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茨杰拉德的厌女症]菲茨杰拉德全集
时间：2019-02-11 05:31:3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传统的文学批评把菲茨杰拉德定义为“爵士时代的桂冠诗人”、“二十年代的编年史家”。这都是因为其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对美国梦的破灭做了深刻的揭示，对导致美国梦破灭的一战后的美国社会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但若用女性主义批评的观点来解读菲氏的主要作品，人们会发现作者的“厌女症”和父权主义思想。
关键词：菲茨杰拉德 父权制 厌女症 女性主义批评 小说
菲茨杰拉德是二十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有人把他和海明威、福克纳并称为美国的“文坛三王”。在他的成名作《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菲氏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一战后“美国梦”破灭的生动社会画卷，对美国社会的堕落、腐败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因此，传统的文学批评把他定义为“爵士时代的桂冠诗人”、“二十年代的编年史家”。为人苛刻的海明威，也赞誉该书“这绝对是一流的作品”，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Ｔ．Ｓ．艾略特说：“在我看来，这是美国小说自亨利・詹姆斯以来迈出的第一步”。作为男性作家，深受父权主义影响的菲茨杰拉德的思想中也不乏对女性的偏见和歧视。若用女性主义批评的新视角解读其主要作品，就会得出新的结论和启示：菲氏笔下的女性大都是父权制意识形态中习惯定性为“妖女”类的人物，她们若想反抗男权社会和男人的统治，就成了“母夜叉”而受到惩罚。可以说，他的作品中流露了相当程度的厌女症（misogyny）。
父权制就是以男性为中心，男人在政治上、经济上占据统治地位，多种社会法律、习俗、文化、观念、伦理都是以男人为中心，女子处于从属或受压迫地位，沦为他者（the Other）。
她们不能和男人一样享有充分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方面的权利。文学作品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总是毫无保留地折射出占统治地位的父权制意识形态。作为他者的女性，在父权制文化的厌女症中，总是被嘲弄、歪曲和贬低。西方文化和文学中的厌女症可追溯到《圣经》、希腊和罗马神话。夏娃勾引亚当，使其堕落，人类被逐出乐园，因此夏娃就成了“妖女”的始祖；海妖塞壬（Siren）用美妙动听的歌声诱惑水手，导致船只触礁，水手落水死亡；希腊神话中的美狄亚为报复丈夫而杀死亲生儿子；希腊神话中最典型的“祸水”则是潘多拉，她给人间带来无数的灾难与不幸，“潘多拉的盒子”就成了人类灾难的象征。“以妖精的形象出现的各种女性无疑成了文学的厌女症的传统。厌女症是女权主义批评批判男性中心文学常用的一个术语，它指文学中歪曲、贬低妇女的形象，把一切罪过都推到女人头上的情绪或主题。”
菲氏称一战后的美国社会是“喧嚣的二十年代”或“爵士时代”。这指的是在美国社会领域，尤其是在妇女权利方面正发生着巨大的变革。战前的美国妇女，没有选举权。一九二零年，即战后两年，她们才终于获得了这来之不易的权利。战前的美国社会仍比较传统，对女性在服饰、言谈举止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如她们必须穿传统长裙，束胸内衣，穿高跟鞋子，留规范的长发。未成年女子外出要年长妇女陪同。总之，她们和男人不一样。但是在战后，妇女的地位与战前大不一样。由于战争时多数男人去了前线，留下的工作空缺由妇女顶替，这就加强了妇女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经济是基础，妇女经济地位的提高促进了她们政治地位的改善。“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变化，使妇女的道德观和价值观随之也发生变化。”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新女性”（New Women）出现了。她们和男人一样抽烟，喝酒，逛夜总会，着奇装异服，不再受传统道德的约束。弗洛伊德主义也为当时美国社会的变革推波助澜。马尔科姆・考利在《流放者的归来》中指出：“全国各地的妇女都在读弗洛伊德的书，企图解脱她们心理上的抑制。”他还指出：“东部和西部的青年妇女都把头发剪短，头发长了再剪短；她们经历了在舞会上把紧身胸衣寄存在衣帽间的时期和不穿紧身胸衣的时期。当她们谈到找个情人的时候并不感到很拘束……”
