中国文学带来了另一种给养：那种汹涌而来的不加阻拦的情感波涛，那种随处迸发的驰骋不羁的想象，那种爱恨交织的跌宕起伏，那种人神相恋，上天入地，归去来兮的至情和神秘，无疑共同成就了中国文学源头的这部浪漫主义的传奇，共同浇灌了这朵怒放在温柔敦厚的诗教王国中的奇葩。楚辞无疑成全了后世一个个敏感率真、至情至性的诗人的魂魄，构成了中国文化审美的另一维。
当然，楚辞所展现的这种浪漫主义情怀是与它对个性的肯定相勾连的。儒家文化总体而言是排斥个性的，所有人都应该接受礼仪规范的约束，因为唯有这样才能实现井然有序的美好社会。但屈原凭着神性的支持，充分表达了自己的“狷狭之志”，张扬着自己不羁的个性，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与庄子的“法天贵真”、率性而为的个性美学有些相似，至少它们共同为中国文化增添了一种灵动的鲜活的张扬的不竭的魅力，这也是文学最需拥有也是最重要的魅力。
那是呜咽在中华大地上的另一支歌。
当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企图通过不同的途径来消解和超越人类所面临的苦难时，它却将这种苦难体验上升为一种悲剧意识，并使其喷薄而出，化为流转千年的一曲含泪的吟唱。悲剧性是人类所能达成的对现实存在的最本质的认识，是苦难意识的升华。对生存不朽的渴望，对理想的社会秩序的执着，对终极意义的追问，对情感的领悟等，都可以导致悲剧意识的产生。《九歌》所着力渲染的就是那种来自生命深处的悲剧感，而《离骚》中的三段式结构则使那种无法化解的现实之悲显得循环往复，像一个无法挣脱的漩涡，使全诗弥漫着一种难以自拔的悲剧情绪。而当屈原感叹道：“余故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时，则说明他对悲剧感有一种自觉的执着，这恰恰是悲剧意识的主要表现。
如果说中原文化没有给自觉的悲剧意识留下空间，那么楚辞的悲剧精神又一次填补了其不足。后世称得上悲剧诗人的，几乎没有不受楚辞影响的，如曹植、李贺、李商隐、秦观、纳兰性德等，我们都可以从其诗歌中看到楚辞悲剧精神的影子。正是这种对悲剧精神一往情深的自觉体验，使得中国文化在温柔敦厚和放任自然之外，具有了别一种沉重而冷峻的凄艳之美。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悲剧毫无疑问带有悲观和忧郁的色彩，然而它又以深刻的真理、壮丽的诗情和英雄的格调使我们深受鼓舞。它从刺丛之中为我们摘取美丽的玫瑰。”中国文学花园里那一丛丛红火的玫瑰正是诗人们用血泪泣成的，它们如此凄婉，又如此绚烂。当然，中原文化本就有苦难意识，但楚辞却使这种意识具有了切实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并使其上升为悲剧意识。这是楚辞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重要贡献。
楚辞在歌唱。那是长久以来回旋在中华大地上的另一支歌，一支不会被历史的潮水所淹没，不会被善变的人们所遗忘，不会被中原文化所吞噬的倔强而神奇的歌。并不是它施展了巫术，而是因为那歌声所承载的是隐藏在文化和人心深处的情感力量，是潜伏在生命的安稳背后的生命的飞扬，是“祛魅”时代汹涌着的“附魅”的冲动，是理性王国中浪漫主义的躁动和情殇，是阿波罗统治之下的狄奥尼索斯的不羁与狂放――即使身着中原的华裳，她却依然是那个来自楚地的神秘女郎，因为只要她一引亢高歌，弥漫在每一寸空气里的就是另一种曲调，而这所有的音符全都会化作火红的雨，一代代地滋养万物，带着那化不开的忧伤。
那是另一支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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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陆玲（1986.9-），女，汉族，江苏苏州人，硕士，南京大学文学院 ,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