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与返乡 漂泊
时间：2019-02-11 05:43:0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王家新诗歌在中国当代诗坛占有独特的地位，其精神形态具体呈现为“漂泊者”对严酷命运的承受和对生命荒诞存在的抵抗。面对语言的召唤，一个孤独的游历者陷入了一种无限循环的“漂泊”与“返乡”之间永远的紧张与相反相成的纠缠之中。
关键词：王家新诗歌 “漂泊” 承受 “返乡”
王家新诗歌在中国当代诗坛占有独特的地位。在商业化、世俗化、物质化等多声部话语共时聒噪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内心疲弱的诗人们纷纷疏离诗歌的人文立场，或集结在“民间写作”的旗帜下，开拓出“下半身”写作资源，来确立诗歌的日常行为和消费意识；或逃向故乡田园的诗意记忆，优雅地弹拨着古典式的牧歌情思，在“后海子时代”把沉重的历史和个人心灵的隐秘创伤进行双重悬置。王家新诗歌的出现恰恰就在于对诗歌内部灵魂的激活与恢复。当然，灵魂不能通过预设先验地存在，它生成于生命主体遭遇时代境遇所发生的深刻摩擦。真切的个人生活与具体历史语境的媾和，历史意识沉潜于个体生命经验的延展中，是诗歌灵魂在场的表征。著名诗人、评论家陈超先生把王家新的主要诗歌作品《回答》解读为“将个体遭际的沉痛经验一点点移入到更为广阔的时代语境中，使之既烛燃了个体生命最幽微最晦涩的角隅又折射出历史的征候”。陈先生的理解无疑深中肯綮。事实上，王家新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倾听到某种内在魂灵的巨大召唤，这个带有沉郁风格的超越型诗人便协同他那对生存与历史命运的求证意志，赴难式地踏上了自身地理学空间和诗歌精神有机融合的探险征途。王家新的诗歌自此也就进入到一种无限循环的“漂泊”与“返乡”之间永远的紧张与相反相成的纠缠之中。
在“漂泊”中承受
王家新生活空间的转换和诗歌精神的迁徙应该是共时同构的。“不幸”的家庭出身决定着他童年时遥望天空的忧郁姿态，故乡生活的灰色记忆蛰伏在他“无意识心灵”深处。1985年，王家新到《诗刊社》任编辑（借调），从湖北偏僻一隅来到喧嚣的大都市北京，临时“身份”的隐约不安与迥异的北方生存环境相遇，记忆中忧惧的精神内核被逐渐激活。“北方的气候、大自然景观和它的政治、文化、历史相互作用于我，在我的写作中就开始了一种雪。”“雪”作为一种意象就开始频繁出入在王家新诗歌语言谱系中，并通过延异的心理过程不断形成对于其他语词意象的统摄力。“雪”的形质有寒冷、明亮、洁净等读解方式，但被主体沉郁的记忆和心灵同时照亮的“雪”转化为“困境”与“磨难”的隐喻和灵魂自我辨认后“坚毅生存力”提升的见证。“蜡烛在燃烧/冬天里的诗人在写作， / 整个俄罗斯疲倦了/又一场暴风雪/止息于他的笔尖下 / 静静的夜 / 谁在此时醒着……”（《瓦雷金诺叙事曲》）“雪”罗织的牢笼禁锢了所有的声音，只有写作，沉默以书写的方式承受了“雪”的压力。而“蜡烛在燃烧”，“冬天里的诗人”孤独地呼吸着民族的惨痛命运，是“雪”一次又一次地经历了生命个体精神意志的消耗与增长。诗人最后写道：“当语言无法分担事物的沉重， / 当我们永远也说不清/那一声凄厉的哀鸣 / 是来自屋外的雪野，还是 / 来自我们的内心……”这里，“分担”是“承担”、“坚持”、“抵抗”的同义语，是“承受”的另一种形式。有人说，诗歌的边界就是语言的边界，当语言已无法承受生存的重量，诗歌的绝望便显示出抵达创伤之源的不可能性。既然已不能诉说，那只有回到内心，回到个体生命的存在勇气来承担虚妄的现实，从而实现抵抗“雪”。可以说，诗人以诗歌的绝望承受并重构了生命的绝望，灵魂便从文本的罅隙中升起。
