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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小说起源新论] 中国小说的起源

    时间:2019-02-11 05:39:4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摘要:中国小说的起源应是多方面的: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先秦两汉的寓言故事、史传散文及其他叙事性较强的诗文作品,共同孕生了中国小说,它们都是中国小说的源头和母体。   关键词:中国小说 起源 多源共生
      
      袁行霈在论述中国文学史的分期时曾指出:“如果将中国文学史比作一条长河,我们从下游向上追溯,它的源头是一片浑茫的云天,不可详辨。我们找不到一个起源的标志,也不能确定起源的年代。”①中国小说发展史也如一条长河,其源头同样“是一片浑茫的云天,不可详辨”。正因如此,中国小说的起源问题,成为中国小说史研究中争议最多的问题之一,自古至今众说纷纭,各执一见:或言出于稗官,或言起于方士,或言源于诸子,或言源于史传,或言源于神话传说,笔者就此曾有拙文专论。②笔者主张中国小说的孕育产生时期是先秦两汉,其源头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先秦两汉的寓言故事和史传散文,共同孕生了中国小说,它们都是中国小说的源头和母体。此外,先秦两汉许多叙事性较强的诸子散文、诗歌辞赋中也有小说因素,它们对中国小说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一定影响。以下试从四方面进行阐述。
      一、从故事情节来看,先秦两汉主要文体作品中具有一定的故事情节,有些作品的故事情节相当曲折生动、完整紧凑,为小说故事情节的构思和描写提供了艺术借鉴
      (一)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虽然还不是有自觉意识创作的文学作品,但它作为散文体的叙事作品,在对复杂变化的自然和社会现象做解说的过程中,已不自觉地创作出简略的故事情节。如广为人知的女娲造人和补天的神话传说,反映了原始先民对人类起源的认识、征服自然的愿望和对人类之母的崇敬。从叙事因素来看,它叙述了天神女娲用智慧和双手及超自然的神力创造人类、拯救人类的整个过程,其叙说虽尚简略,却具有较完整的故事情节。《淮南子》所载《后羿射日》《史记》所载周始祖后稷诞生的神话传说等,也都具有较完整生动的故事情节。
      (二)先秦时期的寓言故事大都具有一定的故事情节,有些寓言故事情节完整生动,颇有小说意味。如《孟子•公孙丑》中为说明“养浩然之气”应循序渐进而讲的“揠苗助长”的寓言故事,仅有四十二个字,而事件的起因、发展、结果都交代得一清二楚,人物的言行神貌也宛然在目,颇有小说因素。《战国策•燕策》所载苏代劝阻赵惠王伐燕时所讲的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寓言故事,有开头,有发展,有高潮,有结局,文虽不长,小说意味却很强。先秦诸子散文中还有不少篇幅较长的寓言,如《孟子》中的《齐人有一妻一妾》,《庄子》中的《庖丁解牛》,《韩非子》中的《和氏璧》,《列子》中的《愚公移山》等,故事情节更为曲折生动和完整,更具有小说意味。
      (三)先秦两汉的史传散文叙事更有故事性、戏剧性,情节曲折生动、并注意写出情节发展的因果关系,颇似小说。如《左传•宣公二年》所载“晋灵公不君”,叙写晋灵公残杀厨师、谋害忠臣及赵盾脱险的故事,写得引人入胜,有张有弛,因果关系清楚。《史记》的叙事故事性和戏剧性更强。如《鸿门宴》一节,先写宴前刘邦、项羽双方军力对比、矛盾起因及项伯、张良的私下活动;接着写宴会上双方的尖锐斗争,故事情节三起三落,惊心动魄;最后写宴后张良入谢,刘邦归营诛杀告密者。其叙事有开端、发展、高潮,结尾,起伏跌宕,结构完整。其他史传散文如《国语》中的《勾践灭吴》、《战国策》中的《冯谖客孟尝君》等,其叙事描写也都有较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和曲折的情节。上述史传名篇已经具备了小说结构故事、安排情节的主要特征,后世常有人将其当做小说来读。
      二、从人物形象塑造来看,先秦两汉主要文体的许多作品具有明显的小说特征,其形象体系成为后世小说人物形象的原型和母体
      描写和塑造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是小说文体的又一基本要素。纵观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发展演变,经历了由神怪形象→历史英雄→常人形象的过程,而小说的这三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都可在先秦两汉蕴含小说因素的各种文体中觅其渊源和原型。
