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的操作型理论] 和谐社会不提了 做梦了
时间：2019-02-02 05:42:4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前两年，我对社会学界提出的“社会共生”理论写过评述，奉其为“和谐社会的发展哲学”。可惜，此论至今尚未获得充分展开。缺乏细部描写，尤其是欠缺可用于解读和解决中国当前社会矛盾的分析框架和操作策略。李强的《社会分层十讲》(以下简称《分层》)适时地填补了这一空缺，为社会学对中国社会的发言立论开拓了广阔的空间。
分层理论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社会学的“显学”，可对中国社会而言还是“新学”，这不仅仅是学分东西、闻道先后所致，更主要是因为社会发展程度不同，中国的社会矛盾在近二十年间才逐渐显现出来。这一时间错位不是主要问题，更尴尬也更严重的错位是：“中国目前正面临非常严峻的社会分层问题”(《社会分层十讲》P7，下引该书只注页码)，可“我们遇到的尴尬处境在于，当我国打碎阶级体系的时期，明明社会上已不存在经济意义上的阶级，但我们却在社会政策上大搞‘阶级斗争’；当我国从身份分层向经济分层演变的时期，我国最需要的是一个稳定发展时期，但这时却又是矛盾最易激化的时期。这就是中国在社会分层方面遇到的最大难题”(P324)。
无论社会分层问题多么严峻，论学却还得仔细梳理。这本书作者从分层理论的源头说起，先传统后现代，先冲突论、新马克思主义，再新韦伯、新涂尔干主义，之后是两个阶级结构测量模型介绍，最后是作者自己对中国社会分层问题的概括论述。如此宏观的展开，历史的描述，作者写来却条理明晰、脉络清楚，各种分层理论无分巨细，都给以了妥善安置和合理归位。一卷在手，一幅丰富而清晰的理论图景便了然于胸了。作者对分层专题各类著述的阅读之广和搜罗之富，令人叹服。每一章之后都附有两三页“参考文献”，其中虽多自我引用，但绝不是“恶意引用”，即为打自我知名度或杂志知名度所做的无谓乃至无赖式的引用，作者根本不必这么做。仅以英语文献一项，其引用既有近年的，亦有20世纪早期的。跨度达一世纪之长，于此即可知，这需要何等样工夫的广阅博览、何等样功夫的研读，再转化为笔下论述。
如果广阅博览主要凭藉工夫，那评价的准确和论述的精当则须靠眼光和见识了。社会分层研究，在国内几是一项前无依傍的开拓型工作，这就需要对西方传统和现代的各种理论的发展演变一一辨别，更重要的，还需指明这些理论对今日中国社会有无意义。有无意义的平衡把握，端在对中国本土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作者对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中国社会是有清醒认识的，对于分层理论解决社会矛盾、调节社会关系的功用和意义也是有自己成熟见解的。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分层》的阐述或作者的研究是有自己理论前提和理论预设的。作者明言：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学基本理论，是冲突论、功能论，还是互动论，采用何种分层标准，不可避免会涉及研究者的立场，任何社会学研究者都无可例外，“至于我们采用哪一种标准，那要看哪一种工具更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关系，更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P11)。因此，如何实现和谐社会，是作者研究分层理论的现实目标，建设中国和谐社会是《分层》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这样，我们便能理解，作者为何对功能论情有独钟，为何会给予新韦伯主义尤其是新涂尔干主义以更多的篇幅和更高的评价。当然，这一切并非出于学术外的勉强从事，而是极其自然地从自古而今、自外域而中土的历史梳理中引出的学术课题，是梳理与问题的理论契合。
这里笔者用的是“极其自然”而不是“自然而然”，意思是，这不是从任何客观、中立的立场就可引致的，这里有作者的学术自觉，还有作者敏感的问题意识和对中国当下建设和谐社会的殷切向往与拳拳之心。
