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古老哲学传统的转向 生活处处有哲学作文
时间：2019-01-30 06:06:5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世界的每一天都带来新的技术并不可避免地淘汰一批老化、过时的东西，哲学大师德里达的学生与好友贝尔纳・斯蒂格勒在他的重要的哲学著作《技术与时间》里这样说。事实上，在可读性方面，它算不上一本好书。有句对读书人告诫的话：如果你要想头疼的话，就去读读亚里斯多德的《工具论》和黑格尔的《小逻辑》。其实，回眸20世纪的许多哲学著作，从萨特、胡塞尔到德里达、海德格尔，他们的书都是让人头疼的。但是不是可以说，正是因为头疼的问题才有了让人头疼的书?那么从亚里斯多德延续至今的头疼问题是什么呢?
人对自己创造物的理性沉思并提出某种有损于人自信心的论断的大概是卢梭。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又名《论技术进步是优化风俗抑或伤风败俗》)中用一种怀疑与质问的口吻来追问人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卢梭可以说是人类学之父，尤其是他第一次把人是什么的问题引进哲学问题的领域，也就是把它作为先验的问题提出。“我觉得最有用而又最落后的人类知识就是关于人的知识”，这就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一书的卷首语。按照卢梭的说法，人种的一切进化都使之远离最原始的状态，也就是说，就人本身的发展而言，一方面是存在与起源，另一方面是时间以及脱离起源的沉沦。“人类灵魂的外表已变得面目全非了，最初是一个完整而纯粹的起源，随之而来的是变质、腐败、混杂与沉沦”，那么“人怎样才能透过时间与事实在它原本的构造中造成的变化，从而最终看到自己的变化呢”?这就是卢梭尽可能表达的观点。
卢梭的这个观点，承上启下，代表着一个古老的哲学传统，这个传统所包含的就是在人的世界里把握存在及人的本性，它可以溯源至柏拉图的《美诺篇》与《斐德罗斯篇》里关涉的形而上学问题乃至更远。巴门尼德(Parmennids，鼎盛时期在公元前500年左右)为西方哲学史展开了一个最庄严、最高贵的命题，即“存在者存在，它不可能不存在”。后来的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斯塔盖拉人)坚信，必有一门科学以分离存在但又不运动的东西为使命，这就是他理解的形而上学。欧洲人喜欢称亚里斯多德为斯塔盖拉事件，则在于是亚里斯多德以形而上学这个名义成型了一种经验世界的方式，使他后来的西方人得以依赖形而上学而思想而存在。在《斐德罗斯篇》中，柏拉图曾指出，技术(工具)化就是丧失记忆。早期哲学家与诡辩论学者的争论，就指责文字记载的记忆威胁着知识回忆的记忆，记载记忆有玷污回忆记忆的危险，以至将它毁灭，技术最终会导致丧失原型记忆。从此，技术化使西方的知识走上一条遗忘自身的起源，也即遗忘自身真理性的道路。斯蒂格勒给我们指出，这个传统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人与技术的问题：人始于何处终于何处?技术始于何处终于何处?