洛艾丝・泰森在谈到“新女性”时这样说：“新女性出现在二十年代。如同以往一样，她们的出现引发了社会上保守人士的反对，这些人中既有男人也有女人。他们认为，总之，妇女对自己传统角色的任何否定都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家庭生活的毁灭和社会道德的崩溃。”不管有意无意，文学作品总是反映自己文化的思想意识冲突，作者也总是受到自己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新女性的出现，搅动了男作家们的敏感神经，对于家中有一位属于“新女性”类型的妻子的菲茨杰拉德，则更是感同身受，因此，在《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夜色温柔》中，作者表现了他的文学“厌女症”。
女性主义批评认为，男性攻击和压制女性不仅仅表现在行动上，也表现在各种话语形式中。其中最常用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把男人们感到害怕的女性描写定义为“妖女”或“狐狸精”。菲茨杰拉德笔下的女性，无论是主要角色，还是次要角色，都是这类人物。女性在“文学那充满男性说服力的词汇中，她一遍又一遍地遇到那些否定她一切的东西：她看到的是男人在书中描绘的妇女形象；她发现了一种恐惧、一个梦境，她看到一张美丽而苍白的脸；她发现了冷酷无情而又漂亮的贵夫人……”
《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人物，无论是主要角色，还是次要角色，没有一个是道德高尚、令人难忘的正面人物，这反映了作者对新女性的出现表现出的惴惴不安。这种刻画完全是男性视角下的人物，因为“在男性的文本中，女性形象有两种表现形式：天使和妖妇。天使是男性审美理想的体现，妖妇则表达了她们的厌女症心理。”黛茜・布坎南、乔丹・贝克、玛特尔・威尔逊，她们三人阶级不同，婚姻状况不同，长相不同，个性不同，但有一点相同，即她们都是战后的新女性：她们的发式和服饰非常时髦，她们举止夸张，抽烟喝酒，参与放荡的舞会。此外，她们都有一种现代的独立意识。黛茜和玛特尔是已婚妇女，但她们不愿把不幸的婚姻埋在心里，尽管在传统上，对不幸的婚姻守口如瓶是父权制婚姻的一个重要规则。
黛茜被描绘成一个被娇惯坏的、没有同情心的、自私自利、浅薄空虚的女人，她习惯于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而对别人不管不顾。她开车轧死了玛特尔，却不去停车帮助受害人。当她了解到盖茨比不是和自己一样来自富有阶层时，她立刻退回到汤姆由金钱和权力构成的保护伞下，弃盖茨比如敝屣，并让他代自己承担轧死人的责任，最终导致他的死亡。她日常说话矫揉造作，如：“我高兴得瘫……瘫掉了”。她的私生活放荡不羁，她曾不打自招地说：“饱经世故，……天哪，我可是饱经世故了。”她又惟利是图，因为“她的声音里充满了金钱”。正如评论家斯坦利・库珀曼说的，“黛茜属于菲茨杰拉德笔下常见的一种女性类型，这类女人可爱、娇媚而且‘浪漫’――但有寄生本性，且情感冷漠――尽管（或是因为）她们多愁善感”。
乔丹・贝克被描绘成一个说谎者和骗子。尼克发现“她把一辆借来的车篷不拉上就停在雨地里，然后扯了个谎――突然之间我记起了那天晚上我在黛茜家里想起来的那件关于她的事。在她参加的第一个重要的高尔夫锦标赛上，发生了一场风波，差一点闹到登报――有人说在半决赛那一局她把球从一个不利的位置移动过”。但她后来通过收买目击人才过了关。作者借尼克之口谴责乔丹在性问题上的随意，“因此，我想她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耍各种花招，为了对世人保持那个傲慢的冷笑，而同时又能满足她那硬硬的、矫健的身体的要求。”乔丹为了在球赛中取胜不惜作弊，这是暗示：仅仅依靠自己的能力，一个女人是无法在男人的世袭领地里获得成功。尼克说了一句常被引用的话：“女人不诚实，这是人们司空见惯的事――”。
当然，作者最不同情的是玛特尔・威尔逊。她刚一出场，作者就这样描绘她：“她穿了一件有油渍的深蓝双绉连衣裙，她的脸庞没有一丝一毫的美，但是她有一种显而易见的活力，仿佛她浑身的神经都在不停地燃烧。”这向读者暗示了她在性问题上的进攻性。她不忠实于自己的丈夫――老实、可怜巴巴的威尔逊，她虚伪、爱出风头，一心想挤进上流社会。她不认识自己，竟然和汤姆争吵，说她有叫黛茜名字的权利，而被汤姆一巴掌打破了鼻子，血流不止。她的死亡，包括性器官的损伤，“他们看见她左边的乳房已经松松地耷拉着……”都向读者暗示并强调了这样一种观念――玛特尔的性活力，即她那咄咄逼人的性欲是她真正的罪恶。因为她的性活力违反了父权制文化规定的性别角色，威胁到父权制文化中男人的权威，所以，她必死无疑。吉尔伯特和古芭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中指出：“在父权制的文化中，女性话语与女性的‘离经叛道’――即愤怒地反抗男性的支配――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它必须是阴阳怪气的，……女人若想界定自己，非付出代价不可……”由此可以看出，“文学的厌女症总是把女人的反抗描绘成可怕的悲剧，把反抗的女性都丑化成母夜叉”。