      神怪形象最早见于神话传说,其形象特征主要有三点:一是其形貌多为半兽半人、半神半人。如《山海经》记载,女娲“人头蛇身”,雷神“龙身而人头”。二是其本领神通广大,可上天入地、呼风唤雨。如盘古能开天辟地,后羿能射九日,嫦娥能奔月,夸娥氏二子能移山。三是其品质多具有高尚美好的人性。如盘古为开天辟地耗尽精力,死后其身体各部又化育万物,为创造美好的世界奉献了一切;女娲创造了人类,而当自然灾害威胁到人类生存时,她又炼石补天,除恶兽,止淫水,拯救人类;大公无私的大禹继承父志,为疏洪治水,走遍九州,三过家门而不入。魏晋志怪小说中描写的许多鬼神精怪,唐传奇《柳毅传》中的钱塘君,明代小说《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猪八戒等形象,大都是以神话传说中的神怪形象为原型并进一步发展的。历史英雄形象主要见于史传散文。《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等史传叙写的帝王将相、说客谋士、游侠刺客等形象系列,对后世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武侠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塑造,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提供了艺术借鉴。先秦两汉各种文体作品中也叙写了一些常人形象。如《诗经》“国风”中的《静女》《氓》等篇,有活泼可爱、密约幽会的青年男女,也有勤劳善良却遭弃逐的弃妇;《孟子•离娄》中有卑鄙无耻而骄其妻妾的齐人;《庄子•养生主》中有技艺高超的庖丁;《战国策•冯谖客孟尝君》中有沉稳不露、深谋远虑的冯谖;汉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中有勤劳能干、以死抗争的刘兰芝和蛮横专制的焦母。这些作品中的常人形象大都个性鲜明,栩栩如生,具有小说人物形象的艺术特征。
      先秦两汉各种文体中具有小说特征的人物形象塑造,“恰恰像一个婴儿的发育过程可以重演单细胞生物进化到人类的漫长过程一样,可以集中体现中国小说由描写超人的神怪形象→描写超现实的历史英雄形象→描写现实生活中的常人形象的漫长过程。”③
      三、从叙事写人的具体手法来看,先秦两汉的各种文体有许多作品表现出明显的小说特征,为古代小说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
      (一)想象、虚构手法的运用。想象、虚构是小说叙事写人的重要手法,这在先秦两汉各种文体作品中即已运用。神话传说中那奇特的故事和人物形象,就是远古先人不自觉地运用想象和虚构手法创造出来的。丰富多彩的寓言故事和人物,也是作者根据民间传说和自己的想象虚构创作的。即使崇尚真实的历史散文,因多是后来史官的追叙,也不可避免要运用想象、虚构。如《尚书》中的《虞书》《夏书》,《史记》中的《五帝本纪》,记叙的是文字产生前的史事,其根据只能是历史化的神话传说而加以作者想象。又如《左传•宣公二年》所写 触槐而死之前的叹言,《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所写介之推与其母同隐山林被烧死之前的对话,皆生无旁证,死无对证。《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写田 和韩安国退朝后在车内的私语,《淮阴侯列传》写韩信与陈 密划谋反之语,当时均无他人在场,何人听之、记之?显然都是史家运用了想象虚构等小说手法。对此,钱锺书曾作过精辟论述:“史家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相通。”④
      (二)善于通过描写激烈的战争场面和紧张的矛盾冲突来展现人物性格。这在史传散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左传•宣公三年》所写《齐晋 之战》,在两军激烈战斗开始时,齐侯大喊一声:“余姑翦灭此而朝食!”竟身不披甲跃马冲入敌阵。这既写出了齐侯的英勇,又表现了他的骄狂轻敌。写晋军主帅 克“伤于矢,流血至屦,未绝鼓音”,其部下张侯身负重伤,仍带领晋军冲锋陷阵打败齐军,其英勇顽强的性格和形象写得栩栩如生。又如《史记》中的《鸿门宴》,通过描写刘、项双方宴会前和宴会上明争暗斗、剑拔弩张的激烈矛盾,使刘邦、项羽、张良、范增等人物性格得以生动地表现。
      (三)善于描写典型化的情节和细节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如《战国策》中的《冯谖客孟尝君》写冯谖三次弹铗而歌和他为孟尝君营造“三窟”的情节,便充分展示了冯谖的才能非凡和深谋远虑;《苏秦始将连横》写苏秦以连横说秦失败,归家后发愤读书,疲倦时引锥刺股。这典型化的情节,既表现了苏秦刻苦攻读的感人精神,又表现了他追求富贵的急切心情。又如《左传》中的《秦晋 之战》,写晋帅先轸得知晋襄公释放了被俘的三个秦将,立即怒责晋襄公,并“不顾而唾”。这一细节生动地表现出先轸的刚直、暴烈性格。再如《史记》中的《陈涉世家》写陈涉少时与人佣耕时的怅恨慨叹,表现出他抱负远大;《万石张叔列传》写太仆石庆以策数马,表现了他谨小慎微的性格。史传散文中大量运用典型情节和细节表现人物性格的艺术手法,给小说的人物性格描写提供了丰富的艺术借鉴。
      (四)善于运用符合人物身份、个性的语言和对话描写人物。如《战国策》中《冯谖客孟尝君》写冯谖与孟尝君的对话,很好地体现了他平时深藏不露,关键时刻却敢作敢为、办事老练的个性。司马迁在《史记》中更善于运用个性化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如《项羽本纪》写项羽初见秦始皇出巡的威武豪华之状脱口说出:“彼可取而代之!”此语充分表现了项羽的帝王之志和极为坦率、莽直的性格;《高祖本纪》写刘邦初见秦始皇的威武之状时则含蓄地慨叹:“嗟乎!大丈夫当如此!”这既表现出刘邦有帝王之志,又表现出他的深谋与沉稳性格。运用个性化的语言和人物对话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是小说塑造典型人物形象的重要艺术手段之一。在这方面,史传散文为小说提供了艺术经验和范例。
