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叙述学 [城市外来者的文学叙述]
时间：2019-02-11 05:27:5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外来者 城市叙事 文学叙述 摘 要:本文从城市外来者的视角进入邱华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小说世界，对其城市叙事进行考察，以期获得对“外来者入城”这种文学叙述的一种探究。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邱华栋的城市小说一贯以直面都市的欲望图景和生存困境而受人关注。他的城市文本中，物的沉沦､精神的低迷以及爱情的缺失这些主题始终唱着主角，引领了当代城市小说的一大方向。但邱华栋的城市小说独异于同类作品的一个秘密应该是他对于城市外来者的书写，或者说他一直都在实践着通过城市外来者来写城市。城市外来者始终是他笔下人物的一个标记符号，而他本人的城市外来者身份又为他的城市书写提供了难以言传的微妙情怀。城市外来者这个名称是邱华栋小说的一个切入口，切入口一经打开，世界很大。
一､外来者:身份的强化与焦虑
在邱华栋的都市小说中，主人公大都是来自异乡和外地的都市“闯入者”，他们怀揣梦想进入都市，开始另一番人生。这些外来者形象非常驳杂，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有挣扎生活于社会最底层的体力谋生者，也有做着明星梦的各种艺术人员，但“外来者”是他们统一的标记。《手上的星光》里，乔可和杨哭是“怀揣着梦想”来北京的大学毕业生。《哭泣游戏》中，“就像是一块木板一样飘浮在这座城市中” 的黄红梅是外乡打工妹。《闯入者》里索性直接宣告城市外来者的身份，“这座城市充满了闯入者，我也是一个闯入者，对于这座城市来说我完全是不请自到的”。
在邱华栋笔下，这些城市外来者在进入城市时都带着刻骨铭心的异乡生命印记，这种印记是如此深刻和突出，夹杂着许多难以言传的自卑与自傲，以至于最后都以非常态的极端方式结束他们的城市之旅，这也就是邱华栋小说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激烈甚至惨烈叙述的原因。叙述的惨烈并不仅仅表现为故事的不圆满和悲剧性，而是作者讲述故事的方式之极端，非要让这些外乡的生命一次次地在城市奔突､冲撞，在似乎可以实现､却又始终无法实现梦想之时忽然断掉那根绷紧的弦，然后听见它清脆的响声。于是便有了黄红梅的死于非命(《哭泣游戏》)，王梅死于一厢情愿的一次真情(《黑暗河流上的闪光》)，还有那一幕幕甜蜜的最终却免不了破碎的爱情，比如《手上的星光》中的乔可和林薇､杨哭和罗伊，都难逃此劫。
邱华栋在小说中总是刻意地突出外来者这种身份，不厌其烦地一遍一遍地加强这种叙述，在一再申明和重复中有意识地强化了城市外来者的身份意识。外来即意味着“在”城市而“不属于”城市，“在”是身体层面的，“不属于”则是精神归宿层面的。外来者始终在漂泊，渴望皈依城市但永远不属于城市。即便跻身于城市上流阶层却仍然得不到城市人的认可，就像《哭泣游戏》中黄红梅被谋害后城市人的言论:“谁也占有不了这座城市，何况她是个乡下佬!”身份的强化一方面是深刻自卑中保持奋斗的力量所在和勇气所倚，另一方面是对于城市接纳与认同的强烈渴求。前者是过程，后者才是最终目标。当目标落空后，强化的身份意识必然导向身份的焦虑感和危机感。在邱华栋的小说中，这种焦虑与危机比比皆是。
外来者的这种身份焦虑和危机还体现在那些已经暂时获得城市认同的人身上，如《哭泣游戏》中的“我”，“因为成为这城市中的人而激动不安，喜气洋洋”，在劳务市场看到寻找工作的外乡人时，我不禁想“他们全是外地人，而我则是这座城市的新主人，我与他们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以城市新主人身份来尽力帮助的外乡女子在城市获得成功后竟然遗弃了“我”这个城市新主人的感情，更为讽刺的是，“我”全心打造的外乡女黄红梅一步步获得城市的认可､成为城市风云人物后竟被杀害于自己的别墅。在邱华栋那里，城市的游戏规则终究于外来者是隔膜的，新主人们的城市生活依然如履薄冰。