对这个人类的诘难，构成西方哲学史的一切思想的根源，尤其是现代化思想的动力：笛卡尔、康德、黑格尔、胡塞尔、尼采、马克思、海德格尔等无不在探讨这个问题。西方哲学史的这个传统代表了哲学关于技术的陈述的典范，它借助一种虚构或神话，讲述纯粹自然的人怎样被沉沦、文化、技术与社会化、异化所取代。根据列维―施特劳斯的观点，这个哲学传统是现代科学人类学的思考：他把存在的历史作为遗忘来思考，实际上就是把处于原始技术背景中的时间作为对起源的原始遗忘来加以思考。海德格尔之沉沦其实就是人沉入技术世界，并对此持有深深的忧虑。熊伟先生在《海德格尔是一个哲学家》一文中指出，海德格尔后期思想尤其要求人从“物”、从技术的奴役与重压下解放出来，因而转向早期思想中大讲“在的澄明”境界。他还引用海德格尔1972年赠给他的法国诗人朋友夏尔(Renè Char)的七首散文诗的第三首《暗示》：算计的人越多，/社会越无度。/运思的人越稀少，/写诗的人越寂寞。/心中有数的人越走投无路，/越感到有救的暗示之辽远。斯蒂格勒指出，海德格尔的忧虑源于他“将技术置于一端，使其本身不成为个体化的构造因素”，这样的配置本身仍属自亚里斯多德所始的形而上学。如果说“此在”的意义在于“在世”，那是因为人的“技术性”使之不得不存在――技术先于“此在”。虽然海德格尔指出时间是此在的根本存在形式，但他并没有正确估价技术之于时间的决定意义。事实上，技术(工具)就是人的内在动力。
对人与技术的问题，海德格尔承继着从柏拉图到卢梭的形而上学传统，“海德格尔对遗忘与过失的沉思本身存着遗忘与过失”。德雷万斯在《从technè到技术》中说，“《存在与时间》究竟是与技术相抗争还是为其鸣锣开道，这一点并不十分明确”。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了海德格尔的偏差、缺陷。技术的问题在海德格尔的理论中几经变化。从《存在与时间》开始，他当时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澄清“现成在手的存在者”――工具或“什么”――的本体论特征，而符号本身就是一种工具。他的思想实际上仍然停留在逻各斯与技术的传统的对立上。显然在《存在与时间》之后，海德格尔曾运用不同的术语批评了从目的与方法的范畴出发对技术问题所作的分析，然而这仅仅是为了指出这类分析对技术提出的器具观念，至于器具本身的方法论含义，他并没有否认。自柏拉图以来，形成了这样一种形而上学的幻觉：把语言作为人类表达的方法，而不是人类自身的构造因素。海德格尔对这种幻觉作了大量的批判，然而他却犯了同样的错误，以至把器具与方法相等同。这一点在哈贝马斯那里也有所展现。哈贝马斯从方法论范畴出发来分析技术，例如在《技术与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中指出：随着现代技术的诞生，出现了技术力量的倒置，变成了一种政治统治的手段。事实上，器具性恰恰是语言本身具有的，但我们并不是要去抵抗语言的器具性，而是要拒斥将器具简单化为一个方法的范畴。但不论是海德格尔，还是哈贝马斯，他们都把语言、人的技术化视为一种堕落。就此而言，他们都还停留在最古老的哲学传统之中，因此，斯蒂格勒充满豪情地宣布他将在《技术与时间》中展开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
斯蒂格勒以及被他称之为停留在古老传统中的人们共同面临的一个人类背景，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变得日益清晰。工业文明或工业文明的实践模式，主要是技术、商品、理性化三大要素构成，它大大拓宽了人们的世界图式，显示了人类征服与改造自然的强大能力。同时也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哲学的主题历来是围绕人与世界的关系展开的。但当代在技术支配下的世界的主要矛盾，已不是传统的人与自然界的矛盾，而是转化为人同自己创造出来的世界的矛盾，即人同自己的活动及其产物(人化世界)的矛盾。技术产生了各种各样前所未有的新型装置、机器被应用于流通、交往、视、声、娱乐、计算、工作、“思维”等一切领域，在不久的将来，它还会被应用于感觉、替身(模拟现实、遥感)以及毁灭，而最耸人听闻的成果无疑是遗传操纵(克隆)。遗传基因的操纵直接影响到人类个体的生理组织。人特有的记忆与基因的未来，也就是影响到人类“最自然”的实体与本性。但，什么是“本性”?从柏拉图、卢梭到海德格尔，那个古老传统所确认的纯粹自然的本质，在技术化的今天能否可能?因而作者提出的问题是：超越技术之外的人性是否可能?
