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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芝青办报,要每个字都对人民负责]在我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什么负责

    时间:2019-01-30 05:55:0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今年是担任过《抗战日报》(《晋绥日报》)《新华日报》《光明日报》《大公报》总编辑,并在《人民日报》作过副总编辑,在“文革”后创办《财贸战线》报的常芝青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以下三篇纪念文章,前两篇的作者已经故去,其中两篇是未曾发表过的旧稿,最后一篇是常先生之子于十八年前所写。这三篇文章透露出的这位老报人的精神境界与行为方式,应给今人,尤其是新闻界的同行们作一镜鉴。
      
      
      
      
      
      
      
      
      
      
      
      
      
      
      
      编者
      
      
      
      常芝青办报,要每个字都对人民负责
      
      常芝青是我的舅舅,他已经去世十八年了。他为党办了一辈子报纸,他办报提出的要求是:每个字都要对人民负责。我们一同住在北京三十年,以前我常去看望他,但交谈的机会很少。每次去,他都在忙报纸的事。我早就想给他写点什么,可是不了解他的工作和思想。每次去他那里只有他问我几句话的时间,没有我和他交谈的时间。后来,他有空了,那是他在医院治病了,我去看他只想为他服点务,不想再提往事,让他着急或伤感。就这样我失去了了解他的宝贵时间,他也失去了让人了解的机会。一个在党的报业干得轰轰烈烈的报人,却默默无闻地离开了世间。他也没有留下自己的著述,因为他的可利用的时间都给了报纸,都去琢磨报纸上的字,就没有挤出时间去琢磨留下关于自己的字。
      最近我看了新华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的《常芝青传》,才明白他天天和字打交道,就是要实现他自己提出的:办报“每个字都要对人民负责”。他办过《抗战日报》,任副总编辑、总编辑、1946年改为《晋绥日报》,任总编辑,后来又办《光明日报》《大公报》《人民日报》《前进报》《财贸战线》。他讲过多次办报方针,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每个字都要对人民负责”。他办的最出色的报要推《晋绥日报》。
      《抗战日报》1942年创办,这年下半年常芝青就任报纸的总编辑,由于当时的报纸在鼓励根据地抗日军民的斗志和信心,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方面卓有成效,敌人怕报纸,经常逐门挨户搜查,并高价收买,规定每张《抗战日报》10元或两斗小米。报纸成了抗战强有力的武器。在创刊二周年时贺龙同志以《强有力武器》为题写道:“抗战日报犹如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一面旗帜,广布新民主主义光华,团结着晋西北的群众奋斗前进”。(《常芝青传》,新华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52页。以下引文只注页码)他把这话作为党的要求,总结经验,不断改进。
      到了1946年7月1日,《抗战日报》更名为《晋绥日报》,常芝青在这天的社论《本报今后的任务》中说:“本报将一本初衷,无条件的为我全晋绥人民服务,晋绥人民的利益,就是本报的利益,晋绥人民的疾苦,就是本报的疾苦,使之真正成为人民的喉舌”。(第73页)什么是他说的“一本初衷”呢?在二十多年后他回顾历史时说:“办报要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这条办报宗旨,构成了常芝青新 常芝青先生(1911~1985) 闻观的核心。在以后数十年的新闻工作岗位上,他都始终坚持这一条。有了这个根本观念,他才会每个字都要为人民负责。为此,他们发动和主持了“反客里空”运动,创造和使用了“编者按”等新闻体例。经过十年办报的经验总结,他更明确了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办报;坚持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原则;报纸要充分反映人民的呼声和要求,树立与坚持新闻的真实性的原则;敢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第104页)
