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知音》与“批评论”其他篇之理论关系】文心雕龙知音
时间：2019-02-11 05:39:4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时序》《物色》《才略》《知音》《程器》为创作论的后五篇。五篇理论观点杂多，又都是文章组成的外围因素。而其中《物色》与《知音》最具理论性，是杂篇理论的核心所在。《知音》主要观点的提出建立在其他诸篇对作家作品的品评之上，且与其他篇的理论有共同之处。
关键词：批评论《知音》 《物色》 《时序》 《才略》 《程器》 理论关系
“按《序志》的说法，从《时序》到《程器》的五篇属批评论。”①这五篇“批评论”即《时序》《物色》（学者对《物色》篇的位置多有讨论，因无定论，故从原章节的安排）《才略》《知音》《程器》。“刘勰有关文学批评的理论，主要集中在《知音》篇。”②足见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的重要地位。从《文心雕龙》的研究现状看，大部分以《知音》篇为对象，其也最具理论性，提出了“六观”、“妙鉴”、“圆照之象”、“知音难逢”等重要文学理论思想，③而它与其他四篇的关系亦非常紧密，共同支撑着刘勰的杂文学理论思想大厦。
一、“批评论”各篇之间的理论关系
《文心雕龙》“批评论”共五篇。《时序》对各时代文学进行了概述；《物色》主要论述自然景物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才略》主要是评论历代作家的才性；《知音》是文学批评的态度和方法；《程器》是作家的品德论。这五篇是杂论性质，所以从主要内容我们可以知道，五篇之间没有所属关系，即没有任何一篇如《总术》篇是杂论的总结。但“批评论”五篇又不是决然孤立成篇，它们之间还是有千丝万缕的结构体系的。
首先，五篇都是批评观点的集中体现。“他的批评观，除了在《知音》《指瑕》《才略》《程器》中有较集中的表述外，大量的反映在他对历代作家作品的评论中。”④位置尚无定论的《物色》和《知音》篇是刘勰批评观点的核心篇章，而其他篇章都是对历代作家、作品的批评，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篇章就没有任何批评观。在《时序》《才略》《程器》篇中都体现出较强的批评色彩，特别是这些篇章在批评诸多作家、作品时都寄托了自己的理论观点。有的指出“质文代变”的时代发展特点，有的指出作家各具不同的天赋和才能――“才难然乎！性各异禀”，而有的对作家提出了“贵器用”的德性要求。这与《文心雕龙》前四十四篇的主旨明显不属同一基调，前四十四篇主要都是为了阐明具体的文体或一定的创作方法，故其立足点不是放在批评理论上的。
其次，五篇“批评论”的理论观点杂多，没有完全统一的标准。文体论二十篇都是以“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为统一标准进行陈述的。创作论也是“剖情析采，笼圈条贯”。而“批评论”五篇很明显没有一个固定的叙述模式。前已述及各篇的主要内容，在提出各自观点时，我们发现在此五篇中没有一个核心观点。《时序》在评论历代作家作品后，提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质文沿时，崇替在选”等的观点；《物色》篇提出“情景关系，心物交融，入兴贵闲，析辞尚简，参伍因革，感兴等等”等的观点；⑤《才略》在评述历代作家的同时提出了“文质相称”、“理赡而辞坚”、“才难然乎！性各异禀”、“偏美”等的观点；《知音》篇是反映刘勰批评观的主要篇章，其提出“六观”、“圆照之象”、“俗鉴与妙鉴”、“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披文以入情”等的观点；《程器》是作家德性论，提出“贵器用而兼文采”、“修短殊用，难以求备”等的观点。很明显，这五篇上述理论的提出不是以一个固定的模式提出来的，其理论本身也相去较远，不能把他们归为观点同一的批评理论。所以五篇在陈述上没有如文体论的统一标准，其批评观点也是杂多的。蔡钟翔等的《中国文学理论史》就认为这些篇章是“全书的杂论和余论”。
复次，五篇的理论都属于对文章本身之外因素的论述。文章本身一般应包括《声律》《章句》《丽辞》《事类》《夸饰》《练字》《隐秀》《指瑕》等内容，当然还有结构层次等。“批评论”五篇显然不是其中之属，前述《时序》《物色》《才略》《知音》《程器》五篇是从时代、景物、才气、鉴赏、品德等方面来进行理论的探讨。无论时代因素、作家因素，还是才气因素，这都是文章的外围因素，不是具体作品内容的构成。
二、《知音》《物色》为主共同建构刘勰批评论的主体思想
从五篇的理论观点来看，《物色》《知音》是最富理论性质的，上述所包括的理论也应是刘勰文学理论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时序》《才略》《程器》等三篇主要都是以历史为线索对作家、作品进行概述，具有很强的文学史性，虽《程器》不纯是以史为序，但很明显也是对古今“不护细行”的作家进行按序举例述说。《物色》《知音》不是以史为序，而是纯粹地分析心物、情景关系和“音实难知”等理论。毋庸置疑，我们在认识五篇“批评论”中应重点把握这两篇的理论内核。下面我们来看看《物色》《知音》的主要理论思想。
