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事不过陈平原】茶人茶事陈平原

时间：2019-01-30 06:07:05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印象中，陈平原是颇为“多事”的人，“事”，倒不一定是那种“是是非非”的“事”，而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的“事”。想一想，多少年来，平原君给我们找了多少事啊!但也不知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这些事，十有八九还真给他闹成了。闹出名堂、闹成气候了。说“闹”，也许又有些不雅驯，须知，我这里是《费曼先生，别闹了》的那个“闹”的意思。当然也还是亏了他的“闹”，陈平原要从此不“闹”，学界不免会寂寞，想一想吧，从80年代中期起，陈平原与钱理群、黄子平诸君便曾大“闹”出手，祭出了一个什么“中国20世纪文学”的名堂，好家伙，一时轩然大波，引起诸路好汉的万丈豪情，家家昆山之玉，人人灵蛇之珠，陈更从此云帆沧海，一发而不可收，多年来文武昆乱，计有：重建学术规范、千古文人侠客梦、学者的人间情怀、从文学史入学术史、关于北大校庆日的考证、触摸历史，凡此等等，或震动一时，或余韵悠悠，或独树一帜，或此呼彼应，皆是在学界掀起了阵阵风沙、片片涟漪。据陈君的学生们(如余杰在《冰与火・先生意气》中)说，陈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即是“好玩儿”，奈何，奈何?
　　手边新拿到一册此君的《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看一看书名，翻一翻目录，不觉哑然，转而一想，却也并非无理，倒像是风雨兼程行色匆匆的陈先生……
　　从书名看，陈此书应是谈“文学史”，然而目录翻开，却是赫然的“三位一体”：文学史、小说史、学术史。虽然名目不错(第一辑，文学史叩问；第二辑，小说史叙述；第三辑，大学史寻踪)，然而陈把不相干学科的论文集于一册，会不会是时下流行的做法――戏不够，龙套凑?这种“拼贴”之法，近年来使无数英雄折了腰。然而，了解陈平原多年来的学术思路，就明白陈的这种编纂是有充分必要的。陈治学本就有些不拘一格，这大约有两方面缘故：一是好玩；二是融会的必要。“好玩”的背后其实是陈的“人间情怀”。陈，当下文界之一大伤心人也，寻往探胜、存幽继绝，从其学术史研究中尤其斑斑可考，因之行文处时见侠骨柔肠，从鲁迅处得深峻，从胡适处得温婉，从章太炎得激切，从苏曼殊得绚烂瑰丽……近读其在《文汇读书周报》所写《掬水集之八》，对日本学者把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称为“悲凉之书”别有会心，称叹不已，大约即是浇到自己心中磊块。“融会的必要”，盖由于百年文学史本就新旧杂陈、中西合璧、文武并施、学文共济，故治此一段雨雪阴晴者，非得有点出经入史，融会百家，昆乱不挡的本事。多年来陈也就是这么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而万变不离其宗地过来的。客观上文学史的“形成”就有这些“建构”，故治之者理应也得有这些“建构”，故今我等欲了解其这一段心路历程，也就得知道这些“建构”。套一个时髦的词，这是陈的“谱系”，但它首先是从时代的“谱系”过来的。
　　“文学史叩问”，特别显出陈为人的笃厚迂执，为把“中国20世纪文学”说法落实而非流为口号，陈至今仍在此一隅“挖山不止”，而当年的响者云集今已大半走散。在此一辑里，陈从文化背景探讨文学史学科的合法性，从历史角度追溯其建树历程，引鲁迅、王瑶等对文学史的经典研究，以证先哲在此已有不凡成就；并旁溢至海外今古，以求打通治此一段文学史的眼界思路。《鲁迅》一章尤见烟水迷离之至，既层层拨开鲁迅治文学史的种种缘与无缘，备具“温情与敬意”；又似在昭示一种文学史著述的新体例。我总觉得，在对于文学史学科的看法上，陈似有某种“症候”(阿尔都塞)，一方面力陈在新语境中文学史学科建立的合法性，另方面又对“文章流别”式的中国特色的消解退却，有种“无可奈何花落去”式的眷恋。陈看鲁迅多，“中间物情结”不免上身、上手。