在重复叙事中强化着外来者的身份意识，在强化中又导向外来者身份的焦虑感与危机感，究其心理根源，在于作者潜意识中对城与人之间关系的无力把握和心理溃败。外来者是他刻意强调的心理预设，这意味着他裹起了自我怜惜的保护衣，随时准备躲进去舔舐伤口。在城市面前，就像无数长久浸淫农耕文化的中国文人一样，邱华栋们是隔膜的。葆有几千年乡村记忆的邱华栋们，在迈向城市时不失时机地打出了外来者的旗帜，掩饰了内心的胆怯，从自卑中生出夸张的自傲与自尊，而这也就阻隔了人与城的真正交流，弱化了人与城的相互参透，丧失了以一种健朗心态与城市对话的可能，因此也无法触及到外来者入城这个命题的深刻涵蕴。因为这个命题远远不是焦虑所能简单解决的，也远远不是由焦虑而来的恐惧､诅咒甚至仇恨所能概括的。
早在一九九七年，邱华栋在一次访谈中诚实地声称现在“没有真正的社会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包括我自己也不是”，“我们仍缺乏哲学意义上的小说”①。在以后的创作中，他始终没有走出这个局限。很大程度上，城市外来者的身份意识正是这个局限形成的根源。
二､“大真实”“小虚构”:
城市体验与城市叙事
刘心武在邱华栋的小说集《城市中的马群》序言中有这样的评价；“在生活中，往往以巴尔扎克《高老头》里的那个穷愁但绝不潦倒的拉斯蒂涅自喻，他们要和所身处的这个大都会，拼一拼自己的机遇，闯一闯自己的命运!因此他们的生命体验流泻到文字中，便很自然地形成了‘大真实，小虚构’的文本。”②其实，“大真实”是就城市外来者对城市的感觉和体验而言的，而“小虚构”则是指邱华栋笔下那些虚构的故事，不是真正的写实，而是城市体验的具象延伸。
外来者的城市体验在邱华栋笔下首先表现为对城市的印象。在外来者眼里，城市被描述成为物的世界，由百货大楼､高级酒店､豪华商务中心､迪厅､酒吧､大型购物中心等组成，作为物质导向吸引着外来者的涌入。就是这个城市，在外来者的体验中又是什么呢?它是 “轮盘城市”､“老虎机”，是“一个舞台”，还是“一个流动的宴会”; “如同缓慢转动的磨盘一样，耐心地磨碎了每个人的心灵”;是“一个祭坛”，“在这个祭坛上，物是唯一被崇拜的宗教”;城市还是“绞肉机”， “可怕而又伟大”。面对这样的城市，外来者感到它“仿佛随时要把我吃掉”，并且“这座城市就从来没有信任过我，可我却一直在一厢情愿地向她撒娇”。在外来者看来，它“简直对你不屑一顾，恨不能像对待一条无家可归的狗一样对待你”，于是外来者便把城市当作了“对手”， “像个仇人”似的沉迷在城市的欲望与刺激里。在城市中，外来者真切地感受到物对人的挤对，走在街道上，“路边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向他压了过来”，在这种让人窒息的挤压感下，外来者只好用虚幻的想象完成解脱――“所有的高楼大厦都是积木一样的玩意儿，你可以在想象中恶毒地推翻它们，让它在一瞬间彻底垮掉”。但是，又很清楚“这个想法是个恶狠狠然而也显得无可奈何的想法”。――这就是外来者的城市印象和城市体验，充满着狰狞的面目和恐惧的威迫､物的挤压和欲望的沉迷。
邱华栋几乎在每篇小说中都用上述那样大段的文字为城市下着定义､作着判断，似乎他的文字只是为了倾诉一种城市感受而已，而小说故事的编织则退隐其后。无论是物的挤压､人的异化，还是欲望沉迷，这些“大真实”的城市体验和感受在“小虚构”的城市故事的图解下更显具体，而“小虚构”的城市故事又是在“大真实”的城市体验基础上勾画而来的。邱华栋不惜运用一些大同小异的雷同故事，制造一些甚至非现实的怪诞的情节，他关注的只是一种城市体验的表达。小说中的那些人和事的设置往往是重复甚至粗陋的，他们不过是带着作者城市体验的符号，在一场场的悲喜剧中进进出出。这可以从邱华栋的一组“××人”小说里看到。《时装人》用怪异离奇的大猩猩追杀时装模特的故事传达了对城市符号化生活的忧虑;《公关人》讲述了一个带着面具与人交往的外来者，结果不可避免地走向人的异化境地的故事;《直销人》更是以夸张的笔法道尽城市物品对人的空间的挤对。《持证人》传达的是城市各种符号､具体到各种证件对人的层层包裹，人已经沦为证件的奴隶，为各种符号而活;《化学人》直指城市生活中化学物品对生命的侵蚀以及人的不自知和咎由自取。这一系列的作品虽然情节各异，但都传达的是同一种情绪，那便是对现代城市生活中人的异化问题的反省，人不再是自然生理意义上的人，而是成为各种符号化的人:时装人､公关人､直销人､持证人､化学人……作者用荒诞离奇的手法编织这些形形色色的虚构故事，却倾诉了真实的城市体验，这一系列的“××人”也就是关于城市中“人的异化”命题的具体表现形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邱华栋触及到了人与城的某种哲学关联。只是这一点也仍旧是存在于“外来者”这个前提预设的背景之下，因此它的哲学高度也就显得可疑起来。是在真正的人与城的对话和交流中参透城市内蕴并获得的领悟，还是试图掩饰“外来者”的心理阴影，对人的异化加以阐释和注解而强作的无病呻吟?
