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郁的意思 从愉悦走向沉郁
时间：2019-02-11 05:39:3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不同时期审美心态的选择是贯穿于沈从文全部创作过程的一种审美活动，对于在沈从文20世纪30年代前后期的作品中所呈现出的不同的风格与思想内涵，本文主要从审美心态转变的角度加以分析。沈从文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期所呈现的不同审美选择的高度自觉，则充分显示了他的创作个性、鲜明的作品特点以及特定的文化审美价值。
关键词：沈从文 20世纪30年代 审美 转变
沈从文２０世纪30年代前后期的作品呈现出了不同的风格和思想倾向，这与作家的审美理想和审美心态的转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34年之前，湘西作为沈从文的精神家园和灵魂的栖息地，他大肆赞美风景的优美和人性的“美”“善”，格调昂扬，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在２０世纪30年代早期的作品中以美、善为主体的审美心态和审美选择；而后期由于现实的变化对其理想的强烈撞击，导致了作家审美趣味的变化，而审美选择也从赞扬美、善走向揭露丑、恶，审美心态也从前期的愉悦走向了沉郁。
一
毫无疑问，湘西世界是孕育沈从文文学理想的摇篮，是他永远的精神家园和灵魂栖息地。早期都市的现实给了这个年轻人沉重的打击，他看到了在都市文明虚伪的幌子下最不堪入目的一面，人性的堕落、人情的冷漠在“文明”的谎言中每天不断上演着。源于对都市的审美失望，为缓解现实的生存压力和精神压抑，他开始选择回归自然、回到美好乡村的怀抱，他将虚幻中的“边城”世界作为自己建构文学创作的审美基点，在传统与现代、乡村与都市的文化冲突中，显示其独特的审美理想与文化价值取向。其实这也是沈从文逃避现实的一种方式，他将其笔下所营造的梦幻般的湘西世界作为精神的避难所。作为对现实的抵抗，作家眼中看到的是虚构出来的宁静、和谐、优美的自然世界，因此他一再强调自己是在写“心和梦”的历史，而不是书写现实，他从文化美学的角度对自己曾经所熟悉的环境和人物进行理想化的抒写。他的这种独特的文化心理感受也决定了他在２０世纪30年代早期作品中以善、美为主体的审美选择和愉悦的审美心态。
２０世纪30年代早期，在“窄而霉”的小斋中，沈从文抛开了现实的种种，把时间、精力和情感思想全部寄托在文学艺术上，用主观性想象精心营造着记忆中的故乡：“薄薄的空气极其温柔，微风摇荡大气中，有稻草香味，有烂熟了山果香味，有甲虫气味，有泥土气味。一切在成熟，在开始结束一个夏天阳光雨露所及长养生成的一切。一切光景具有一种节日欢乐情调。”（《月下小景》）乡村的一切在他的眼里都得到了纯粹的诗意的美化，他不是从现实生活中去寻找细节的真实，而是在想象中去寻找符合自己心灵审美趣味的空间所在。作为审美对象，自然始终保持着一种生生不息的原始生机，在乡村的田野中，“身前后左右―片繁密而细碎的虫声，如一队音乐师奏着庄严凄清的秋夜之曲。金铃子的‘叮……’像小铜钲般清越，尤其使人沉醉。”（《夜鱼》）沈从文将湘西世界建构成了一个诗意的原乡，“面对社会的异化、现实的丑陋、个体生命的有限等种种缺陷与不足，企盼以艺术与美来化解之，补偿之。”①沈从文以审美代替审丑，他将那虽然落后但却还保留有善良人性和淳朴民情的湘西世界建构得异常美好。在他的笔下，乡村宁静而和谐，似天外人间，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在充满诗情画意的抒情气氛中准确而又含蓄地表达出沈从文的主体生命感悟，从而使其心灵在与山水的相互契合中获得无限的自由。
独特的地域色彩也孕育了湘西人独特的精神气质，作家在虚构与幻想中塑造出绝美的人物。如“族长儿子龙珠年十七，是美男子中之美男子。这个人，美丽强壮如狮子，温和谦驯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权威。是力。是光。种种比譬全只是为了他美”（《龙珠》）。这种绝美的神话了的人物在现实中肯定是不存在的，但是沈从文在２０世纪30年代前期的作品中却常抵于笔端。都市生活环境的冷漠与压抑，使他感到深深的孤独和寂寞，这种痛楚驱使他从一种超现实的世界里寻找慰藉。因此他通过这种幻美的选择，从蕴藏于湘西原始习俗中的勇敢、热情、善良等品质中，汲取生命的热力，从而来平衡自己的生命状态和精神力量，他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做出独特的审美选择。