斯蒂格勒带着我们走进古希腊神话。古希腊的技术神话给欧洲语言留下了两个得自神的共同概念：普罗米修斯原则和爱比米修斯原则。他们代表着人类起源的缺陷。在很久以前，世界上只有众神，动物尚不存在，后来众神用土与火在地底下造出了人。众神委托普罗米修斯与爱比米修斯兄弟俩适当地分配给每一种动物一定的性能。爱比米修斯向普罗米修斯要求独自揽下这份差事。在性能分配过程中，爱比米修斯尽可能考虑到机会均等，不让任何一种类死亡。然而他却留下了一个致命的遗憾：他忘记了人类，他没有分配给人类任何性能。当普罗米修斯来检验爱比米修斯的分配结果时，他看到的是赤身裸体，一无所有的人类。为挽救人类而操劳的普罗米修斯从赫菲斯托斯及雅典娜那里盗取了技术的创造技能及火，并送给了人类。宙斯闻之大怒，从此被缚于山崖的普罗米修斯遭受老鹰啄食肝脏的惩罚。但这个惩罚的源头却因爱比米修斯的遗忘而起。因此，人类是双重过失――遗忘与盗窃的双重产物。爱比米修斯把人类遗忘，这过失是一个偶然事件，但对人类而言，从起源开始，就是一个有缺陷的起源。
对古希腊普罗米修斯上述神话文本的解读，使我们触摸到人的限度：其一，在与动物的比较中，就起源而言，人没有任何与生俱来的属性，它的属性是一种因过失、缺陷而致的被给予，人是一个有缺陷的存在。其二，人必须远离缺陷，远离的方式就借助普罗米修斯的火与技术创造技能。所以说没有技术就没有人。由此技术神话出发，斯蒂格勒借助西蒙栋、吉尔和勒鲁瓦―古兰等人类学、民族学、史前史学家有关技术进化的理论，使我们对人类起源的这一缺陷有一个更完备的认知。西蒙栋在《技术与物体的存在形式》一书中明确指出，“如果说技术会带来人或文化的异化，那么其原因并不在于机器，而在于人们对技术的本性及实质不理解”。认识机器的本质，并进而认识一般意义下的技术，这就是认识人在“技术整体”中的位置。事实上，普罗米修斯和爱比米修斯两原则标志着人的代具性存在。这种代具性简而言之，即指失去某个肢体的躯体对某种不属于躯体本身的外部条件的依赖。人只有依靠技术，运用工具以补身体之不足。按照生物学的解释，任何物种所具备的一切特征均先天地包含在胚胎(种)之中，其生成无非就是通过不同阶段的发育，展示物种生来具有的特性。哲学对人本性认识的那个古老的传统，几乎都恪守这样的一个思路。然而就作为有缺陷存在的人而言，它的特性并不是一开始就具备，它就是无属性。作为人的代具性技术没有一个无所不包的种，技术的发展生成过程就是技术的生成过程。因而人的代具性决定人必然随技术的发展历史，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获得自身的属性，这就是“后种系生成”概念的全部含义。
这样，我们就获得一个新的世界图景：人是一种缺陷存在，技术弥补、承担了这一缺陷；依附于技术并与技术共存的人的本性就是时间；每一天都带来新的技术并不可避免地淘汰一批老化、过时的东西，是技术(工具)给人类提供了一个不属于任何个体的记忆时空。这就是人类自身。
哲学从来不放弃对问题的追问。在技术给人类带来深刻影响之前，人们在寻找一个纯粹自然的人的存在，并形成一个古老的传统；技术泛化之后，人们延续这个传统并在技术的后果中寻找人的本性；斯蒂格勒则告诉我们，人的本性就在技术之中。这个传统的转向，却把一个反叛性的命题呼啸着带到我们面前：永恒不变的人性是否存在?建立在代具(技术)之上的人的本质，毫无疑问要随技术不断否定自身并不断革新。这个时候，哲学是不是在怀疑与批判中走到了它的反面?尼采在《人性・太人性》里有一段很精彩的话，大概能说明点什么：“哲学家有一个通病，即他们从现有的人性出发，以为可以通过关于人的分析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在无意中大致把‘人’视为永恒的真理，作为一切纷繁漩涡中不变的实在，作为万物可靠的尺度。然而哲学家们关于人的一切论断只不过是在一个有限的时间范围内对人的见证。……但是，一切都来自变化，既没有永恒的现实，也没有绝对的真理。”尼采的话与斯蒂格勒的反叛性命题，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技术与时间》，(法)贝尔纳・斯蒂格勒著，裴程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