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真伪后人知_一生真伪复谁知
时间：2019-01-30 05:53:5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提到托洛茨基或以他为首的“托派”，人们曾经往往谈虎色变。盖因自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以来的近八十年时间里，在不少人心日中，托洛茨基或“托派”都是反动或反革命的代名词。早在1929年10月的《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中，就有托洛茨基反对派“积极地在政治上，组织上，各方面来攻击党，破坏党”的定性。在毛泽东的著名文章《论持久战》中，甚至有“汉奸托派”这样的字眼。《野百合花》的作者王实味也是顶着“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罪名在1947年被枪决的。1991年2月7日，公安部正式作出《关于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决定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从这一决定中可以看到，王实味是个好同志的前提，是他“没有”“参加托派”，如果参加了，那就是死有余辜了!
人们在为王实味英年早逝扼腕叹息时，不会想到托洛茨基本人比王实味更富悲剧色彩。在几十午后的今天，人们几乎已经忘记了托洛茨基。人们知道十月革命，却多不知道正是托洛茨基在列宁不在的情况下领导了十月革命；人们知道苏联红军，却多不知道托洛茨基才是红军的缔造者，并率领它打败了英法帝国主义干涉者和白军，捍卫了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人们知道新经济政策，却多不知道是托洛茨基最早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人们知道斯大林是列宁的继任者，却多不知道托洛茨基在苏维埃俄国的地位原本仅次于列宁，他的肖像与列宁的肖像并排悬挂；人们知道苏联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性，却多不知道早在1930-1933年间，托洛茨基就在竭力争取德国工人阶级组织联合阵线，反对法西斯主义势力抬头，防止希特勒上台；人们知道新版《列宁全集》中文版共有60卷，却多不知道《托洛茨基全集》竟达150卷之巨，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艺术、教育等等几乎一切领域……
托洛茨基是如何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的呢?
1921年秋以后，列宁的健康每况愈下，后又突发严重中风，右肢瘫痪，口齿不清，有时甚至不能说话。1922年12月，列宁抱病重新审查了与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冲突的前因后果，终于明白了斯大林作为民族人民委员在格鲁吉亚的粗暴举动。他发现斯大林指控格鲁吉亚“分裂主义者”的罪名都是虚假的。列宁最终选择了与“托洛茨基同志一致”的意见，此前列宁因受蒙蔽曾在格鲁吉亚问题上支持了斯大林。除了这次的“格鲁吉亚问题”外，在“对外贸易垄断权”、“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优先地位”、“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对工农检察院的批评”、“党的官僚主义”等等一系列国内外重大问题上，列宁和托洛茨基也都是紧密合作，与之相比较，他们之间的所谓“不和”根本微不足道。列宁曾不止一次向党和共产国际表明，他认为托洛茨基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者。列宁在1922年12月23日至25日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认为托洛茨基是“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格鲁吉亚问题使列宁认识到了党的官僚化和滥用权力的严重倾向。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列宁说了这样一番话：“斯大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这个警告只是一种暗示，不是断言。1923年1月4日，列宁又在信中专门补充了一段对斯大林的看法和处理意见：“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一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位置，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列宁怕收信人对此掉以轻心，接着就强调：“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说，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这些话就是被后人经常提及的“列宁的政治遗嘱”。1923年3月5日，列宁感到健康状况已不允许他参加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了，便致信托洛茨基，要求他在大会上代为捍卫自己的立场。
但是，俄共十一大后斯大林担任了总书记，他领导的书记处(以及组织局)已经从政治局手中接过了绝大部分行政职权。斯大林利用手中的组织权力，大力提拔反托洛茨基的人，将支持托洛茨基的人免职。这一过程甚至波及到基层，不反对托洛茨基的人不能担任厂长、车间党支部书记、会计和誊写员等职务。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前，许多省代表会议的代表是在没有差额的情况下根据省委书记的推荐选出的。从1922年夏天起，省委书记名义上是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推荐选出的，实际上是由书记处任命的。
斯大林在政治局为了排挤托洛茨基更是殚精竭虑。自列宁病情加重不能参加政治局工作开始，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在政治局结成了“三驾马车”，很快又增加了布哈林、李可夫，扩展为“五人小组”，此后又拉拢托姆斯基、古比雪夫，形成了“七人小组”，即除托洛茨基之外的全部政治局委员再加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对此毫不避讳，多次直接用“七人小组”这个称呼。“七人小组”每星期二召开会议，政治局每星期四召开会议，以便提前协调立场。“七人小组”垄断了全部大权，当时的经济、政治、对外政策和共产国际的问题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最重要的决定和所有组织问题、党的干部任免问题，几乎全是“七人小组”事先决定好的。季诺维也夫后来证明，“七人小组”是瞒着全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实际领导，是有专用密码的真正的派别组织。在这种情况之下，将列宁极不利于斯大林的政治遗嘱在党内公布已不可能，更遑论执行了。而列宁在病中一再求助的，并决心与之――同反对官僚主义的托洛茨基，反被污以“反列宁主义”的罪名。
斯大林为首的官僚机器否决了托洛茨基在经济建设道路、党内民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问题等等领域的理论和提案，并发动了持续数年的批判托洛茨基的运动，最终于1926年褫夺了托洛茨基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并将其逐出中央委员会。托洛茨基在党的最高委员会上作最后陈词时警告各派说：斯大林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所有的反对派；而且，在一片嘲笑叫骂声中，他预言将有一系列血腥清洗，说其中不仅他自己的支持者，而且多数布哈林分子甚至斯大林分子都将遭到灭顶之灾。他还预言斯大林的胜利是短命的，斯大林体制将会突然垮台，彻底崩溃，因为眼前的胜利过分依赖暴力。很不幸，历史让托洛茨基成为了先知：斯大林三十年代的“大清洗”，将许多他曾经的对手和盟友送上了断头台；1991年，苏联解体。预言了这一切的托洛茨基在1927年11月14日被开除出党，罪名定为“挑起反革命示威游行和实际上煽动叛乱”。1929年1月20日，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苏联国境”。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刺客用冰镐暗杀。