也正为此，作者在理论评述中始终念念不忘联系中国实际，几乎每介绍一种理论，总要联系中国问题加以分析比照，少之三言两语，多则整段整节甚至整章，第五讲“新涂尔干主义与中国的社会整合”就是其中最大规模的“介绍加比照”模式的组合。其实，作者在第二讲已简要评述了涂尔干职业共同体理论的意义：“从大的宏观政策的角度看，研究社会分层的重大意义在于，可以发现具有真实社会活动和社会互动意义的社会共同体。”(P45)可能兹事体大，简要评述不足，作者又加以整章篇幅论述。作者指出：中国目前面临的社会解组、社会失范问题与涂尔干当年相似。涂尔干发现，职业是现代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协调力量，职业群体可起到社会整合的作用；新涂尔干主义的格伦斯基、索伦森等人认为，职业是劳动分工体系中围绕功能位置而形成的“真实社会群体”。依循这一思路，作者分析了中国原有的社会整合特点，进而指出：中国目前的社会失范，是因为改革30年以来“原来承担社会整合功能的单位制衰落，导致社会整合的危机”。如何培育新的社会共同体以促进中国社会的重新整合呢?作者认为：“这个新的共同体就是职业共同体”。为此，作者提供了“职业道德建设”、“职业技术建设”、“职业亚文化建设”等6条具体措施。这是极富见地的战略性建设思路，且附有可实际操作的具体策略，可以直接供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参考实施。学以致用，作者算是贯彻到了根本。
《分层》完全可说是一部广博而精深的社会学专业论著，它是国内迄今为止最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社会分层理论，也最为详尽地整理归纳了中国社会学界对此研究的成果，并提出了作者自己的中国社会分层的理论观点的著作。另外，《分层》采用的是教材形式，下面就从教材角度谈谈它所具有的几个特点。
其一，个性鲜明。新中国建立以后，大学各类涉及意识形态的文科教材逐渐归向于集体编写，个人不愿也无权自行编写。教材由集体编写，对于当年的“政治正确”或有保证，可正由于政治正确和出于集体，这些教材的可读性往往很差，观点四平八稳，叙述平庸，几无任何风格可言。即便那套颇得好评的由周扬出面组织、各科最著名学者领衔编写的教材，也不能避免类似问题。可叹的是，这种集体编写模式，包括社会学原理甚至专业教材的编写直到今天仍然存在。清华大学的这套教材突破了这一模式：各本教材从头至尾由作者一人撰著，独立担当，这就至少保证了作者的棱角不致在反复讨论中被磨灭，个人“深刻的偏见”不会被平均折衷掉。《分层》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分层》的鲜明个性，具体体现在语言、叙述和观点上。《分层》的语言平淡朴素，不事夸张，其讲究的不是文采而是准确，对一本教材而言，准确正是一种合适的语言风格。文采富丽、用语夸饰，除扰人心智外，实无任何意义。《分层》的叙述也有特色，不急不缓，从容而细致，道理既讲清楚，声色也不峻严，令人易于接受。当然，最见个性的还是《分层》的理论阐述和发明，从大至微，如对“功能论”的偏好，如作者发明的中国目前社会“倒丁字型”结构的描述，如中国社会重新整合的方向和途径等等。不用说， 这些理论观点以及其背后的立场，既不同于新自由主义。也不同于所谓“新左派”，就是在中国社会学界也是独树一帜的。
其二，专家言语。要有真正个性鲜明的论述，必饱学深思才能致之，否则只能东抄西袭，人云亦云，面目模糊，又何来个性可言?清华这套教材要求“在学术上应当有一个高起点”，为此，“主要邀请那些在海内外学有所成，常年从事教学工作，而对中国国情又不陌生的中国学者撰写”(《清华社会学讲义》总序)。《分层》作者，正是这样的“中国学者”。
作者积学有年，研究社会学近30年，致力于分层理论研究和教学也已有十五六年历史。正因为集专家与教师于一身，作者才能把学科新知识、新问题带入课堂，引领学生进入学科最前沿，也才能真正体现人们常说却难以做到的“理论联系实际”。而且，作者的“理论联系实际”，不是仅仅用他人理论联系实际，还包含作者以自己的实际联系他人理论、从自己的实践和研究中概括出自己的理论。可见，作者的专家身份，不只出自案头，更大程度上是得自于多年亲身的“田野调查”，这样才有资格做到“内举不避亲”：教材中引述了不少作者自己的研究。对学生来说，专家讲述亲身见闻和见解，恰恰也是最具吸引力的方法。依笔者之见，《分层》的一大精彩处，就是那些散见于全书各处，结合问题评述各种理论的诸多点评和插叙，虽着墨不多，有时仅寥寥数语，却将西方与中国、传统与现实、问题与前景互为打通，交相阐发，各生意义，余味无穷。