湘西山水的灵秀塑造了湘西人善良、淳朴的优秀品质，吊脚楼上的妓女，行船的水手，善良的乡下伯妈……在沈从文笔下充满田园牧歌氛围的湘西人生中，生命存在的形式是那么的自然和理想化，就连鸡叫、狗吠都被涂抹上了浓浓的乡土文化的情致和趣味，他将乡村的一切都融于审美情感的思绪中。沈从文在作品中还表现了一种最原始的生命形态，《雨后》中四狗与“她”在大自然中雨后的浪漫，《旅店》老板黑猫野性的原始激情，不受世俗礼教的束缚，一切合乎天性，合乎自然，都在作家理想的精神世界中得到了尽情的抒发，他以这种方式实现着自己的文化理想和精神追求。《龙珠》《媚金・豹子・与那羊》《神巫之爱》《月下小景》等以佛经故事为题材改编的作品，环境与人物更是呈现出了一种强烈的浪漫化色彩、理想化的环境、神化的人物角色、极度夸张的细节描写等，沈从文根据自己的审美需求渲染了一种理想的生存氛围，作为一种浪漫的传奇，从作品情境中所透射出来的是作者人生情绪的理想性。正是基于对这种独特的美学特征的审美自觉，从而才实现了这一时期作家的审美理想化的自由
选择。
沈从文在《边城》中将以美、善为主体的审美选择推向了极致，自然的美景、善良的人民、古朴的习俗、纯洁的心灵构成了一个令人神往的佳境，可以说，他的这种审美观点和审美心态在创作《边城》时期达到了最高水平和最佳状态，主观情感的抒发与客观环境的结合也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在对自然景物神化、人性化的描写中透射了人物心灵的微妙的振动，在这大自然的关照下表现出一种自然、自在的生命形式，这使沈从文“生命得到平衡”的牧歌世界才是沈从文的审美理想的文化价值所在。
２０世纪30年代早期沈从文就以这样的方式在自己构建的希腊小庙中躲避着、释放着由外在世界所带来的压力与痛苦，在自己所建构的诗意世界中向自然做着精神的还乡。他化实景为虚境，将客体和主观想象相结合，创形象为象征，使其灵魂居所具体化、真实化。沈从文通过这种虚构的“无我之境”的幻影折射出他人生情绪的理想性和审美心态的理想化。
二
“艺术趣味和审美理想的转变并非艺术本身所能决定，决定它们的归根到底仍然是现实生活。”②前期沈从文的创作心境相对来说是比较单纯的，尤其是在创作《雨后》《采蕨》等那一类作品时，他抛开外界的一切杂念，全身心都沉浸在一种对人生远景的感觉之中。可是1934年、1937年两次湘西之行打破了他所创作的那个神话世界。一直以来，居住在都市的沈从文都是以故乡为原型建构自己的审美理想，并以此作为自己生存的精神依据，然而那精神的家园、那令自己魂牵梦绕的故乡，真正呈现在眼前却是另一番景象，沈从文一时间似乎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沿河上行，离家乡越近，他看到的现实景象就越多，那些理想中“美”的因素就越少；离家乡越近他越痛苦，这痛苦不是外界社会对他的打击与不融，而是理想破灭之后来自他内心最深处的痛楚。“湘西大厦”的轰然倒塌使他再也维持不住写《边城》时的那种心境了，审美心态逐渐从愉悦走向了沉郁，他的审美选择也相应地从赞扬美、善走向了揭露丑、恶。
相比较而言，后期的作品中没有了那种宁静、和谐、恬淡的情绪氛围的抒写了，代替之的是使人感受到强烈压抑的美学力量和美学特征。无论是长河上的水手还是沿河各县份的矿工、农民，沈从文在后期的作品中真实地展示着这种丑恶的现实和堕落的历史趋势以及人物赖以生存的具体空间和命运。《沅陵的人》《沅水上游几个县份》中官府横行，乡下人被逼上山为匪；《辰溪的煤》里“到处都是穷人，不特下井挖煤的十分穷困，每天只能靠一点点收入，一家人挤塞在一个破烂逼窄又湿又脏的小房子里住，无望无助的混下去。孩子一到十岁左右，就得来参加这种生活竞争”。《湘行散记》中沈从文更是用了大量的笔墨叙写了沅水流域吊脚楼妓女的凄苦人生现状。那些被迫经营这“古老职业”的妇女，一生承欢卖笑，其收入有些一次可得洋钱二三十，有时一整夜又只得一块几毛。有病对于她们来说“本不算一回事”，即使病重，“只要支持得下去，总不会坐下来吃白饭”。“直到病倒了，毫无希望可言了，就叫毛伙用门板抬到那类住在空船上孤身过日子的老妇人身边去，尽她咽最后一口气。”在沈从文的笔下，这些人就这样“永远用血和泪在同样情形中打发日子。地狱俨然就是为他们而设的”③。从这些人生现象里，作者感受到的是湘西人民生活的悲惨与凄凉，在沈从文的眼里，是现代文明的入侵破坏了乡村固有的和谐，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观念正在崩溃，自然的民俗逐渐消逝。作家用质疑与批判的眼光再度审视现代文明入侵后的中国乡村，感叹“这个民族，在这一堆长长日子里，为内战，毒物，饥馑，水灾，如何向堕落与灭亡大路走去。一切人生活习惯，又如何在巨大压力下失去了它原来的纯朴型范，形成一种难于设想的模式！”④通过对湘西文化心理的总体观照，赋予了这种审美选择以更真实的映照和更宏阔的时空意识。