作为城市的外来者，自以为面对的是直接的城市，其实更大程度上面对的又何尝不是自己的城市经验与城市感受?这种城市经验，可能就是自己大于自己亲身经历的城市经验，甚至还是纳入流行模式的而并不是本真面貌的经验。他们的城市感受或许只是由自己独特的感觉中提取出来的东西。在对这种感受和经验的再度分析和体悟中，完成了对感觉中的城市的一次礼遇。因此，外来者的城市，与其说是经验的城市，不如说是感觉的城市，这也就是邱华栋城市小说“大真实”､“小虚构”的原因所在吧。
三､城市外来者:作为一种文学叙述
在文学史上，邱华栋笔下涉及的这种有关城市外来者的文学叙述其实一直源远流长。“五四”时期，城市成为新思想的中心发源地，大量有识青年涌入大城市，身处都市写下了怀想故土､抒发乡愁的文字，被鲁迅称为“侨寓文学”。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说:“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鲁迅指出，对他们而言，“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于是他们“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③。这应该是最初的城市外来者有关城乡体验的书写，但作为城市外来者的他们由乡入城､身居城市但并不书写城市，而是在城市里遥想乡土记忆。
此后的文学流程里有关外来者的城市叙述中，最明显的是沈从文，他依托湘西优美健康的人性小庙嘲讽了都市人的人格苍白和生命萎缩。沈从文身为城市外来者，在城市获得社会地位，写作才能也在城市得到认同，但终其一生都以“乡下人”自居。同为城市外来者，如果说沈从文是始终将乡野文明作为创作的底色，在城乡互参的对立模式中书写城市的病态､乡野的优美，那么当代作家邱华栋则完全摒弃了乡村文明的影子，在无根的生命状态中倾诉外来者的身份焦虑､涂抹外来者的城市体验。沈从文的城市书写以文人的敏感体味城乡价值冲撞､感受现代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巨大差异与裂变时，把乡村作为灵魂的最终栖居地。邱华栋的城市书写在最切实的城市生活层面追逐欲望沉迷的同时，不可避免要承受失落的焦虑和对人性异化的恐惧，但却在灵魂的漂浮状态中无法自拔。
文学走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时，城市化以势不可挡的趋势铺开进程，城市中的外来者也与日俱增。如果说沈从文们还只是以外来者作为创作的一个视角，那么邱华栋的城市小说则不仅仅创作主体是外来者，而且是直接以外来者为书写对象的，他不断地表达外来者对于城市的心理感受､叙述外来者在城市的行为经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邱华栋笔下的城市外来者，已不再在城市中怀想乡土，而是将自己全身心都扔进城市的运转之中，拉开一副与城市的搏斗架势，在与城市的相互撕咬中倾诉对都市爱恨交加而又欲罢不能的情结。
在现代化､城市化的大背景下，由乡入城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学经验，许多作家笔下都涉及到这个问题，只是隐或显的区别而已。都市和乡村不仅只是地域空间意义和社会形态的区别，而且是文化形态和经验方式的区别。伴随着由乡入城这一行为过程的是人的文化经验和审美感受的变化，这一切都丰富地彰显在城市外来者身上。而由乡入城作为一种文学叙述，以城市外来者为关注焦点，将使得城､乡经验与个体生存的丰富呈现成为可能。无疑，邱华栋的城市小说为这种可能的文学叙述增添了无法绕开的一笔。然而，在以城市外来者为对象进行的由乡入城的文学叙述中，作者的身份和文化定位､情感和价值判断等等都决定着叙述的方式和走向，应该说如何叙述才是最关键的标识，因此，有关城市外来者文学叙述的具有穿透意义的大气之作仍需期待。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范耀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04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① 张 东:《一种严肃守望着理想――邱华栋访谈录》，《南方文坛》，1997年第4期。
② 刘心武:《与生命共时空的文字――邱华栋小说集序》，刘心武主编:《城市斑马丛书》，华艺出版社1996年。
鲁 迅:《中国新文学大系• 小说二集 •序》，良友图书出版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