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毁灭中显示力量和尊严:尊严的力量
时间：2019-02-11 05:28:0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蘩漪 怨恨 报复 力量 尊严 摘 要:蘩漪彻底地将一切耻辱与重负报复于她所怨恨､所意欲报复的一切，以悲剧性的疯狂在毁灭中显示女性的力量和尊严。其悲剧启示我们:要想避免､克服､转化怨恨､报复及一切被强力压抑所扭曲而变态､异化､畸形的人性丑或恶，只有极力地改变“缺陷或邪恶”的环境，让人性痛苦､人类苦难减少､减轻。
蘩漪在中国现代文学形象画廊里是个不可多得的成功的女性形象，她在我们的审美空间极为精彩淋漓地演绎了一出旧时代女性心理性格的“雷雨”，立体化多层面地展现了其丰富的心理内涵和矛盾人格，彻底地将一切耻辱与重负报复于她所怨恨所意欲报复的一切，以悲剧性的疯狂在毁灭中显示女性的力量和尊严，令人扼腕惊叹，叫人痛思深刻。对于曹禺话剧《雷雨》中的这个女性形象，笔者试谈一点肤浅的见解。
一､“楼上”的囚徒
蘩漪的登台亮相给人一种不祥的感觉:在一个没有阳光，天空灰暗，很气闷，郁热逼人的夏天的上午，已经两个礼拜没有下楼的蘩漪，奇怪地下楼来了。“她的嘴角向后略弯，显出一个受抑制的女人在管制着自己。她那)白细长的手，时常在她轻轻咳嗽的时候，按着自己瘦弱的胸。直等自己喘出一口气来，她才摸着自己涨得红红的面颊，喘出一口气。”在燥热中似乎能嗅到了那个令人恐惧的悲剧的雷雨之夜的潮湿滞重。然而笔者更关心和专注的是这个人物的生命“舞台”――“楼上”。
蘩漪被囚于楼上。“楼上”成了蘩漪独异的生命“舞台”。
人物活动于他的日常生活场景中，这个日常生活空间一般情况下也许是“中性”的，它不仅是人物生命活动的现实场所，也是人物喜怒哀乐漠然无言的旁观者和见证者。有的作者也许只能这般让他笔下的人物只有个活动的空间来作机械依托，愚蠢地剥离人物与环境的亲密关系。曹禺显然要机智地充实人物与场景空间的任何缝隙，使它们成为互为演绎者而无法截然切分。周公馆的“楼上”在剧场舞台上只是个意念中的空间形象，是一种象征，没有直接地出现于我们的现实视野。然而唯其如此，“楼上”才以它无限丰富性成为戏剧中的另一个“角色”，以一种特殊的身份参与了戏剧叙事。作为一种表意空间，它有了特定的形象和表现力，体现出日常生活空间作为人物生活史的密码本意义。
“楼上”的囚徒蘩漪，如同被拔提着根脉断离了地气的一棵病态恹恹的树，形近枯萎。“楼上太热”，“我简直有点喘不过气来”，毫不牵强地对生活的真情实感的体验与倾诉，既是生命压抑的呼喊，又是“楼上”环境的描述。笼罩在令人窒息的灰暗中，“楼上”成了一个梦魇世界。其特征是:封闭性､罪恶性､郁闷感。
“楼上”显然成了活力被囚禁的物质象征，生命受到抑制的悲剧场所。“上楼去”是男权支配女性的话语，总是向着蘩漪施以家长专制的淫威与冷酷。“喘不过气来”这种出于切肤之痛的精神体验，与阴森森的禁锢人性的周公馆既有必然的统一又有内在对峙的紧张感。在周公馆，蘩漪并没有获得作为妻子应该享有的幸福和个体生命的自由。“天性和习俗赋予女人的是被猎获者的角色”。她嫁到周家，实际上是被投入了一个具有浓烈的封建气味的黑暗王国，周朴园“把她幽禁在周公馆里，以严酷的道德和封建家长的威严统治着她的一切，吮吸着她的青春生命的鲜血”。她甚至被借以“病”的名义被置于空间极其窄小的封闭性的“楼上”，呼吸的满是罪恶的空气，被楼上老妈子“好好地看着”，吞咽苦药，弃除“任性”，做成“服从”的榜样，她“实质上是周朴园个人权利意志的奴仆和封建夫权的牺牲品。在周朴园的‘夫为妻纲’的封建思想专制下，她作为人的一切生机和活力，一切思想和情感的自由，一切合理正当的要求，都被扼杀和摧毁掉了”。“楼上太热”的郁闷心音，回响于黑暗幽冥的“楼上”这个意象空间，不异于一个“囚犯”撕心裂肺的呼救和激越的呐喊，深化着戏剧的悲剧内涵和强化着批判力度。
