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蹈空与踏实 蹈空凌云
时间：2019-02-08 05:33:5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现代社会的大学一直是人们殷切目光所关注的焦点，它的身上承载了越来越多的期望。在高等教育发达的美国，随便浏览一下大学的目标使命，大都不外乎是“充分发展学生道德水平和创新能力，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增强公民意识，培育合格的公民，促进社会的发展”、“帮助学生理解、尊重多元化的社会，进一步适应全球化趋势的挑战”之类的话语。斯坦利・费希（Stanley Fish）调侃道，这些论调会让人觉得大学的工作就是要根治世界上的一切罪恶，不仅文化上的无知，也包括贫穷、战争、种族与性别歧视、环境污染、道德滑坡、商业垄断等等一系列困扰当前社会的问题。然而这些究竟是不是当今大学的真正任务？费希在他的《业余时间拯救世界》（Save the World on Your Own Time）一书中给予了否定的回答。
费希是当代美国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也是一位颇受争议的学者。他对问题的观察常常另具只眼，往往与大众所持的公论背道而驰，因此也被人斥为诡辩之徒。2008年，费希出版了《业余时间拯救世界》一书，对充斥于当前高等教育中宏论高调进行了嘲讽与批判。在费希看来，加在大学身上的使命过于空泛，不仅难以实现，而且遮蔽了大学的真正任务。费希对高等教育任务的界定非常简单：第一，将此前学生未曾具备的知识和探索传统介绍给学生；第二，用分析的技巧武装学生，使其以后能够从事独立的研究。较之盛行于当前的种种说法，这一定义看起来显然有些狭隘甚至肤浅。费希先前曾向外界阐述过此种观点，但是立即遭到围剿，一位美国大学的校长，认为费希此言无视美国高等教育中一贯强调公民职责的优良传统，并引用九百个大学校长的集体声明来强调高等教育至关重要地影响着高校学生未来在公共领域内所具备的个性、习惯以及对民主的理解等等。九百比一的悬殊比例并没有吓倒费希，他指出争论的结果并非取决于公众的投票，而应该取决于论点本身的合理性。费希要通过此书证明：在这场以一敌九百的战役中，他是对的，九百个人是错的。
在费希眼中，现阶段美国的高等教育就像一个过于膨胀的气球，充进了太多外在于大学职责的气体，诸如道德、政治民主和公民意识等等。为了将这些多余的气体放出去，费希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即做好自己的工作，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另外两点：不要越俎代庖去做别人的工作，也不要让别人做自己的工作。所谓“做好自己的工作”，就是大学教师应该紧紧围绕着高等教育的任务，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学术知识的介绍与分析技巧的训练，尽量避免将自身在实际生活中形成或青睐的有关政治、道德、宗教等方面的判断和价值观带入课堂的讨论中。关于费希的这一论点，人们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质疑。首先，为什么不能将社会大多数人所公认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带入课堂，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使学生能够通过课堂学习得到一种人格魅力和道德水准的提升？费希的回答是，这些想通过高等教育来维系道德、价值进而拯救世界的意图混淆了希望达到的效果与那些实际上能够教授的东西。费希指出，道德水准与阅读文学作品没有必然关联，学习了解美国政府机构运作也未必能增强学生的公民参政意识，而这并非说大学课程完全不会在道德、政治、伦理和社会价值上影响学生，只是说这些影响纯属偶然，因此不能预先设计，也不应该作为教学的目的和任务。从教师角度而言，在学生伦理道德和人格的塑造上，多数教师并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因而也很难成为一个合格的从业者。如果教师试图在课堂上施加伦理道德影响，就会导致学生付了学费去却没有学到应学的东西，最终不可避免地造成教育资源的挪用。第二个质疑是：教师并非机器，必然受到课堂外自我的影响，如何能够在教学中做到理想化的隔离？就政治而言，其触角无处不在，又怎能将其关在教室门外？这样做是否意味着要彻底回避当前社会中的诸多现实问题？费希提出了一种类似于场合礼节的说法来阐述他对课堂内外界限的理解。他认为课堂内外纯粹的隔离当然不存在，但不能以此种纯粹的不可能性来否认区分二者的可能性。同一个人在不同场合应该具备相应的举止，如果将一个场合的行为带入另一个场合中，比如将在体育馆看球赛时高声呼叫的举止带入饭店里，就会导致行为的不得体。同样，尽管在课堂上的教师难免会受到课堂之外道德和价值判断的影响，但是教室这一特殊场合要求教师遵守职业规范，不要以说教的方式去替代客观的学术分析与探讨。费希坚持大学课堂与社会的疏离，但是他认为这并不妨碍将当前社会热点问题包括政治问题带入课堂学习讨论之中，关键是要做到“学术化”（academicizing）。
“学术化”是费希书中提出的高等教育应该遵循的重要原则，对一个话题进行学术化的处理就意味着将该话题从当前社会错综复杂的现实利益（包括政治纠葛）中予以剥离，使其成为真正的学术研究的对象，在学术语境下生成一种关于该话题的叙述或分析。在小布什任总统期间，美国媒体曾出现过大量关于“小布什是否为美国史上最糟糕的总统”的论争，费希便以此为例来说明其学术化的原则。他认为，教师可以先引导学生去探究美国人对排名的迷恋情结，如餐馆排名、汽车排名、国家公园排名等等，思考排名在美国人生活中的意义；然后回到美国总统排名的问题上作一些历史探究，比如这一行为肇始于何时，其公开的排名缘由是什么，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排名的走势有没有出现什么转变，总统自身对这种排名有何评论等等。沿着这条线探究下去，学生们就会形成对这一现象的学术理解与分析，而“小布什是否为美国史上最糟糕的总统”这一命题中的政治倾向也将被取代。