在诗歌《瓦雷金诺叙事曲》中，王家新借助精神的漫游展开了一场写作者与自我的对话，诗中主人公帕斯捷尔纳克形象与诗人另一个自我对接，在互诘、互动、互融中完成了个体对历史苦难的承受。类似的“承受”在《帕斯捷尔纳克》中更为明显：“不能到你的墓地献上一束花/却注定要以一生的倾注，读你的诗/以几千里风雪的穿越/一个节日的破碎，和我灵魂的颤栗……命运的秘密，你不能说出/只是承受、承受，让笔下的刻痕加深……”王家新曾谈到创作这首诗歌的情景：一种共同的生活和命运，一种痛苦或者说幸福积聚在他的内心，快要迸发和呼喊。可以这样理解，诗人对生存现实的认知和承受正处于无法言说的时刻，焦虑着的灵魂迫使他不得不通过对“风雪”的穿越，在冲破时间与空间的双重阻隔后，找到了异质语境下的帕斯捷尔纳克。是“流亡”的命运驱动着诗人的精神漂泊，在与帕斯捷尔纳克相遇后又催生了王家新的诗歌，帕斯捷尔纳克的精神生活重组了王家新诗歌生命的经验和灵魂。
1992年诗人赴西欧游学，地理位置的迁移所带来的惶惑、孤独与压迫感再一次点燃了他内心的沉重。在卡夫卡、里尔克、叶芝的故乡，异域的文化品格、语言形态和大师们承受世界的方式与诗人母语的力量发生了深刻的联系，“流浪似乎成为一种内心的驱策”，用诗人的话说，也就是“某种在词语中早已开始的‘流亡’，现在进入到它的现实空间”，正是在这一转换中，一个诗人才有可能更深切地体悟到他自身存在的根本命运。在异国与本土漂游的旅途中，诗人无法控制自己，于是，《布拉格》《另一种风景》《词语》和《游动悬崖》《伦敦随笔》《回答》等诗歌文本以内在的视角、更加自省的精神和哲学沉思形态出现。《布拉格》的文化背景设定在一个城市的黄昏里。“谁在这时来到桥头伫望/谁就承担了一种命运/谁从深巷或书本中出来，谁就变为游魂”。以“伫望”的姿态切入，诗人已真切地触摸到了“布拉格”此时此刻的品格：温暖、坚硬、明朗，又深沉、凝重，承担意识再次浓烈起来。“在当代诗歌中，很难再找到一种比王家新的‘承受’还延续得长久的词语，并且这一延续一直维持着一种敏感的高昂的音色。这个看似朴素的词，却有奇妙的暗示和隐喻力量，它可以被看成一个敏感而丰富的灵魂在我们时代的写照，一种坚忍的生命意志的语言浮标，或一种有关诗人的信仰和良知的自我诊断。”毋庸置疑，“承受”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词语和主导意象，诗歌中的“承受”姿态是在书写主体不断的“流亡”途中实现的。“流亡”、“流浪”是人类文学史上“漂泊”主题的另类表述，西方文学中的漂泊精神来源于基督教文化传统，它既包含人类对终极意义的无限追寻，又指向世俗精神上的生存关注。“漂泊”是文学性传达的永恒母题，又是生存个体抵抗与承担严酷现实所展现的精神形态。所以，“不仅需要形而上的思考与追问，更加需要个体道德伦理的实践承担”，“流亡的人把祖国带在身上/没有祖国，只有一个/从大地的伤口迸放出的黄昏……祖国在上，在更高更远的地方/压迫你的一生//我将离去，但我仍在那里/布拉格的黄昏会在另一个卡夫卡的/灵魂中展开……”诗中的“祖国”理解为与母语相关联的历史与现实、具象与抽象的事物。“祖国”已化为漂泊者内心刻骨的隐痛和无处不在的绝对信仰与宿命。抵达之路没有终点，只有灵魂上升的凝重姿势。以卡夫卡的名义，哲学的沉思和浓厚的历史与现实精神同时到场。可以说，王家新的诗歌在对漂泊精神的呈现上触摸到了世界文学的高度。
在语言中“返乡”