二､以倾斜方式讲真理的“疯子”
在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卷中，有着本质的清醒和外表的癫狂极度对立的佯狂的生命群像，如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长明灯》中的疯子等，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原始生命力与文明造成的道德和实践压制力之间的紧张对峙冲突，并由此痛切地体验着“疯子”不幸的处境:生活于“健康生人”中间的孤独，表达被“清醒”拒斥的苦闷，被强力囚禁或精神封杀的恐惧和悲哀。蘩漪就是因为追求个性解放而“受到人的嫉恶､社会的压制，这样抑郁终身，呼吸不着一口自由的空气”的“疯子”。周朴园以家长的身份对蘩漪做出不容置疑的判决:“我看你的母亲，精神有点失常，病像是不轻。”由此被逐到“楼上”，丧失了宝贵的自由。十八年的婚姻生活中，周朴园冷酷无情，无视蘩漪的个性和要求，随意训斥､威逼她。可以说，无自由是蘩漪生活境遇最突出的特点。其次，是无爱。当初，周朴园屈从家庭的压力背弃鲁侍萍而另娶他人，直至娶蘩漪，也许有他痛苦和无奈的一面。然而，这不能作为周朴园占有､迫害蘩漪并造成她痛苦的理由。他不但没有施爱于蘩漪，相反，以一种“虚拟的爱”为壁垒隔断他们之间的交流，以一种冷漠粗暴的方式向蘩漪精神施虐。如三十年不变的家居设置､衣服柜上的旧相片……无不以“旧爱”的面目冰冷地向“新人”示威！周朴园的“吃素”､“两年在外面”，回来后也是一个人在下面休息，不仅是在精神上折磨蘩漪，在性爱方面，他也无视她的存在和要求。
其中四凤和蘩漪的一番对话很耐人寻味:
四凤:听说老爷一向是讨厌女人家的。
蘩漪:哦，(看四凤，想着自己的经历)嗯，(低语)难说得很。
至少我们可以从中解读出以下信息:一是周朴园､蘩漪夫妻间性爱生活的冷淡和匮乏;二是周朴园不忘旧情惦念侍萍，“讨厌女人家”“难说得很”;三是蘩漪对无爱生活的悲叹自艾。
“健康正常的爱情，需依赖两种感情的结合 ……一方面是柔情的，挚爱的情，一方面是肉感的欲……两方面的阵势，竟如在艺术里我们常说的属灵的(heanent，精神的，柏拉图式的)和尘世的(或兽性的)爱情。”蘩漪与周朴园“两种感情”都极度缺失，健康正常的关系无从谈起。
蘩漪无法从她名义上的丈夫那里获取爱情和温暖，于是在追求性爱实际上不可得的绝望中，在生理欲求和精神渴望的驱使下心理变态､人性扭曲､行为乖张，走上了一条不断呼唤､追求人性而又不断丧失人性的歧路。“我什么都不顾了。我不是他(周冲)的母亲，不是，不是，我也不是周朴园的妻子。”“她也是要一个男人真爱她，要真真活着的女人！”她想从周萍那里找寻失去的青春､满足生理和感情的要求，终至陷入母亲不像母亲，妻子不像妻子，情人不像情人的荒谬境地。超现实主义创始人布勒东说:“进过一个精神病院就会知道，人们在那里造就疯子，就像在少年教养所里人们造就强盗一样。”布勒东指责人们在精神病院里采取的种种手段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剥夺患者的精神自由，迫使他们的言行合乎所谓的理性和美德。在笔者看来，周公馆无疑就是这样的一座“精神病院”(实际上在悲剧发生后，周公馆就成了教堂医院，蘩漪和侍萍这两个疯女人就住在里面)，它剥夺蘩漪的精神自由､扼杀其人性､摧毁其尊严。事实如此，首先是因为周公馆“永远是这样闷气”､“人们也都是鬼里鬼气”地在这里生活，才会有“喘不过气来”的“疯子”蘩漪产生。
