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樵《兴元新路记》创作艺术评析]艺术创作方法
时间：2019-02-11 05:43:0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孙樵的《兴元新路记》创作于大中四年六月文川道被废弃前，以其及时性、深思明道而成为一篇颇有特色的时政评论。同时，《兴元新路记》在记体文议论化的发展过程中也有其独特地位。
关键词：孙樵 《兴元新路记》 时政评论 记体文
孙樵，字可之，一字隐之，晚唐著名古文家，其作品《兴元新路记》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所以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李之勤《唐代的文川道》、郭荣章《唐孙樵〈兴元新路记〉识评》、陶喻之《唐孙樵履栈考》、刘洁《匡正唐代文学家孙樵记》都详加考证。但对于《兴元新路记》的文学特色，人们大多认为只是一篇普通的山水游记，如储欣就说此文“琐琐记程，点缀入胜，柳柳州山水园亭诸记之妙，往往夺胎”①。汪师韩则更加干脆，“只如一本出门账簿，拙直急遽，那复有闲情逸趣耶？视柳柳州诸记何如？”②当代学者，大多沿袭了这种说法。刘芳琼说：“《兴元新路记》……使游记变成了方志，只是纯写景状物，缺乏柳文中景中有情，一腔幽愤含孕其中，一山一水一草一石都寄托着自己不幸的身世遭遇。”③他们都没有认识到此文的创作目的。王志昆虽然认识到此文的创作目的不在山水，而在于揭露官僚政治的弊端，但仍然认为此文“多客观描绘，明显的寓意较少，与柳文不同”④。倒是陶喻之和吕武志的认识更加合理。吕武志认为，“作者于军人、藩贵、地主之兼并民田，实意有所讽。文末感慨荥阳公郑涯修路之艰难，与为民造福，反而受谤毁。其意层层迭出，于悠雅峻洁中，别寄社会民生，虽与柳氏《永州八记》暗寓个人襟怀不同，实有异曲同工之妙”⑤。前半句曲为之说，后半句则实有道理。陶喻之认为，“《兴元新路记》……是一篇同《书褒城驿壁》《书何易于》《梓潼移江记》一样匠心独运、寓意深邃的议政杂文，这正是他散文惯有的特色”⑥，见解独到，但又语焉不详。所以，对于《兴元新路记》，实在有重读的必要。我认为，《兴元新路记》是一篇很有针对性、时效性的议政杂文，深思明道，含蕴深远，于“记”体文的发展中也有贡献。
一、针对性、时效性
判断这篇文章写作时间的根据，是以下三则材料：
《旧唐书•宣宗记》：大中三年“十一月，东川节度使（应作山南西道节度使）郑涯、凤翔节度使李 奏修文川谷路，自灵泉至白云置十一驿，下诏褒美”⑦。
北宋王溥《唐会要》卷八六《道路》：“大中三年十一月，山南西道节度使郑渥（应作郑涯）、凤翔节度使李 等奏：当道先准敕所开文川谷路，从灵泉驿至白云驿共一十所。每驿侧近置私客馆一所。其应缘什物、粮料、递乘，并作大专知官，及桥道等开修制置毕。其斜谷路创置驿五所：平州驿一所，连云驿一所，松岭驿一所，灵溪驿一所，凤泉驿一所，并已毕功讫。敕旨：蜀汉道古今 危。自羊肠九屈之盘，入鸟道三巴之外，虽限隔戎夷，诚为要害，而劳人御马，常困险难。郑渥首创厥功，李 继成巨绩。校两路之远近，减十驿之途程。人不告劳，功已大就。偃师开路，只为通津；桂阳列亭，止于添驿。此则通千里之险峻，便三川之往来。实为良能，克当寄任。宜依所奏，仍付史馆。”
“四年六月，中书门下奏：山南西道新开路，访闻颇不便人。近有山水摧损桥阁，使命停拥，馆驿萧条。纵遣重修，必倍费力。臣等今日延英面奏，宣旨却令修斜谷旧路及馆驿者。臣等商量，望诏封敖及凤翔节度使观察使，令速点检，计料修置，或缘馆驿未毕，使命未可经通，其商旅及私行者，任取稳便往来，不得更有约勒。敕旨，依奏。”⑧
李光富⑨和傅璇琮⑩都据文川道开辟时间判定《兴元新路记》创作于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很明显是不对的。
第一，孙樵大中九年进士及第，此前曾十次参加进士考试，大中三年也应该在京师参加进士考试。唐代的进士考试，举子们“在秋冬之际（最迟在十月），陆续集中于京都”{11},所以孙樵大中三年十月一定在京师，新路十一月修成，孙樵在大中三年不可能途经文川道。“唐代的进士、明经试一般在正二月举行”，“唐代进士放榜的时间，根据现在见到的史料，有正月的，有二月的，也有三月的”，“通常的情况是在二月”，那么孙樵正月之前是不可能途经文川道的。
