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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知道的李铁铮教授]全世界都知道教授是

    时间:2019-02-08 05:34:1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著名无党派爱国人士李铁铮教授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二十多年来,每当梧桐更兼细雨的夜晚,我常会情不自禁地想到李教授,总觉得他老人家仍然健在。我和李教授曾经有过长达整整十年的通信联系。作为一名年长我近四十岁的老教授,他那一封封慈语连珠、润泽人心的华笺,至今不但完好无损地保存在我个人的档案橱里,而且更重要的是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坎上。由于时代所限,当时没有电脑打印,这些华笺都为李教授亲笔书写,其中有的是为我答疑解难,有的是勉励我求学上进,有的是教育我如何做人,总之每一封回信都让我受益匪浅。斯人已去,阴阳相隔,随着岁月的流逝,对我来说,李教授的这些手书华笺更显得弥足珍贵。
      我是一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村中学教师,之所以能“高攀”上海内外知名教授,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两个字――“机遇”。1980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国际版发表李教授的信稿,题目是《对报纸国际版的一点建议》,同时加了“编者按”。编者按坦承国际版的报道“有待改进”,并“希望广大读者踊跃投书,就国际问题与国际版的报道发表意见”。我自少年时代起就酷爱学习外交和国际知识,看到李教授态度诚恳、见解独到且遣词造句雍容典雅的大作,佩服和激动得不知用什么语言形容才好。我顾不得人微言轻,当即斗胆提笔给《人民日报》国际版写信,表示双手赞成和拥护李教授的高见。有道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叫我不敢相信的是,两周以后,《人民日报》国际版竟然把我的信稿发表出来了,而且也加了“编者按”。高兴之余,我心里很清楚,这都是沾了李教授的光。
      接着,我又冒昧给李教授写信。第二次叫我不敢相信的是,远在京城、身居庙堂之高的李教授竟然也很快地回了信。信中用语是那样的谦和、那样的舒缓,字里行间所浸透所飘散的完全都是春风化雨般的长者风范,一点也没有大专家、大学者居高临下的口气,叫我这个小字辈、小人物读后倍感亲切、备受鼓舞,对李教授顿时产生一种高山仰止的崇敬之感。我身居乡村,孤陋寡闻,能得到李教授醍醐灌顶般的回信指教,真是三生有幸!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报刊电台在宣传对台政策时,常会有“台湾回归或归回祖国”的说法。我经过思考,总认为台湾问题和港澳问题不一样,两者不可混为一谈。二次大战后,台湾早于1945年10月25日即已从日本侵略者手中归回祖国,现在根本就不存在重新“回归”或“归回”的问题。我把自己的看法写信请教李教授,李教授及时复信,表示赞同我的看法。有了李教授的支持,我的胆子就更大了,我把原稿进一步加工修改,因事关重大,考虑来考虑去最后决定投寄《人民日报》总编室。两个月后,《人民日报》总编室回信,告知我经请示中宣部,决定采纳我的意见。从那以后,全国各报刊电台就逐渐不再使用“回归”或“归回”的错误说法,而是改为反复强调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
      鉴于我在台湾问题上能提出独到见解,加上我又在中美关系等问题上提了不少意见和建议,1983年10月,李教授以个人名义写信推荐我到外交学院深造。我把李教授的推荐信挂号先寄到南京,请亲戚代为复印一份(当时叫扫描,只有南京等大城市才有),然后寄回给我。我保留复印件,把原件呈寄外交学院刘春院长(原驻老挝大使)。一段时间以后,院长办公室复信告知因“没有对口专业”,表示录取我有一定困难,等有机会再联系。李教授得知推荐未成,一再表示遗憾。
      1989年11月,李教授抱病最后一次给我复信,字迹颤抖得很厉害,有些字模糊得难以辨认(原件现存我处)。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我看着看着,一种不祥之感黯然涌上心头,冥冥中我清楚地意识到,向李教授写信请教的机会已经无情地进入了倒计时!