      1947年9月以后的三个月中,《晋绥日报》在有关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的宣传中出现了包含“左”倾错误偏向的报道和编者按,1948年初,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为纠正这种“左”的偏向,发了一系列指示,常芝青组织报纸工作人员学习、总结经验教训,在《晋绥日报》上以编辑部的名义做了长篇检查。
      1948年4月2日,毛泽东接见了《晋绥日报》的编辑人员,对他们的办报经验给予了充分地肯定和赞扬,也指出了不足之处;并系统地论述了党报的性质、任务以及办报路线、风格;指出编辑要向群众学习。(第100页)毛主席问了他们每个人的名字,诙谐地和他们谈话,(见《毛泽东选集》中《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当张子意同志介绍常芝青是《晋绥日报》的总编辑时,毛主席说:“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看来很有点学问,有点马列主义嘛!”
      对人民负责就要为党培养人才,就要鼓励人才成长。要培养人才,善用人才,只有出以公心,才能做到这一点。曾任新华社驻巴黎首席记者的杨效农,工作上很有创造性,常芝青在工作中更多地督促他、严格地要求他。四十年后杨回忆往事说:“1942年夏秋之交,在小庙边的一棵树下交谈,他要我克服知识分子从旧社会带来的孤芳自赏、自命清高的缺点……要全心全意献身党的新闻事业……这是一次我毕生难忘的交心谈话。”后来,常芝青介绍他人了党。俗话说,处以公心用人才,处以私心用奴才。“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说常芝青过去办报是靠一帮黑笔杆子,他反驳说:“没有笔杆子,怎么办报!”
      为党选拔人才,是办好报纸的一个重要工作,人才是个培育、成长的过程。著名美术家李少言在五十年后的1994年5月5日忆起常芝青说:“我一生很幸运,遇上了两个关注我并影响了我一生的人,一位是贺龙同志,一位就是常芝青同志,他们都鼓励我搞创作,到西南《新华日报》后,芝青同志一再督促我搞创作。”
      1949年12月10日他出任了《新华日报》的总编辑。从农村到城市(重庆),环境变了,工作重心变了,办报也要跟上变化。他及时总结经验,吸取其他城市报纸的优点。一年后他在总结工作时提出:“报纸存在的缺点是联系实际不够、联系群众不够、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够,并针对性的提出了改进措施。’’(第143页)
      他注重开展通讯工作,充分发挥编辑人员的积极性,他率先向地方派出记者,建立记者站,抓住典型在报纸上开展讨论,他鼓励编采人员经常深入工厂、农村、街道,同群众打成一片,交知心朋友,深入采访,搞好调查研究。为培养干部,他把记者派往工厂兼职。1953年到四川长寿县委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的一位同志,13个月中写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和情况反映,还写了二十多篇评论。培养年轻编辑记者,他既放手又认真。彭雨同志回忆说:“我从事编辑工作才两年多,让我写社论,未写过,很胆怯,他向我讲要点,我写出来他审改。第二天稿子拿来时,一篇千把字的文章,从头到尾改得密密麻麻,几乎全部是他重写的,但他却说,多写几篇。以后就有谱了。”
       他在繁重的领导工作中,要分出很多精力去培养年青人。许川说:“他改稿很挑剔,是面对面、手把手地教。从标题到内容,每一词句、标点符号,都是他逐一挑剔的对象。”他审稿从方针、政策的宣传,到文字表达,甚至标点符号,无不精心推敲,有时改的多了,排字车间的同志啧有烦言。他让记者向工人解释清楚,他就是为了要对每个字都负责任。只他一个人力量小,要培养报社的更多编 辑记者。经过三年左右的工作,在常芝青亲自主持下,《新华日报》在全国成为年轻干部成长最多、最快的报社之一。很多二十几岁的人,从事新闻工作不过三四年,就能担当起组长(相当现在的部)的重任。他这样做是为了使报纸的每个字都对人民负责任。他对一位中级干部所写的社论清样上,也会批上“文不成章”,退回重写的字样。
      对人民负责,错了要承认,要及时改正。有一段时间报纸上出现的“更正”较多,他很重视,写信给编辑部主任说:“报纸上更正太多,如果容忍这种现象自流地继续下去,我们就要犯政治错误。”他说:“首先要从领导思想上检查,努力改正”。他对小错不放松,强调要从思想认识上重视。他要求每个字都对人民负责,首先是他的心每刻都是在对人民负责的。