讲真理，但以倾斜的方式来讲。这是艾米莉•狄金森说过的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西方女权主义者认为，在男权中心社会，显然有种种阻碍女性讲“真理”的势力存在。“这类女人许多有着美丽的心灵，然而为着不正常的发展和环境的窒息，她们变为乖戾，成为人所不能了解了。”疯子式的怨恨和报复，有时成了她们讲真理的倾斜方式。由“楼上”的“疯子”蘩漪及其毁灭性的悲剧挣扎，就会联想到另一个“阁楼上的疯女人”――伯莎。被视为女权主义的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长篇小说《简•爱》中，提供了一个女性向男权中心位置文化挑战的悲壮范例。男主人公罗彻斯特为了金钱和欲望娶了伯莎为妻，在发现她的疯狂之后，便将她关进桑菲尔德庄园的阁楼里，而这个“疯女人”最后又将桑菲尔德庄园烧毁。我们感叹伯莎的不幸，又被她“疯狂”中的女性反抗的炽热火焰所照亮。作为叛逆者的化身､毁灭男权的象征，伯莎凝聚了反动男性中心位置的潜在欲望并最终喷薄出被压抑女性的创造力，因压抑而扭曲畸形的特别形态令人不寒而栗又令人无言敬佩！“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怪人’――某些特异性格。这种特异性格，常常是对那个时代通行的原则､规范冒渎，向着一种普遍信念的嘲弄，对公认‘正常人生’的背离。”不是说曹禺清醒地有了女权主义的观念和立场，也不是说蘩漪是伯莎的中国翻版，但以倾斜的方式来讲“真理”这一点上恐怕是一致的。具有“特异性格”的蘩漪所谓的“冒渎”､“嘲弄”和“背离”，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并照耀着她走上了自我毁灭的绝路，从反面有力地表明“人类在要求达到他的完满的人性时所表现的意志是不可摧毁的”。
三､显示被否定被压抑力量和
尊严的怨恨与报复
正如前面所分析的，蘩漪在沉闷的周公馆里，渴求精神慰藉和肉体性爱，渴求人的尊严和生活幸福，但这些都受到极强烈的抑制，注定只能以疯子“倾斜”的方式反抗着周朴园，反抗着整个社会的畸形道德。从其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来看，其“倾斜”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怨恨。怨恨是在意识上为自己辩白，为了辩白自己内心的价值体验，便不由自主地“诋毁”存在的世界，对事物､环境､自然客体等表现出充满恨意的拒斥。蘩漪被视为“疯子”，自身的尊严､力量和价值被否定，个体生命的合理欲求被剥夺和压抑，她被迫为自己辩白，于是在周遭环境中一再寻找颇具对应意义的对象，对之做出严厉的负性价值判断。对“楼上”――“楼上太热”;对“药”――“苦得很”，“这些年喝这种苦药我大概是喝够了”;对“病”――“我没有病。……他厌恶我……他知道我明白他的底细，他怕我。他愿意人人看我是怪物，是疯子……”;对周朴园､周萍父子――“(狂笑，忽然冷静严厉地)哼，都是些没有用，胆小怕事，不值得人为他牺牲的东西！”对周家的所谓“体面”――“体面?你也说体面?”“我在这样的体面家庭已经十八年啦。周家家庭里所出的罪恶，我听过，我见过，我做过。我始终不是你们周家的人。我做的事，我自己负责任。不像你们的祖父，叔祖，同你们的好父亲，偷偷做出许多可怕的事情，祸移在人身上，外面还是一副道德面孔，慈善家，社会上的好人物。”……蘩漪的怨恨包含着一种敌意的动态，最终形成了敌意情绪，发出不可控制的愤懑之火。“奴隶在道德上进行反抗伊始，怨恨本身变得富有创造性并且娩生出价值。”这是向外界而不是向自身方向寻求价值，即从反方向寻求确定自身价值的一种心理反应或情绪流向。对自我价值的显示和确认，执拗看护，决绝捍卫，却表现出一种外在的价值否定态度，有时难免在把握自身的存在和生活的感觉时表现过激､偏颇，导致价值感的迷惘，心灵的自我伤害，蘩漪的佯狂以真疯告终，的确是一出人们所不愿目睹的“惨胜”。