古之有言：“直言曰言，论难曰语。”(许慎《说文解字》)若将《分层》中的正面论述看作“直言”，作者对各种理论的评价或可视之为“论难”。比如，作者对影响极大、亦极具权威的陆学艺课题组“十大社会阶层模型”的分析，在肯定之余，也指出了其以组织资源为重，经济资源、文化资源次之的排列法存在着难以解释的矛盾。因经济资源可继承，文化资源靠“自致”(achieved)，这明显要较组织资源为优。而三种资源的关系，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数量差异问题，而是根本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P238)。还有，比如对功能主义分层理论的批评，作者虽然对之有所偏爱，但仍清醒地看到了其存在的诸多缺陷：第一，忽视了社会贫富差距不合理的一面；第二，忽视了社会上一部分人在竞争中所面临的障碍；第三，忽视了社会上的阶级现象；第四，无法解释现代社会中各种分工相互依赖、缺一不可的事实。凡此种种，均为专家言语，显然不是外行或只熟悉西典的学者所能言及的。
其三，讲义形式。清华社会学系策划的这套系列教材，被列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但自取其名“清华社会学讲义”。其“总序”中说明，这套教材“基本保留口语化特点，学理纵然艰深，但力求做到通俗易懂”。教材与讲义，两者有精粗之分，可以说，讲义是教材的草稿，教材是讲义的定本。讲义是教师自用的课堂讲稿，独此一册。教材是课程内容的正式出版物，学生人手一册，既正式出版，再加以集体编写等等，因此，一般教材多属高头讲章类，正襟危言，面目严肃，往往令学生厌倦，避之惟恐不及。相比于教材，讲义则要生动得多，教师对教材无法改动，对自己讲义却可无限修改，随时调整充实，灵活发挥，举以最鲜活事例，辅以正反面材料，结合最新社会事件和动向加以评点等等。此外，讲义当然更口语化，常常就是用口语形式写下的。清华这套教材谦逊地以“讲义”名之，显然是为了避教材之短、扬讲义之长。讲义的这些优长处，就目前已见的几本教材来看，《分层》应算是体现得较好的。
比如，从2004年始，中共中央多次提出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对这种提法应该如何认识呢?因为已有“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大政策在先。作者便如此说明道：“这里一定要注意，中共中央在文件中从来没有否定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是对前述第一个时期政策取向的修正，使政策的基点向公平方面移动了一些，但要注意，并没有移过公平与效率之间的中心点，中央在文件中从来没有说过‘公平优先，兼顾效率’。换言之，政策的基点还是处在中心线偏效率的一方。因为，中央一再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义。所以，第二个时期的政策调整，是一种政策的微调，而不是否定过去的政策。”(P342)整段话完全口语，却说清楚了一个大问题，虽不免句子意思有重复，但这正是口语特点，不重复，便无以说清楚，听众便不易听明白。用大白话讲大道理，类似的段子在《分层》中所在多有。作者娓娓道来，亲切随意，似真佛说家常话，反而平添了学理的魅力和亲和力。可以想见，教师在课堂上如此讲述，一下子就能破除讲台上下的间隔，大大增强讲课的临场效果。不过遗憾的是，通篇来看，《分层》事实上还不够完全的“讲义化”，这显然是作者出版前整理讲稿时的规范性自律所致。不然的话，全书应更见精彩的。
《分层》现为十讲，限于篇幅，许多社会问题如社会流动、市场转型时期的分层研究以及更为基本的年龄分层、性别分层等等尚未及论述。好在作者已有一个撰写十八讲的计划，我们期盼这一大著的早日问世。
(本文编辑 王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