主要女性人物如此，其他次要人物又如何呢？严格说来，依尼克的叙述，那里没有一个好女人，是群魔乱舞，乌烟瘴气。第三章的描写就是一帮男女在现代社会的精神荒原上狂歌劲舞，醉生梦死。“脸皮厚的年轻姑娘在比较稳定的人群中钻进钻出……”高雅的交谊舞变成了“老头子推着年轻姑娘向后倒退，无休止到绕着难看的圈子……”“有的小姑娘像小哈巴狗一样乐滋滋到靠在男人肩膀上，有的姑娘开玩笑地向后晕倒在男人怀抱里……”
《夜色温柔》是作者对“新女性”耿耿于怀的又一部长篇。书中对“新女性”的描绘完全是男性话语和男性视角，如同《了不起的盖茨比》一样。此书中的女性既是男人的毁灭者，又是腐朽、堕落的象征。总之，都是“妖女”形象的翻版。先出场的萝丝玛丽，是一个典型的“新女性”，为了得到演出的机会，她主动委身于制片人，自己说曾和“六百四十个男人睡过觉”，她和黛茜一样，用情不专，放荡不羁。当姑娘时，她和希利斯乘火车外出，“把车厢的门锁了，还放下了窗帘，”并因此和列车员发生争吵。认识迪克不久，就想勾引他，并说：“即使我会怀上一个孩子，我也不在乎。”最后，当迪克试图为失去的爱情寻找补偿，想同萝丝玛丽重温旧梦时，她早已变了心，对他不屑一顾了。
在描绘女人为毁灭男人的“妖女”时，《夜色温柔》中有两个给人印象深刻的场景。首先是在车站上，一个同尼科尔搭话的女子，“突然抽身从她正在与之谈话的男子那儿跑开，只见她把手发狂似的伸进女式小包里，接着爆发出两声枪响。”第二次是迪克开车带尼科尔和两个孩子一块儿回家，正在汽车上山时，尼科尔突然发疯似的抓住方向盘，几乎造成车毁人亡的事故。而“她乐呵呵地大笑着，对发生的事不内疚，不害怕，也不放在心上”。
尼科尔同任何男性文本中的“妖女”一样，以毁灭男人为乐事。菲茨杰拉德对尼科尔的描绘，就不乏其“新女性”妻子珊尔达的影子，以及他对此类女人的恐惧。珊尔达，既是他成功后夺回的心上人，是他早年胜利的象征，也是给他带来终生烦恼的根源。尼科尔最后的移情别恋，也可以在珊尔达身上找到。她当年和一法国军官相好，并要和菲茨杰拉德比试文学才能。对以珊尔达为代表的“新女性”，菲茨杰拉德是既爱又恨。正如洛艾丝・泰森在谈到菲氏对“新女性”的态度时，她说：“人们可以推测，只有当菲茨杰拉德看到一个新女性处于心理上的困境时，他才可以接受她。”有人认为，尼科尔“倒是精神上不正常时更显得可爱。”
菲氏《夜色温柔》中的“新女性”，不仅仅是毁灭男人的“祸水”，也是堕落的象征。萝丝玛丽放荡，勾引男人，利用色相作为成功的阶梯，在性问题上太随便。书中写到：“他想要得到她，出于她那青春少女的情愫，她也考虑顺从他，然而她知道，她只要离开他半小时就会把他忘掉，就像跟电影里的男演员接吻一样。”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社会，正经历着社会的大变革，女权是其中热点之一。菲茨杰拉德在法国的生活经历反映在小说中，法国的女性历来在变革上走在前头。当时，仅“巴黎一地就有八十多个女权组织，有成员六万多人”。这些争取女权的新女性们对当时的性道德和社会准则的影响决不可低估。这其中女子同性恋又不可忽视。在菲氏眼里，这正是对传统道德的挑战，对男权社会规定的女子要“顺从”的社会角色的背逆。他专门提到了玛丽・诺思和卡罗琳女士的同性恋倾向，以及她们假扮水手勾引女孩子被警方抓住的事。作者借老戈塞之口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女人！”
在描绘女人是堕落的象征时，有一个场面令人难忘。尼科尔和汤米去蒙特卡洛的旅馆幽会时看到，“一个女孩突然撩起裙子，把她粉红色的内衣猛地拽下来，撕扯成一面旗子的模样伸出去拼命挥舞着……――这时在军舰后甲板上升起一面星条旗，与旅馆的那面旗子遥相辉映。”这是在向读者暗示：“新女性”破坏了美国社会的道德观念，也颠覆了传统的价值观念。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菲茨杰拉德在批判美国梦的同时，也暴露了他的父权主义思想，流露了他对“新女性”的恐惧不安，表现了较强的厌女症情绪。对于一个在父权制文化语境中成长并写作的男性作家来说，这也是他本能的反应。
（责任编辑：解正德）
作者简介：胡天赋，副教授，南阳师范学院外语学院副院长，毕业于河南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研究生班。已发表英语教学和美国文学研究方面的论文２０多篇。研究方向：美国文学，英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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