如前述，《物色》主要包括情景关系，心物关系等。心物或情景关系是刘勰文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心物关系是古代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从远古歌谣到近代文学作品都非常强调心与物或情与景的交融。陆机“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文赋》）⑥，明代谢榛：“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⑦清王夫之《姜斋诗话》：“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⑧王国维“境界说”更是心物交融的理论高峰。刘勰《文心雕龙》不仅在《物色》非常重视心物关系，在其他篇章亦十分强调心物关系，我们在大部分篇章中都可以见到心物交融的理论因素。“人禀七情，应物斯感。”“婉转附物，怊怅切情。”“情必极貌以写物。”（《明诗》）“情感七始，化动八风。”（《乐府》）“睹物兴情。”（《诠赋》）“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神思》）无论是物情关系还是风情关系，还是情山关系，刘勰一直把物或景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而把情感作为文学创作的催化剂。从以上例子就可以看出来，在刘勰的理论体系中，心物关系是被置放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而魏晋南北朝是山水题材诗歌兴起的重要时代，“庄老告退，山水方滋。”以谢灵运等为代表的一批诗人把目光转向山水，寄情山水，形成了中国山水诗的第一座高峰。在如此时代文学氛围的影响下，刘勰必然会把山水诗歌的表现特征作为其理论的一个内容。由此，我们才有理由猜测，在文体论和创作论后，刘勰不得不以杂篇的形式提及他的心物关系论：“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这也就完善了他的理论体系。与钟嵘并世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从杂文学的本体论――“原道说”出发，全面揭示了“人文”之“文”与“物色”、“时运”的关系，在杂文学理论体系中，把物感说发展到较完满的程度。”⑨
在“批评论”各篇中，情感因素也占了很重要比重，这是《物色》《知音》的显现出地趋同的理论观点。前已述及《物色》的心物关系，即情感与景物交融。《文心雕龙•序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褒贬”、“怊怅”、“耿介”，这是刘勰对《才略》《知音》《程器》的集中评介。这些评介性语词都是带有较浓郁的情感的，也就是说“批评论”各篇都是情感特征非常明显的理论阐述。刘勰在《序志》篇中告诉读者，这些篇章是具有很强的情感因素的。其实《时序》亦如此，“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此句中的“情理”难道是别样一种情吗？！《知音》篇亦有非常浓郁的情感要求：“志在山水，琴表其情。”“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文情难鉴，谁曰易分？”知音难逢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对作品情感的理解不够，刘勰在此大力强调披文而见情，“沿波讨源”，即缘辞求情，⑩从而与作者之情进行沟通，以形成《知音》所推崇的伯牙摔琴谢知音。其实，伯牙摔琴并非是对琴的仇视，而是因为他的情感得不到尊重，得不到理解，当真正能够理解、读懂他的人离去后，其理所当然会为“情”而绝望。《知音》要求读者进入作者心中去理解的不仅是作品中的情，还要理解作者心中所泄导出来的情感。而这种泄导的情感正是心物交融中的情感，只不过已经形成了具体的作品，但它也是情与景相互作用的产物。所以，《物色》《知音》都是强调情感的，其他“批评论”诸篇亦如此。
和物色关系论一样重要的是《知音》篇中的理论因素。“知音少，弦断有谁听？”这是对文学创作的追问，或是一种绝望的心理展露。刘勰对此进行了深刻地剖析和解释，得出了应该令人满意的答案。从其理论阐述中，刘勰强调了“六观”、“圆照之象”、“妙鉴”、“知多偏好，要莫圆该”等理论。为解决音实难知的困境，刘勰提出了“文情难鉴”的主观因素，在“沿波讨源”、“振叶以寻根”的方法指导下，他接着提出了“六观”，即“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它的提出不仅是对文情难鉴的解释，而且是对刘勰文学理论思想的一个总结。王运熙先生曾说：“位体”是指经营整篇的体制风格。刘勰认为写作时应首先注意“设情以位体”（《 裁》），阅读时也应首先注意它。“置辞”是指运用辞采，包括《丽辞》《比兴》《夸饰》《练字》《隐秀》等篇中所论列的各种用词造句方法，再加上观“事义”（见《事类》）、观“宫商”（见《声律》）。当时写作骈体文字必须注意的辞藻、对偶、用典、声律诸因素，都包括进去了。“奇正”是指作品风格的奇正形势，“通变”是指作品能否折中古今，“斟酌乎质文之间”（《通变》）。刘勰要求作品的体制和语言都能做到“执正以驭奇”（《定势》），要求“望今制奇，参古定法”（《通变》）。这是他全面讨论创作的基本思想，因此在讨论文学批评时也把它作为应当考察的重要方面。{11}