关于对托洛茨基的评价问题颇有一番曲折。 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和斯大林以后的苏联以及后来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托洛茨基一直被当成反革命来丑化。在革命的旗号下，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歪曲无所不用其极，托洛茨基的著作被严厉禁止，阅读、传播托洛茨基著作者按反革命论处，轻者要监禁几年，重者要被流放，甚至判处死刑。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苏联开始为三十年代“大清洗”中的冤案平反为止。就在托洛茨基即将迎来公正评价之时，苏联解体了，托洛茨基因此未能在苏联的历史上获得一个正式的“官方平反结论”，可谓是不了了之。
就中国来看，对托洛茨基的评价，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研究的深入，几十年来有着一个逐渐的转变过程，早先的和今天的结论差别巨大。这些转变集中体现在毛泽东著作及一些官方的权威党史著作中。
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针对托洛茨基的注释是这样写的：
托洛茨基集团，原是俄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个反对列宁主义的派别，后来堕落成为完全反革命的匪帮。关于这个叛徒集团的演变，斯大林同志于1937年在联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里，作过如下的说明：“过去，在七八年前，托洛茨基主义是工人阶级中这样的政治派别之一，诚然，是一个反列宁主义的、因而也就是极端错误的政治派别，可是它当时总算是一个政治派别……现时的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而是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用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
从这条注释可以看出，当时中共对托洛茨基的评价引用了斯大林报告中的原话，对托洛茨基极尽丑化诋毁，绝口不提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和苏联建设中的巨大功勋，强调他及其派别是“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工人阶级的“死敌”。
1989年以后，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遭到了空前挫折。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对托洛茨基的评价也发生了微妙的转变，这种转变仍然体现在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关于托洛茨基的注释修改为如下内容：
托洛茨基(1879～1940)，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列宁逝世后，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1927年11月被清除出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托洛茨基进行了许多分裂和破坏活动。
从注释内容的整体来看，对托洛茨基的评价依然是负面的。但请注意，相对于1952年版毛选中的注释，这里有两个改变：一、注释中加入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这句很重要的话，肯定了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军事领域的工作，而列宁历来高度重视托洛茨基的军事工作，差不多星主动地接受他在这个领域中的判断。二、删去了原注释中大量丑化和污蔑性词汇。
更大的改变接踵而至，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一文中，对托洛茨基的注释成为下面说法：
托洛茨基(1879～1940)，曾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列宁逝世后，他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在联共(布)党内组织反对派，进行派别活动，1927年11月被开除出党。
这条注释中又有了三个新变化：一、肯定了托洛茨基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领导工作；二、颇带蔑视色彩的“清除”出党，改为了较中性的“开除”出党；三、肯定了托洛茨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功绩，删去了原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了许多分裂和破坏活动”的不实之词。
就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的观点而言，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有这样的表述：“托洛茨基对大革命后期蒋介石、汪精卫两个集团的阶级实质的认识，对他们将要叛变革命的判断，对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错误的批评，有些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应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责。”
但是，注释中“列宁逝世后，他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这句致命的评价并没有改变。
就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就在人们以为托洛茨基的平反要等到下个世纪才能解决的时候，《毛泽东文集》第六、七、八卷出版了。在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文和第七卷《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均有对托洛茨基的注释，对其评价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托洛茨基(1879～1940)，十月革命时，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后，曾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1926年10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1927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撤销他的执行委员职务，同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29年1月被驱逐出苏联。1940年8月在墨西哥遭暗杀。
新注释中最最重要的，就是删去了旧注释中“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的评价，这等于否认了这一说法。事实上，我们从《列宁全集》中收录的大量有关托洛茨基的文章和信件中可以知道，托洛茨基在一系列大是大非面前是列宁最可信赖的战友。
其次，删去了原注中“在联共(布)党内组织反对派，进行派别活动”的评价。托洛茨基始终认为自己是布尔什维克的一员，他与斯大林的斗争是党内斗争；他从不笼统地否定多数派(先是“七人小组”，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与斯大林破裂后，则是斯大林与布哈林的中右派联盟)的政策，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指出对方的错误，阐明自己的观点。他对多数派的批评都是一种建设性的批评，这与多数派一味谩骂、固执己见的作风大相径庭。
第三，新注释中对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之前及之后各个领域中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逐一点出了他所担任的重要职务。
第四，使用了“遭暗杀”字样，体现了中共对托洛茨基之死的同情。
至此，中国共产：党终于对托洛茨基有了一个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但是，想要扭转几十年来根植于人们头脑中被歪曲的观念恐怕比修改毛泽东著作中的注释更艰难。这需要史学工作者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让历史中不再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这是当代史学工作者的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