      果不然,1990年2月2日《人民日报》二版下方,赫然刊登新华社的一则电稿,一看标题我的鼻子就发酸:“全国政协常委李铁铮在京逝世。”真未想到,我所担心的一天这么快就到来了。看过讣闻,我忍住悲痛,当即骑车赶到十多里以外的乡邮电局,向全国政协办公厅拍发唁电,对李教授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对李教授的亲属子女表示诚挚慰问。
      李教授是湖南长沙人,1906年3月出生,1990年1月28日病逝,终年八十四岁。1928年秋,李教授毕业于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是我的学长)。1931年通过国民政府首届外交领事官招生考试,在外交界服务十九年。历任中国驻英大使馆秘书,驻伊拉克公使,驻伊朗、泰国大使,常任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等职。1949年9月,即新中国成立前夕,李教授深感国民党统治黑暗,“宦途险恶”,“官不可做”,为此他断然辞官去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1953年获博士学位。随后不久,他又到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攻读国际关系学,取得第二个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他的论文《西藏历史上的法律地位》和《西藏的今昔》,被国外学者誉为“数十年不可取代之作”。从伦敦返回美国后,先后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五所大学任客座教授、教授,取得了在美国终身任教的资格和永久居住权。
      1964年夏,其时越南战争正在逐步升级,中美关系处于抗美援朝战争以来的最紧张时期。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李教授担心美国有可能把战火引向中国,经过再三权衡,他不顾家属的阻挠,决定放弃在美国的优厚待遇,忍痛离开心爱的子女,只身一人返回祖国,在北京外交学院任教授,为新中国的外交作贡献。李教授到巴黎后,我国驻法国大使黄镇用公费为他购买从巴黎到北京的飞机票,李教授坚持自己付钱,谢绝了黄大使的好意。到北京机场后,李教授“从飞机走出,心中激动,沿扶梯走到地面,连忙俯首弯腰取国土吻之”,迎接的人误以为他是失足跌倒,连忙将他扶起。后来知道“跌倒”是爱国之情使然,大家都深受感动。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李教授的回国在海外尤其是在美国产生广泛且深远的影响。仅一年之后,即1965年夏,原国民党政权“代总统”李宗仁先生滞留美国多年,也毅然冒着生命危险返回祖国,回到北京,为国家的统一大业作贡献。
      1976年底,李教授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再去美国,在密西根大学、斯坦福大学任高级研究员。两年后即1978年回国,任外交学院名誉教授、对外友协顾问等多项兼职。他是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再次去美期间,国内经过“文革”和粉碎“四人帮”,为消除国外公众对中国的误解,李教授多次在《纽约时报》等著名大报上发表文章,或者在公共场合发表讲演,驳斥少数反华分子诬蔑中国的言论,拥护党中央英明决策,揭露“四人帮”的种种罪行,论述中美进一步发展关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受到舆论的重视和好评,并被华文报刊称誉为“清醒的爱国者”。正因为李教授对国家卓有贡献,所以在他去世后,全国政协和中央统战部为他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政协和有关领导人李先念、邓颖超、习仲勋、姬鹏飞、伍修权等送了花圈;吴学谦、黄华、王任重、程思远、杨成武等参加告别仪式。新华社为遗体告别仪式发了消息,称他是“著名爱国人士李铁铮同志”,并充分肯定他“一贯维护祖国的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和民族尊严”。李教授生前的积蓄各一万元分别捐赠给中国老年基金会和宋庆龄基金会。
      李教授著有自传式文集《敝帚一把》。该书主要辑入作者1964年回国前后对中美关系、两岸统一和其他问题的观感、评论、书信、札记等以及个人曲折经历的自述。书前附有照片十多帧,书后附有国内外报刊专访报道十多篇。1983年春,香港长青出版社曾予出版,舆论反映颇为强烈。香港的《大公报》、《新晚报》,泰国首都曼谷的《新中原报》以及美国旧金山的《时代报》等纷纷著文评介。香港三联书店作为“新书精选”之一推荐,世界著名的美国国会图书馆予以收藏。其后,作者将该书分送国内有关领导以及社会名流,征求进一步改进意见。人们熟知的新中国老一辈外交家伍修权读后热情给作者回信,称赞“你的《敝帚一把》我已全文看过……既有基本的看法,又没有思想上的束缚,想什么就说什么”。原中组部副部长、毛泽东兼职秘书李锐认为,此书“有史料价值,文笔也生动”,遂以个人名义写信向湖南人民出版社推荐,建议重新编辑出版。
      1984年8月,《敝帚一把》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印出了新版。新版全书约二十五万字。原来的编排次序作了调整,并同时增补了六篇新作。一部分用英文写的文章,原来是专对国外读者的,经作者同意也译成了中文。原版中的一些文字差错,新版都一一作了校正;某些观点和提法经推敲后,作者认为需要作适当调整的,也都作了调整。总之两个版本相比较,新版明显比原版有较大推进。1985年4月16日,《人民政协报》发表新版责任编辑肖屏东先生的文章,扼要介绍了李教授的生平和新版的主要内容。在此之前,1985年初,李教授即把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新版《敝帚一把》赠寄给我。不用说,我就像是饥饿的人见到面包一样,急不可耐地把该书从头至尾逐字逐句地拜读一遍。让我喜出望外的是,在该书第一百一十四页正文下方“附注”栏中,承李教授赏光,居然开出了我的名字。
      李教授把自己的大作取名曰《敝帚一把》,正是作者一贯虚怀若谷高尚人品的具体表现。三国时曹丕《典论・论文》引当时谚语:“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意思是把自己家里的破扫帚当成价值千金的宝贝。后以“敝帚自珍”比喻东西虽然破旧,但自己却很珍惜。由此可见,《敝帚一把》的书名是从成语“敝帚自珍”转引而来的。该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始终洋溢着鲜明的爱国主义情怀,使读者读后自然而然就会受到深刻的教育。李教授一向认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天天想到自己国家的利益,始终保持自己庄严的国格”。他旅居美国前后长达十七年之久,且子女全在美国定居,而他却义无反顾地只身返回祖国,投身到国家的外交事业。其赤子之情,其高风亮节,其浩然正气,对那些携款外逃的贪官来说,如果他们将来有一天在黄泉路上见到李教授,岂不要惭愧得无地自容!
      秋风扫尽了落叶,大雪压弯了枝头,从看到李教授讣闻的那天起,一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作为曾经受到过李教授悉心教诲的晚辈,我不揣浅陋,特写出以上记述性文字,既是对李教授的真诚怀念,也是对《敝帚一把》的倾力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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