      实事求是,用事实讲话,但又要有指导性。当年的一位记者三十七年后回忆说:有两件事令他铭记不忘。“1953年互助合作运动,我写了一篇通讯,午夜时分,被叫到总编室,拿到那篇报道,只见小样被杠杠、写写、剪剪、贴贴,重改了一番,他肯定了通讯报道的意义后,反复说明改的理由。他说,新闻报道固然要尊重事实,用事实讲话,但事实本身要具有指导性,否则只是‘纯客观’报导,而缺乏思想性和政策性;又说,对新生事物要赞扬,但又不能因为是新生事物,就一味说十全十美,要具体分析。”这位同志(徐正)说:“如果我们的新闻工作始终能坚持和发扬这种精神,也许就不会吃‘假大空’,或宣传上‘一阵风’的亏了。”
      对人民负责就要做“冷静的促进派”。在大跃进的年月,他一面为发展的形势所鼓舞,同时也冷静思考。1958年末,他回顾总结一年的思想和工作,写道:“在全面跃进的形势面前,有的同志难免头脑有时要发热,应当做到心情热烈,头脑冷静。”他决心自励自勉迎接新的一年。1959年上半年,党中央号召全国各地继续跃进,同时努力领导全党开始纠正已经察觉到的错误。他以一个老革命、老新闻工作者的坦诚和勇气,在年初召开的全国各省、市、区财贸书记会议上公开检讨了报纸在宣传上出现的问题。在财经宣传中他力避浮夸不实和说大话、鼓虚劲的时弊。在报社的运动中,他对人更为慎重,社内没有定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3年7月4日,他写了一篇文章:《办好报纸的指针》,文章中说:要办好报纸,首要的是解决政治方向问题。我们的报纸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是报纸的一项经常的最重要的任务。同时,他指出,报纸在反映实际情况和宣传贯彻党的政策时,不论在什么时候,都必须防止和反对“左”的倾向,又要防止和反对右的倾向;还特别提出,我们不是靠“哗众取宠”和“耸人听闻”吃饭,而是,“靠真理、靠科学、靠实事求是吃饭”,“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报纸还应当起到一种活的教科书的作用”。(第272页)
      1963年―1965年,他带领工作组在山西忻县专区原平县下薛孤村公社搞“四清”,工作中有些队员急着想出成绩,建议他要把运动搞得热烈些。他总是开导大家,“各家有各家的情况,搞运动不能攀比,如果我们掌握政策不准确,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过去我们这方面的教训够多了。”下薛孤村的运动稳稳当当地深入地进行下来。他实事求是,以对群众负责的态度搞运动,三十年后,队干部任虎绪回忆“四清”运动,还感慨地说:“常芝青同志在‘四清’运动中,对党的政策理解得深,把握得好,凡事都能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说起来好说,做起来可不容易啊!我们周围的村有逼死干部的,我们村不但没死人,还没伤害一个干部。”(1995年3月6日回访)
      和他一起工作了二十多年的谢牧同志在《他树立了优良的报风》的文章中写道:“他不图虚名,不尚交际,更不沽名钓誉,标榜自己。毛泽东同志《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发表时,他是该报的总编辑,他除了在《谈话》发表十五周年时,应约写过一篇纪念文章以外,我没有听过他在其他场合谈及这类往事”。
      这是我知道的他为文、为人的一些点滴,也是我永志不忘的。对他的为人、为文,我了解得太浅、太晚,深深地感到遗憾。此文算我补憾于万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常芝青主持工作达九年的《大公报》于1966年9月10日停刊了。后改名为《前进报》。很快中央决定调常芝青到《人民日报》工作,他在那里只干了三四个月,就被揪回原《大公报》挨批斗去了。他还坚持实事求是,他也反思自己的过去,检讨工作中的问题。他还想有朝一日再办报,人家批他,“你现在还能当总编辑吗?”他说:“现在我不行,你也不行。”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还是一名共产党员,这是谁也剥夺不了的,我还要为党的事业而奋斗……”
      1978年2月,姚依林同志请他再办报,并说:“你过去是大报总编,现在请你来办小报,真有些委屈你了。”他说:“这无关紧要。十多年没事干,现在又能办报了,由小到大,逐渐发展”,又办起了《财贸战线》报(1981年改名为《中国财贸报》)。他身体已经不支了,1980年以后他离开了办报工作。
      (2003年11月25日苹)
      作者简介:刘永平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党组原副书记、副院长、研究员,山东德平县人,1934年9月出生,1951年参加革命工作,2005年4月10日因病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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