第二，因为文川道于大中三年十一月修成，第二年六月废弃。而文章末尾谈到的“朝廷有窃窃之议，道路有唧唧之叹”，可以帮助我们判断此文写作时间。大中四年放榜之前，孙樵都在京师，所以他了解了朝廷的“窃窃之议”，唐中央在道路始通之时曾“下诏褒美”，所以是“窃窃之议”。这“窃窃之议”激发了孙樵的义愤，他下定决心实地考察文川道的情况。只有孙樵途经此路后，也才能了解到“道路”的“唧唧之叹”。而“唧唧之叹”更坚定了孙樵写作此文的决心。所以，这篇文章只能写于大中四年二月之后。而大中四年六月之后，朝廷关于文川道的争论已经以文川道的废弃而结束，“窃窃之议”和“唧唧之叹”也就毫无意义了。所以这篇文章最后完成的时间，应该是文川道“为雨所坏”后，唐王朝正在讨论此事时，即大中四年六月之前。陶喻之认为，“《兴元新路记》具体撰写时间，似在大中四年春夏之交返秦前夕或稍后次褒城驿时。”“最终完成约在大中四年春夏之交可之在蜀获悉文川道被废时，或稍后（夏秋之间）冒暑还秦抵褒城驿时有感于不得蹈捷径而发。也就是说，《兴元新路记》可能分两个阶段完稿，前一阶段系可之入蜀时逐日记程计述的文字，亦即《兴元新路记》的前半部分；而后一阶段系其出蜀期间闻知文川道被废弃后写的随感，即由前一段文字引发的感怀。”陶喻之对孙樵行迹的判断是错误的，孙樵一生中屡次出入蜀，是因为孙樵虽然自称“关东”人，但实际上是寓居于蜀的，这次孙樵是由京师回蜀，而不是返秦。而且这个写作时间的论断完全是没有根据的推测。如果是夏秋之间完稿，孙樵不可能不提及文川道的废弃。《兴元新路记》记 岭支路“秋夏此路当绝”，显系孙樵的推测，但也可以看出孙樵是春天经过这条路。文章写到平川驿前经过的山谷“水浅草细”，写自芝田至仙岑阁道旁的山谷“气候甚和”，都可以说明孙樵经过这条路时是在春季。孙樵文中叙述：“樵尝淑中褒斜，一经文川，至于山川险易道途迩（一作‘迹’），悉得条记，尝用披校。”{12}则孙樵在写作此文之前，确实做过扎实的准备工作。可以想见孙樵在“窃窃之议”和“唧唧之叹”的激发下去进行实地考察，精心组织材料，写成的这篇文章。他针对兴元新路事件，及时地调查评论此事，是希望借此影响朝政的。
二、深思明道，含蕴深远
孙樵《兴元新路记》引起非议的关键就在于对兴元新路的客观描述。实际上，文章对兴元新路的客观描述占了全文的四分之三还要多，而对于这种客观叙述，人们却没有深入探究其意义。实际上，其寓意是深刻的。
第一，客观叙述兴元新路的情况，是作者立论的基础。《兴元新路记》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始到“平行三十里，至褒城县，与斜谷旧路合矣”，为第一部分，这一部分如实描绘了文川道的道路情况以及沿途风景。后面是第二部分，主要是借荥阳公修路的褒贬揭露唐王朝吏治之黑暗。
刘芳琼说，此文第一部分，孙樵分成了四十多段，逐一描写，不知道这种分法的依据是什么。其实，本文第一部分按驿站的自然分布可以分为十四节。
从开始到“夹道居民，皆籍东西军”，为第一节。从扶风经念济坂，渡渭，经 县，到达临溪驿。重点写到了 县和临溪驿的情况。“ 多美田，不为中贵人所并，则藉东西军，居民百一系县。”“驿扼谷口，夹道居民，皆籍东西军。”
从“出临溪驿”到“逆旅三户，马始食茅”，是第二节。这一段重点写道路，从临溪驿经黄蜂岭、 岭，到达大路，由大路经无定河直达松岭驿。到达大路前，又有两条支路，一条是从临溪“直绝涧并山，复绝涧， 行碛上十里，合于大路”；一条是下黄蜂岭后，“并间出岭下，行乱石中五六里”，与前一条支路合。这段路非常辛苦，要一直走到松岭驿，才能休息，“逆旅三户，马始食茅”。
从“自松岭平行”到“又高低行五里行连云驿”，是第三节。重点写路况，经八里坂，“甚峻”，“下坂行十里”，“平如九衢”。
从“自连云西平行二十五里”到“至平川驿”，是第四节。着重写沿路情景。五里岭是“路极盘折”，“泥深灭踝”，“路旁树如桂尘缨， 而长，从风纷然”。“又平行十里，则山谷四拓，原隰平旷，水浅草细，可耕稼，有居民，似樊川间景气”。
从“自平川西”到“凡行六七里至白云驿”，是第五节。写路况，“并涧高下行十里复度岭，上下岭凡五里，复平，不能一里，复高低，有阁路，行七八里，扼路为关。”“行十里，皆阁路。”“路如九衢，夹道植树，步步一株，凡行六七里，至白云驿。”
从“自白云驿”到“皆阁道，卒高下，多碎石”，为第六节。