      四、从结构模式和叙事模式来看,先秦两汉史传散文为我国古代小说奠定了基础,使其明显带有母体的艺术特征,形成独特的民族特色
      (一)从结构模式来看,先秦两汉史传散文主要有编年体和纪传体两种。《左传》等编年体史书以叙事为中心,以事件发生的先后为顺序,注重叙写事件发生→发展→高潮→结局过程的完整性,而不注重人物形象的完整性。“由于它要依从时序,不能够在某一个人物或某一个事件上作较长时间的停留,更不能把时间暂时凝固起来,对一个人物和事件作前因后果的完整的描叙。”⑤我国较早的杂史类小说如《穆天子传》《吴越春秋》和后来的讲史话本以及《三国演义》等长篇历史小说,就借鉴和运用了编年体结构模式。纪传体史书由司马迁的《史记》所创立。《史记》一改史书旧制,分为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变以叙写事件为中心为以叙写人物为中心,根据写人的需要来决定材料取舍和谋篇布局,打破了编年体史书叙事写人所受的时序局限,既能生动形象地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又能用更连贯更集中的笔墨来描写历史人物。我国早期的杂传类小说如《晏子春秋》《汉武帝内传》,魏晋志怪志人小说和成熟的文言小说唐传奇、高峰之作《聊斋志异》以及宋元小说话本,主要是袭用史书的纪传体结构模式并有发展变化。
      (二)从叙事模式来看,史家记叙的大都是过去的人物和事件,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述便成为其采用的基本叙事模式。史书作者以无所不知、无处不在的角色,超越时空,潜入内心,叙写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生的或未发生的、公开的或隐秘的事情,描写各类人物的言行乃至内心世界。这种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事模式对我国小说产生了巨大影响。不论是文言小说还是白话小说,不论是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大都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事模式,作者不充当故事情节中的任何角色,只作为局外人和旁观者客观地叙述故事发生、发展至结局的全过程,或把自己的观点、倾向寓于情节结构与形象象征之中。
      史传散文大都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事模式,也有少数作品的片断采用第三人称限知视角叙事模式。如《左传•成公十六年》记晋楚鄢陵之战有一段文字,就不是作者用全知视角直接叙述,而是采用限知视角叙事模式,通过楚王与其身后那位从晋国投归楚国的伯州犁的问答,将他们目中所见晋军召集军官张幕、祈祷、撤幕、填井、铲灶、发令、宣誓等行动一一叙出,文中人物的视野取代了无处不在的作者。史传采用的第三人称限知视角叙事模式对我国古代小说也有直接影响。如唐代薛渔思《河东记》中《板桥三娘子》写汴州板桥店的老板娘,先用魔术把旅客变成驴出售得钱,又把旅客货物据为己有。这离奇的故事不是作者以全知视角来直接描述的,而是由小说中人物赵季和“偶于隙中窥之”的。《聊斋志异》更擅长采用限知视角叙事模式,书中花妖狐魅的变幻多由小说中人物眼中看出、口中说出,而不是由作者直接描述。《红楼梦》第三回对黛玉出场时的外貌,作者并未直接描写,而主要是通过宝玉初见黛玉时的眼睛所见来描写的。
      我国小说在其孕育产生阶段,就依傍和借鉴先秦两汉发达的史传散文;至发展成熟后,其结构模式和叙事模式仍明显带有其主要母体史传散文的艺术特征。这是我国小说与西方小说不同的民族特色之一。
      综上所述,中国小说的起源问题相当复杂,其源头和母体当是多方面的。先秦两汉时期的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史传散文等多种文体中的小说因素和丰厚的文学沃土,共同孕育产生了中国小说,而先秦两汉高度发达的史传散文则是中国小说的主要源头和母体。
      
      ①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② 庞金殿:《中国小说起源说概论》,《宁夏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3期,第44―47页。
      ③ 王恒展:《中国小说发展史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0页
      ④ 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6页。
      ⑤ 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67页。
      
      作者:庞金殿,德州学院中文系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小说。
      编辑:赵红玉 E-mail:zhaohongyu6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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