费希的论点乍听起来有些偏激，大有为标新立异而故意耸人听闻之嫌，但是实际上并非毫无道理，其要点便是在高等教育的蹈空与踏实之间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吊诡。一方面，费希反对大学里奉行的宏大却又空洞的道德说教，主张务实的学习，把重点放在学术知识与分析技巧的培养上，切实做好教师的本职工作，使学生在课堂上学有所得。另一方面，费希又坚持蹈空，强调大学之于社会的独立性，反对现实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异化。长期以来，大学一直被视作通向社会的重要环节，大学生在这里接受教育，最后从这个跳板上纵身而下，为社会增添几朵漂亮的小浪花。用知识服务社会，这本身无可非议，但是过度强调高等教育中现实社会的导向与决定作用，将会重创甚至扼杀大学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批判的学术精神，也会导致功利、实用主义的蔓延，最终使学术迷失自我，被现实社会所奴役。大学培养的众多人才确实为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大学教育就应当以此为唯一的风向标，否则大学的尺度就很容易被压缩成一条薄薄的传送带，一批批的学生们站在上面，如同成品般源源不断地向社会驶去，而大学自身的价值也就在“有用”的忙碌传输中逐步沦丧。
外在现实对大学自身价值的异化集中体现在人文学科的危机上。与理工科相比，人文学科与现实接轨的能力相对较差，过去常说的一句话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其间也折射出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在校园内外的尴尬困境。面对社会有用性的质疑，人文学科的学生们大多采取两种策略来维护自身学科的正当性。一种策略是对类似的质疑报以不屑的冷笑，将对一切浅薄与庸俗的蔑视浓缩在鼻孔发出的有力哼声中，回敬给那些存心刁难或只是出于好奇的质疑者，颇有“大丈夫做人的道理，我便跟你说了，你也不会明白”的大义凛然。另一种策略则是长篇累牍地谈论人文精神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人文关怀在指导、满足现实需求上的巨大作用：人文教育在科学的发展进步中不可或缺，能够培养人的创新精神和能力；不能只看到导弹飞上天就欢欣鼓舞，还要担心它会落在哪儿；人文关怀在市场经济中作用凸现，消费者们日益青睐商品中体现的人文内涵；人文教育对于塑造人的道德品格至关重要，而道德与诚信是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维系，能够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等等。
前一种策略自然不能解决问题，质疑依旧存在，而且会增添回避问题的嫌疑，而回避本身又会被解读为人文学科自身虚弱的暴露。后一种策略或许非常有效，能够使刁难者哑口无言，使疑惑者豁然开朗，究其思维路向，依旧是“以己从人”，将人文学科挤压于外部社会的价值框架中，为争得现实中的一席之地而沦为空洞的符指，使自身的意义旁落他人之手。然而一旦脱离现实社会的指标，人文学科（包括大学）教育的正当性又在何处落脚？应该怎么面对“人文何用”、“大学何用”的质疑？
答案很简单，无用。因为有关“人文或大学何用”的类似询问其本身就是以既定的价值锋刃（现实社会的“用”）逼近人文和大学教育的自我身份，从而使其陷入一种“有用则异化”与“无用则悲哀”的痛苦挣扎之中。对此我们尽可坦承人文无用、大学无用而无需感到任何的尴尬和悲哀，因为这一无用是对特定外在价值预期的断然拒绝，是一种毫不妥协的自我价值回归与坚持。王尔德曾经感叹道：“我们生活在功利的时代，我们对任何一个事物的价值都是一无所知”，正是一系列的社会功利追求蒙蔽了事物自身的价值。大学是无用的，它首先追求的是一种学术上的真理与探索，而不是满足和适应社会上种种实用性的需求。大学无用的论调显然“不切实用”，身处在全球化背景下蓬勃发展的社会中，不思竭力服务社会并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反而踱入象牙塔中营造类似于为学术而学术的梦境，岂不荒谬？然而保持与现实的距离并非意味着与现实毫无交涉，大学本身也是一种重要的现实存在。对于那些习惯于听到“用”的耳朵，我们不妨强调无用的梦想也自有其功用所在。在周作人《镜花缘》一文中有这样的文字：“我们在他的著作里（注：指丹绥尼《梦想者的故事》），几乎不能发现一点社会的思想。但是，却有一个在那里，这便是一种对于减缩人们想象力的一切事物―――对于凡俗的都市，对于商业的实利，对于从物质的组织所发生的文化之严厉的敌视。”放眼看去，今日大学教育曲学阿世的姿态比比皆是，独立的学术精神大为匮乏，以社会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大学其主体精神在踉踉跄跄、亦步亦趋中弄得蓬头垢面，即使这样尚且惧怕被斥为无用，更不用说敢于公开宣扬无用的独立姿态了。与此同时，在大学内部浮现的诸如行政体制对学术发展的束缚、职称评定中的利益博弈，学术剽窃事件的屡屡曝光等现象早已是司空见惯。倘若大学连自身内在的学术价值都不能恪守，却竞相攀附于外在来获取一种自我的正当性，又怎能具备一种梦想者般“严厉的敌视”？
由此观之，“大学无用”论所标出的并不是与世隔绝的桃花源，而是一种大学与社会之间应有的界限，而这一界限恰恰是学术独立与自由的保障之一。蔡元培曾言：“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不能一味地仰视、逢迎社会或是追逐外在价值而忘却了自我学术身份的界定。“大学无用”并不是要立地一刀，彻底斩断大学与社会的关联，而是要通过这种“无用”在大学与社会之间构建一道精神的围墙，保持一种有效的审视距离，从而彰显大学自我的学术价值以及对这一价值的有力捍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