“六观”说从六个方面对刘勰前四十四篇的观点进行了概述，涉及到了《 裁》《丽辞》《比兴》《夸饰》《练字》《隐秀》《定势》《事类》《声律》《定势》《通变》等篇的主要观点。“六观”说是浓缩了刘勰文学理论思想的一个概念，它不仅是解读知音之难时对文情难鉴的回答，又是一种理论的全景式俯瞰，在批评论中突显出来，成为“批评论”中的一个主要观点。除物色与知音篇外，其他篇都是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进行评说与论述。《物色》《知音》都是从文始就开始进行理论的探讨，区别于“批评论”其他篇：从具体的作家、作品进行评论。《物色》从开始就围绕“心物”关系进行解说，提出了“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文贵形似”、“体物为妙，功在密附”、“入兴贵闲”等主要观点；而《知音》也就是作者开头就提出“音实难知，知实难逢”，继而进行客观与主观的回答。处处都是在进行理论的探讨与思考。所以《物色》《知音》在“批评论”中是理论性非常强的两篇，其理论特色如上述具有很强的支柱作用，它们共同支持着刘勰的文学理论思想体系。
三、知音篇与其他篇之总体理论联系
罗宗强在谈到刘勰的“批评观”时认为：“我们可以根据《知音》篇提供的线索，结合他对作家作品的具体批评，和他在《文心》各篇中零散的理论表述，来勾画出他的批评观的大致面貌。”{12}他不经意道出了《知音》与“批评论”其他诸篇的第一层关系，即其他诸篇的阐述为《知音》的理论提出奠定了一定的材料基础。除《物色》篇外，《时序》《才略》《程器》各篇主要是对作家作品的品评。正是有这些品评，结合前人提出的一些相关观点如“文人相轻”等，刘勰才得以在批评众多作家、作品后，发现了“批评论”中的一个现实――“知音难逢”。
其次，《知音》篇理论上与其他篇有思想的共同点。前已述及的“情感”为共同理论思想此不再复述。在解释“音实难知”时，刘勰从客观的角度做了回答：“知多偏好，人莫圆该。”也就是说作家作品存在着不同的风格追求，体现出不同的风格美。而读者亦是具有不同的知识背景和审美情趣，他们在阅读作品时总是带有不同的“期待视野”。当作品与读者相逢时，由于不同的期待视野和作品的风格的差异，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作品与读者的阻碍，由此就必会有“知音难寻”的悲叹。刘勰在《时序》中提出了“蔚映十代，辞采九变”、“文变染乎世情”的观点，这就是由于“偏美”造成的，“质文代变”，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审美追求：建安时代，“雅好慷慨”；“应傅三张之徒，孙挚成公之属，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简文勃兴，渊乎清峻，微言精理，函满玄席”。在《才略》篇中评论孔融和祢衡时亦称“有偏美焉”，认为；王朗“亦致美于序铭”，其他作家大都如此，都具有不同的“偏好”。《程器》篇“盖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更是直接阐述了作家“偏美”的现实。
① 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82页。学界对此有许多看法，以牟世金、郭绍虞为代表的观点认为是批评论，以周振甫为代表的观点认为是鉴赏论，以蔡仲翔等为代表的观点认为既是批评论又是鉴赏论。此姑且用牟世金先生的观点。
② 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84页。
③ 本文所有《文心雕龙》例文均选自周振甫：《文心雕龙译注》，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④ 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84页。
⑤ 崔丽：《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札记》，《前沿》2005年第9期，第260页。
⑥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页。
⑦ 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四溟诗话》（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80。
⑧ 黄霖、蒋凡主编，邬国平编著:《中国历代文论选新编》（明清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67页。
⑨ 蔡钟翔、黄保真、成复旺:《中国文学理论史》（卷一），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298页。
⑩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06页。
{11} 王运熙:《文心雕龙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12} 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84页。
作者：李国新，现为云南大学文艺学专业博士研究生，西南林业大学人文社科系汉语言文学专业讲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理论及古典文献研究。
编辑：赵红玉 E-mail：zhaohongyu69@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