从“自芝田至仙岑”到“谷中号为夷地，居民尤多”，为第七节。写路况，“自芝田至仙岑，虽阁路，皆平行”，“又行十五里至二十四孔阁”，“又行十五里至青松驿”。所以，此段重点放在沿途景致的描写上。“谷中有桑柘民，多丛居，鸡犬相闻，水益清，山益奇，气候甚和。自仙岑南行十三里，路左有崖，壁然而高，出其下，殷其有声，如风怒薄水”，“路旁人烟相望，涧旁地益平旷，往往垦田至一二百亩，桑柘愈多。至青松，即平田五六百亩，谷中号为夷地，居民尤多”。
从“自青松西行”到“居民甚少，行旅无庇”，为第八节。写路况，小雪岭“极峻折”，“高低行十里至山辉驿，居民甚少，行旅无庇”。
从“自山辉西”到“高下行十里至回雪驿”，为第九节。写路况，长松岭“极峻，羊肠而上十里及岭上，复羊肠而下十五里及岭下，又高下行十里至回雪驿”。
从“自回雪驿南行”到“至盘云驿”，为第十节。写平乐坂“极盘折”，黄崖“极峻折”。
从“西行复并涧行”到“至双溪驿”，为第十一节。
从“自双溪南行”到“至文川驿”，为第十二节。写天苞岭，上岭“十五里，极峻折”，下岭三十里，“尤峻折”。
“自文川南行三十五里至灵泉驿”，为第十三节。
从“自灵泉平行十五里”到“至褒城县，与斜谷旧路合矣”，为第十四节。
孙樵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采用不同的写法，驿道平坦易行，则写周遭人文状况；驿道险峻难行，则落笔在驿道如何难行。这样，读了这篇文章的人，就可以对比褒斜旧道（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认为褒斜旧道指的是唐文宗时归融修的散关通褒城的驿路，李之勤《唐代的文川道》认为指的是经散关、凤州、兴州而至汉中的驿路），自然得出兴元新路优于褒斜旧道的结论。这样郑涯的功劳就显示出来了，那么中央政府不进行实地调查而妄加评判的武断也显示出来了。联系到此后此路的废弃，吏治之不公也就显现出来了。
第二，注文与正文的相互生发。《兴元新路记》的注文共有九条。和正文的客观叙述不同，孙樵在注文中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
前三条注都出现在第二节。第一条是对 路的评价：“ 岭北，并间可为阁道，平出 岭南，可罢 路。”第二条是对临溪支路的评价：“秋夏此路当绝。”第三条是对黄蜂岭支路的评价：“秋夏此路亦绝。”三条注互相参看，就可以发现， 路的选择是无奈的，但 路的开发并不完美。
第四条注出现在第四节，是对五里岭路的评价：“行者多若（应作‘苦’）于此，可为栈路以易之。”
第五条注出现在第五节，是对平川驿后十里岭路的评价：“岭东度涧，可谓（一作‘诣’）为阁路，平行五十里出岭西，亦古道。”
第六条注出现在第六节，是对石刻文字的纠正，“人多以淮为准字，盖视之误”。
第七条注出现在第十节，是对回雪驿经平乐坂、福溪、黄崖到达盘云驿这条路的评价：“自福溪有路，并自山下由大雪岭平行五里上长松岭，北与山辉大路合，盖古所通，乃坦途也。 将将开此路，都将贾昭争切（一作‘功’）且欲抑（一作‘折’）之，遂开古松岭路。”这里指出了新路的又一失策，但又把失策的原因点出，前所述新路的种种弊端出现的原因都不言自明。
第八条注出现在第十一节，是对从盘云驿到兴元这段道路的评价：“自盘云驿西，有路并涧出白城西，又平行三十里至城，又行六十里至兴元，亦古所通，尤坦途也，城固之要道出其县，遂略开路，长开天岭路也。”说明了新路的又一失策。
第九条注出现在第十四节，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注。对兴元新路进行整体评价：“议者多以谓此路不及褒斜，此言不公耳。樵尝淑中褒斜，一经文川，至于山川险易道途迩（一作‘迹’），悉得条记，尝用披校，盖亦折衷耳。苟使贾昭尽心于荥阳公如樵所条注，诚愈于褒斜路矣。”经过实地考察，孙樵得出结论，即使是贾昭失职，兴元新路和褒斜旧道也是各有利弊，如果贾昭能够放弃私心，“尽心于荥阳公”，兴元新路就会超出褒斜旧道。
除第六条注文不涉及驿路状况外，其他注文都是对正文的补充。孙樵在正文中客观再现了兴元新路的情况，而在注文中显示自己的主观判断。熟悉川陕驿路的读者，读完正文就可以得出兴元新路优于褒斜旧路的结论，不熟悉川陕驿路的读者就可以通过注文得出这个结论。注文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指出兴元新路的不足以及这些不足形成的原因。郑涯用人的失误，孙樵也没有掩盖。这样就可以凸现出孙樵对兴元新路的评价的公正性。《全唐文》收录了《兴元新路记》，但删除了注文，读之失色不少。