　　小说史本为百年文学史之重头戏，陈更将其文学史功底，训练“搏兔”于此，除《科普》、《武侠》、《雅俗》诸章不免令我咨嗟外，其他，尤其《关于苏曼殊小说》，堪称全书之华彩乐章。上述三章虽学术其里，而且显示韦伯式的敏锐细腻的社会学视角外，毕竟在文学史研究传统中出现这样的主题，不异空谷足音。虽然陈说得热烈，“闹”得起劲儿，还一反惯常地配了大量图画，以求尽力“触摸”历史，但总还是给人体例不纯之感。不过陈主观上若是欲以此作一种文体“实验”，则也无可厚非。《清末民初言情小说的类型特征》就很“好玩儿”，兴高采烈而不失精到，百年文学史写作终已进入微观层次，其间尤以采叙事学视角，辨析类型的微别，给人印象深刻。陈并无标榜“中国叙事学”，而中国叙事学在其《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已起碇，此处乃驾轻就熟，牛刀小试。清末民初言情小说实为小说史、白话文学史转折之一大关捩，今人津津“五四”而忽此，有似扪毛而未入骨。
　　看陈平原之大学史，予谓一词足以当之曰：孤军深入。大抵做学问者，不可不深，不可太深。不深者，所谓肤浅；太深者，不免孤独。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孤独；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孤独；春日解鞍芳草岸，花无人戴，酒无人劝，醉也无人管的孤独；以及生活之树常青而理论之树灰色的浮士德式的孤独。平庸如我辈，作学问不喜欢太热闹，却也受不得太冷清，无人喝彩。倒不为虚荣，而是不免缺少自信，跑出来这么远了，四顾无侣，不免悲从中来，念天地，伤来者，且不知其社会价值当几何?悲剧在于，这辈子在作下辈子的事，绝学可悲，孤学亦可悲。寅恪大师犹有“吾侪所学关天意”的自信，可这陈平原，所为何事来?相当一段时间，翻来覆去，我找不出他对这大学史的笃厚兴趣来自哪里。一般迹象却也明显，比如为北大百年校庆。但我总不信这样的原因会驱使他如此投入，缒险凿幽。我们读《气球、学堂、报章》、《中国大学百年》等带浓郁考据意味的文章，不禁感慨系之：其险也若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如陈之专业就是治中国教育史，则也不奇怪，虽然他在此一域的积累与卓识也足令人惊叹，但在我看，陈于此毕竟是反串，而执着如此岂非走火入魔?原因何在?表面看，迷恋，无可救药的迷恋，陈所患乃真学者所易犯的“爱智癖”，但求真、知而无功利。鲁迅曾说：“盖仅以知真理为惟一之仪的，扩脑海之波澜，扫学区之荒秽，因举其身心时力，日探自然之大法而已。尔时之科学名家，无不如是，……试察所仪，岂在实利哉?”。陈本“多事”而“贪玩”，大易坠此魔道。然而鲁迅又说：“故人有谓知识的事业，当与道德力分者，此其说为不真，使诚脱是力之鞭策而惟知识是依，则所营为，特可悯者耳，……盖科学发见，常受超科学之力，易语以释之，亦可曰非科学的理想之感动，古今知名之士，概如是矣。”(《科学史教篇》)其实往深层看，陈的“好玩”，表面现象也，同许多大家，迷恋背后有大情怀，如一粒“铜豌豆”。还是那个余杰，在评价陈独秀作文字学研究时，有一句话搔到痒处：“热性的陈氏为何偏偏选择这一冷性的学问?……但知觉告诉我，陈氏的选择决非偶然。”(《火与冰》第236页)
　　陈在与本书颉颃上下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一书中，已呈本领域研究的王者相，本书《中国大学百年》诸篇颇具形上意味，它从横向(发达国家)、纵向(中国传统)，这一比较教育的框架中映照今后教育路径，其“问题意识”之沉痛剀切，其应对思路之登高望远，比之今日“应试”、“素质”之腾嚣众口，实胜出多多。陈是从学术史、学制史角度探讨中国现代化的艰辛历程，述往事思来者。举世滔滔，陈却在此灯火阑珊处布下一旅哀兵，因为教育本是最能观察文化症结之所。陈在《中国大学百年》中说：“也只有在百年中国的叙事框架里，有些长期困扰学界的问题，才能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百年中国大学，值得说的，实在太多了。……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学术课题的‘大学’，不仅仅属于高教科研所，而是属于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陈之多事，一至于斯!
　　陈在《后记》中好意告诉我们：“不妨以泰然、坦然心境去迎接新世纪的太阳”。说一说罢了，有他陈平原君终日忙碌在前，恐怕我们总会有事要做，闲不住的。
　　(《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陈平原著，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定价：2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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