后期的创作，如《湘行散记》《湘西》《长河》等，虽然也有对湘西自然景物的描写以及淳朴人性的赞扬，但作家关注与写作的重点却不在这里，而是对现实生活中一些原形的真实展现。同时后期作品中由画面所展示出来的情感诗意也完全不同于前期，作家开始颇有取舍地从某个角度、某些对象出发，着意经营，忠实描绘，从而表达出某种特定的思绪、感受，这也是作家从“无我之境”到“有我之境”的审美心态的转化。如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一文中作者所看到的是这样的一幅景色：“日夜不断，千古长流的河水里的石头和砂子，以及水面腐烂的草木，破碎的船板……小小灰色的渔船，船舷船顶沾满了黑色沉默的鱼鹰，向下游划去了。石滩上走着脊梁略弯的拉船人。”由景及情，以情映景，拨开表面笼罩着的神秘氛围，湘西以残酷的现实展示给世人，在这活生生的人生图景背后所掩藏的悲剧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审美效果。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湘西人民，“他们没有信仰，更没有幻想，最缺少的还是那个精神方面的快乐……他们明白自己在腐烂，分解，在我面前就毫不掩饰个人的苦闷。他们明白一切，却无力解决一切。”⑤人的情感与道德在现代文明的装饰下迅速地向着不可救药的方向堕落着，处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冲撞中的乡村世界呈现着“变化中堕落趋势”。面对自然景色的萧瑟和破败以及乡村人事的堕落变化，沈从文的审美心态再也无法继续前期的“无我之境”的理想化状态，眼前的现实带给了他沉重的精神之痛。他在对湘西文化形态批判的同时，更倾注了作家对民族心理、人类文明前景的关注与思考，同时也反映出了作者一种新的文化审美心态。
三
沈从文２０世纪30年代前期作品，写实与诗意融合统一，矛盾双方处在和谐的状态中。但随着对象（境）与（意）主观这对矛盾的继续发展，在客观意境与主观情感发生冲突时，使后者压倒前者而直接表露，走到了与前期不同的境地，从而表现出了与前期不同的审美理想。现实生活的真实书写替代了浪漫的传奇，作家走出了心灵的空间走向了现实的真实存在。因此在30年代后期的作品中，如《湘西》《长河》《小砦》等，沈从文在更多意义上是以民族性的审美价值为标准进行审美选择，如在《长河》中，“你们明天都做了保安队，可是都想依势压人？”他撕去了理想和温情的面纱，将笔触指向了现实的黑暗对人性的扭曲。现实的社会矛盾使他从内心升起了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以及对湘西人民生命形式的观察和思考，对湘西风情、人性的赞美无形中就换成了对湘西社会即将灭亡的悲愤，愉悦的审美心态逐渐走向了沉郁，在对民族独特的文化个性和理想追求中，他将一切融于其审美情感的思绪中。在对现代文明和战争的批判中，沈从文渴望着实现人性的复归与民族性格的重建，显示了他与前期创作中不同的审美取向和价值观念。
湘楚文化的活泼灵动、浪漫多情决定了早期沈从文的人生态度和审美选择；作家自身的精神触角的变动更促使着他将自己创作主体的思想情感全部用于浇灌他的“湘西世界”。因此，在30年代早期的作品中他以湘西的文化形态来建构自己的审美理想，沉醉于自然的生活中，在自然中寻找在都市中丢失的精神灵魂。随着作家理性思考的成熟以及外界环境的影响，沈从文的内心情感和精神世界发生了较大的变动，世界观的变化使他创作时的审美心态也不断发生着变化。因此在30年代后期的作品中，沈从文在对湘西人民生命形式的观察和思考中，怀着不易形诸笔墨的沉痛和隐忧从昂扬走向低沉，从愉悦走向沉郁。从理想到现实，从具体到抽象，从表现“小我”到反映“大我”，沈从文也从一种生命形式进入另一种生命形式，无论从文学形式本身还是精神内蕴的层面，沈从文至此才真正实现了他生命意义的审美超越。而30年代后期的这一审美心态则一直影响着沈从文40年代创作的审美走向，《黑魇》《白魇》里作者批判了战争给人们平静的生活所带来的分离和痛苦，在《昆明冬景》《水云》《烛虚》《潜渊》等作品中作者思考生命的形式以及生命的意义，至此作家的审美心态和审美趣味归于平静和永恒。
① 俞兆平：《中国现代三大文学思潮新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
② 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47页。
③ 沈从文：《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沈从文文集》（第9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317页。
④ 《辰溪的煤》，《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81页。
⑤ 《鸭窠围的夜》，《沈从文文集》（第9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277页。
作者：张玲，文学硕士，南昌航空大学文法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辑：赵红玉 E-mail：zhaohongyu69@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