然而，孙樵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论证兴元新路优于褒斜旧道，而是要通过这件事折射出晚唐政治的腐败。“无毫利以自与而怨咎独归”、“立心诚无异于古人，将济民于艰难”的荥阳公竟然落到被否定的地步，实在让人寒心。宋人朱翌赞孙樵《书何易于》《书褒城驿屋壁》《田将军边事》《复佛寺奏》“严谨有史法，有补治道”，此文何尝不是“有补治道”的作品？
三、对“记”体文的发展
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
《金石例》云：“记者，纪事之文也。”西山曰：“记以善叙事为主，《禹贡》《顾命》乃记之祖。后人作记，未免杂以议论。”后山亦曰：“退之作记，记其事耳。今之记，乃论也。”窃尝考之：记之名，始于《戴记》《学记》等篇。记之文，《文选》弗载。后之作者，固以韩退之《画记》，柳子厚游山诸记为体之正。然观韩之《燕喜亭记》，亦微载议论于中。至柳之记《新堂》《铁炉步》，则议论之辞多矣。迨至欧苏而后，始专有以论议为记者，宜乎后山诸老以是为言也。大抵记者，盖所以备不忘。如记营建，当记月日之久近，工费之多少，主佐之姓名，叙事之后，略作议论以结之，此为正体。至若范文正公之记严祠、欧阳文忠公之记昼锦堂、苏东坡之记山房藏书、张文潜之记进学斋、晦翁之作婺源书阁记，虽专尚议论，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弗害其为体之变焉。{13}
从唐代到宋代，记体文大抵以议论化为其发展趋势。孙樵的《兴元新路记》，从形式上看，基本上符合吴讷所言记之“正体”，“记营建当记月日之久近，工费之多少，主佐之姓名，叙事之后，略作议论以结之”，“荥阳公为汉中”，“谋肇乎贾昭，事倡乎李俅”，点明“营建之日月，主佐之姓名”，驿路之记载则为叙事之主体，最后，“略作议论以结之”。但整篇文章，精神上却是议论性的。前篇之叙事，暗含议论；后篇之发抒，直接议论，又暗合于记体文的发展趋势。所以，《兴元新路记》不仅于散文艺术独具匠心，于文体之发展亦有其贡献。
①储欣.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可之先生全集录[M].济南：齐鲁书社，1997.
②汪师韩.孙文志疑[M].复旦大学藏本.
③刘芳琼.评晚唐孙樵的散文[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1）：84-89.
④王志昆.孙樵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J].广西大学学报.1988（1）：53-58.
⑤吕武志.唐末五代散文研究[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0.
⑥陶喻之.唐孙樵履栈考[J].文博，1994（2）：57-60.
⑦刘 .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
⑧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
⑨李光富.孙樵生平及孙文系年[J].四川大学学报，1997（2）：47-51.
⑩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晚唐卷）[M].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
{11}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第2版.
{12}孙樵.孙可之文集[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13}罗根泽校点，吴讷著.文章辨体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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