如果“漂泊”或“流亡”是诗人真正的命运，那灵魂的“家园”或“故乡”是否能够存在？《祖国》一诗首先做出了回答。“当我卷入流水/你是那黝黑的/承受日晒的石头/当我打开地图/你，升向天空/当我走到一个极限，几乎彻底走出/远远传来你的呼喊……”“卷入”一词暗示被动的行为，有命定的色彩；“流水”呈露出“漂泊”或“流亡”的具象形态；与“我”相对应的“你”是块“石头”。王家新诗歌的“石头”意象仅次于“雪”的地位存在，它坚硬、沉默，似乎隐喻着对某种信仰的坚持、某种事物的形而上沉思或对某种坚韧品质和孤独精神的求证。“黝黑”的“石头”附集着苍凉的悲剧意蕴，体验着诗人对历史与现实真实而独特的生命感知。显然，故乡一直存在着，只不过它是以“承受日晒”的方式召唤着漂泊者的灵魂。在柔软与坚硬之间的巨大差异中，“流水”和“石头”所冲积成的紧张语境彰显了“我”离家又渴望返乡的隐秘之痛。但家乡在哪里？“地图”只是个虚幻的标记，因为“你”已远离沉实的大地，幻化为信仰的乌托邦，似乎到了难以承受的极限。在“几乎彻底走出”时，却“传来你的呼喊”。“故乡”既是个自明的存在又是个无法触摸的符号，返乡行为被证实为一种虚妄的假设，无法返回之乡恰恰无时不在地“呼喊”，于是，灵魂被撕扯，荒谬生成于“漂泊”与“返乡”两极的纠葛与缠绕之中。
主体能否被拯救？王家新在回答普美子的诗学问题时表达了这样的困惑。“如果一个人经历了最艰难的漫长生活，却感到某种更高的力量依然在他身上存在而没有被毁灭，那么这个‘故乡’就是与他同在的。说到底，‘故乡’不可能是外在的。”既然“故乡”已经和诗人同在，那也就无关乎“抵达”或“永不抵达”的问题。仔细考察王家新90年代中后期到新世纪的诗歌文本，发现王家新的确不再有意识地“设置一种精神流亡的情景”。但为什么“要从深入不懈的写作中，去找到那种奇迹般的复活的力量；最起码，要把这种不可能完成的‘境遇本身’不是草草地而是深刻有力地勾勒出来”？难道“某种更高的力量”和“复活的力量”存在巨大的差异？透过诗人自我阐释中显现的话语裂痕和文本事实本身的诉说，内在的情景逐渐明亮起来。事实上，王家新诗歌内部绝对精神的分量并没有缩减多少，转换的只是诗歌联系世界的方式及精神漫游的通道，灵魂通过语言的遮蔽巧妙地伪装了自己出游的形态。也就是说，不存在诗歌灵魂“定居”的问题，“返回”的只是诗人对语言与形式的关注，灵魂通过语言的“返乡”以更隐秘的方式“漂泊”或者称其为：在语言中“返乡”。
语言中的“返乡”是另一种形式的探险。写于美国的《尤金，雪》宣言式地开始了这种转折。“一场雪仗也许会在你和儿子之间进行， / 然而，这一切都不会成为你写诗的理由， / 除了雪降带来的寂静。”温馨的日常生活虽然进入了诗歌的视野，但还没有成为它的目标，诗人仍然追寻“雪降带来的寂静”――生命与哲学境界的沉思。接着，诗人急切地陈述了“写诗的理由”：“一个在深夜写作的人， / 他必须在大雪充满世界之前 / 找到他的词根； / 他还必须在词中跋涉，以靠近 / 那扇唯一的永不封冻的窗户， / 然后是雪，雪，雪。”如果抽离出里面的几个关键词：深夜、词根、跋涉、窗户、雪，可把它们串联为一句话：深夜的诗人通过词根的跋涉（或漫游）望见了窗户外的大雪。词代表着语言；诗人首先要寻找语言，因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只有语言才使“跋涉”成为可能。寻找语言的过程也是一种探险的过程。“雪”依然是“瓦雷金诺”的上空降落到帕斯捷尔纳克生命与内心中的那场“雪”，它不断召唤着诗人的灵魂。而“永不封冻的窗户”是精神出游的另一种最温暖最具有诗意的通道。因此有论家说：“在这个漫长的流放航程中，或许永远就没有回归……有的只是出发。”