第二是报复。本身就有一种屈从驯服的奴性的人，在受到伤害时，是不会产生任何报复感的。蘩漪有幸(或许是更为不幸)不是这样的人，“她一望就知道是个果敢阴鸷的女人”，“她也有更原始的一点野性”。周冲曾这样礼赞他的母亲:“您不是一个平常的母亲，您最大胆，最有想象，又，最同情我的思想的。”我们可以肯定，这样一个有着较强个体生命意识和自主意志的人，是不会甘愿长久地受伤害而无动于衷的。同时，蘩漪又是一个脆弱的女人，一个被囚禁抑制和背弃的脆弱女人。脆弱的女人较具报复心。蘩漪有火炽的热情，有一颗异常强悍的心，当那热情烧疯了她的心的时候，她会冲破一切桎梏做一次困兽斗。在与自己的同性争夺男人的“战争”中，我们可以看到蘩漪是怎样施行报复的。首先，与侍萍争夺周朴园的感情。尽管侍萍在真相大白之前是“死”了的人，但巨大的阴影附在那“发霉的家具”上，浓缩在一帧旧相片上。蘩漪的报复行为具体表现在她对“发霉的家具”的厌恶，打破规矩推开那扇夏天也要关着的窗户以便在无爱的窒息中喘一口气，尤其是下意识地撕碎那帧侍萍的相片。其次，与四凤争夺周萍的爱情。写信请四凤母亲来把女儿带走，借四凤母亲之手拆散周萍与四凤;让周冲目睹不忍的事实，想通过引发兄弟之争而坐收“渔人之利”。当然，最集中和强烈的报复是指向周朴园的。周萍与蘩漪的关系，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蘩漪在性怨恨指使下采取的一种特殊的报复方式。与周萍通奸乱伦，她受着潜意识里的报复心理支配，于是报复的罪恶与爱情的圣洁交媾在一起面目莫辨，以致掩盖了报复的最初动因。但情节发展到最后一幕，我们觉得似乎在冥冥之中有一种超人的力量在主宰着一切，它似乎就是“天意”，它毁掉了一切。当悲剧高潮来临之际，曹禺在剧中是这样描写蘩漪的:“……整个脸庞是无表情的，只有她的眼睛烧着内心的疯狂的火，然而是冷酷的，爱和恨烧尽了女人一切的仪态，她像是厌弃了一切，只有计算着如何报复的心念在心中起伏。”是啊，一个失望的女人被逼得太狠了，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我希望我今天变成火山的一口，热烈烈地冒一次，什么我都烧个干净，当时我就再掉在冰川里，冻成死灰，一生只热热烈烈地烧一次，也就算够了。”
伯莎的火与蘩漪的火，一个以熊熊的物理形态燃烧，一个以狂烈的心理形态燃烧，然而都毁灭了一切。蘩漪“义无反顾，殊死捍卫自己的个性自由､尊严与作为女性的生命权利。……她不惜撕破一切伪装的面纱，甚至不惜毁坏自己在亲生儿子目中的美丽圣洁的形象，调动内心的全部能量(包括邪恶)，殊死一搏”。“可以说她失败了……然而也可以说她成功了，她终于在绝望中重新崛起，以‘怨鬼’的叹息吐露真人的生命之语，以‘厉鬼’的狰狞捍卫活人的基本权利，坍塌之前的无畏进击，展示出她生命的全部辉煌。”怨恨和报复是深藏于人性深处的罪恶和痛苦，是最可诅咒的，同时也是需要理解和怜悯的。一个人如果在社会生活中(家庭生活――亲情/爱情/性)能够受到尊重，如果在她受到凌辱时可以用言语､文字､法律权利等方式来表示抗议，可以沟通，以和平的方式来对话，以此显示自己存在的尊严及意义，他就不再需要报复来证明辩白了。“如若悲剧是一个人全力以赴地要求公正地评价自己所带来的后果，那么他在这样做的时候所遭到的毁灭就指出了环境里的缺陷或邪恶。”蘩漪悲剧的意义，也正是给我们这样的启示。要想避免､克服､转化怨恨､报复及一切被强力压抑所扭曲而变态､异化､畸形的人性丑或恶，只有极力地推动民主政治､开明社会､个人自由的建设。改变“缺陷或邪恶”的环境，减少､减轻人性痛苦､人类苦难，是我们这些悲剧的旁观者对于人类所持的最光明的见地。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杨兹举(1966-），海南省琼州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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