2004年，诗人创作的又一个丰收期。《简单的自传》《晚年的帕斯》《从城里回上苑村的路上》《田园诗》等等都可以归纳到“返乡”这个主题精神内。《晚年的帕斯》中，晚年的帕斯在一场大火中失去了家园，也失去了他所有的精神负担，“他自由了”，但“巴黎的街头”成了他重新“流浪”的起点。诗歌也在缓慢的语言节奏里沉静下来，语言形式的变换，切除了原本紧张的争辩与尖锐的声音，指向了写作的另一种可能。对于诗歌《从城里回上苑村的路上》，王家新曾在一篇题为“诗的还乡之途”的文章中做了精到的阐释。这里，诗人所指认的“还乡”是“生命的还乡”。在这个存在被遮蔽、心灵也日益被逻辑化的时代，“‘生命的还乡’也就有了它迫切的意义，成为我们灵魂中深沉的渴望。所谓‘还乡’，就是摆脱‘技术统治’和人世虚荣的控制，重新获得与本原的接触；就是听命于我们灵魂那种莫名的乡愁的指引，重新踏上精神的漫游和追寻之途。”说到底，“生命的还乡”最终通过语言的“还乡”来实现，本诗语言的通俗化联系着世俗生活的日常性，琐屑细小的事物与具体自然的生活场景的媾和，使语言从高空返回大地，从遥远的“远方”返回具体的生活和“我们”的身边。
陈超先生曾特别撰文来论述“漂泊”与“定居”（返乡）互为表里的逻辑内涵。他把“定居”放在生命诗学的意义上进行考察，指出人类在自我解圣化后所展开的“生命内核的大迁徙”，是“一次根本的‘返回’――返回人本身”。这实际上涉及到了语言及语言所承载的文学的审美现代性问题，文学的审美现代性被裹挟在20世纪文学起伏动荡的夹缝中或隐或显。陈超似乎也意识到了这种语言现象，他说：“我们通过诗歌的整体包容力量，在语言的现实中完整地呈现了漂泊/定居的生命。”在谈到“漂泊”与“返乡”的关系时，他认为，“漂泊”与“定居”（返乡）共时同在，彼此可逆，是“一个命题的两个方面”。“漂泊是什么？它不过是人类精神的不断提升与历险。定居是什么？它不过是人类漂泊精神由向外扩张不断转化为内部纠葛的危险结果。漂泊与定居――自我肯定、自我否定、自我否定之否定的无限历程。”在《简单的自传》中，王家新证实了陈超的观点，并对自己诗歌的精神形态做出了总结：“我现在写诗/而我早年的乐趣是滚动铁环/一个人，在放学的路上/在金色的夕光中/把铁环从半山坡上使劲往上推/然后看着它摇摇晃晃地滚下来/用手猛地接往/再使劲往山上推……//如今我已写诗多年/那个男孩仍在滚动他的铁环……而我在写作中停了下来/也许，我在等待――/那只闪闪发亮的铁环从山上/一路跌落到深谷里时/溅起的回音？//我在等待那一声最深的哭喊”。“滚动铁环”，本来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游戏行为，但在此刻的语境下却凸现出深刻且荒诞的意蕴。“滚下来”，“往山上推”；再“滚下来”，再“往山上推”，生命就在这反复的行动中被无限期地延展。这类似于中国古老神话故事“吴刚伐桂”和西方的“西绪福斯神话”所蕴涵的对人生形而上的思考，生命的价值就存在于永不停息的无限循环的过程中。荒诞的生活需要“荒诞”的行动去穿透。“滚动铁环”行为再次诗意地印证了“漂泊”与“还乡”互为前提的逻辑内涵。“我在写作中停了下来”是暂时的，这是语言自我调整的需要，暂时的“定居”为了更远的“漂泊”。因为，“我在等待……回音”抑或是“那一声最深的哭喊”，这是否就是“灵魂”在语言中对诗人下一次“漂泊”所做出的最深情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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