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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象都市:特种兵在都市之血狼

    时间:2019-02-11 05:44:0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摘要:在半殖民地语境下,作为半殖民地主体的新感觉派作家,怀着对西方都市的文化崇拜和向往,参与了上海都市的想象性虚构和叙述,其对街道、闲荡者、都市摩登女郎等意象的想象和建构发掘出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都市特殊的审美意义和文化内涵。
      关键词:半殖民地语境 新感觉派 都市 闲荡者 摩登女郎
      
      作为半殖民地中国的一块资本主义实验地,上海从1843年开埠以来,就以迅猛的速度向前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已迅速崛起为一个现代经济大都市,号称“东方巴黎”――一个与传统中国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充满现代魅力的世界。生长、繁衍于这一环境中的新感觉派作家,参与了上海的都市书写,并且把都市作为审美对象推向了文学叙事的前台。
      
      一、都市公共空间的想象叙述:街道与“闲荡者”
      
      在受经济利益驱使的欧美帝国主义和在领土、经济方面均怀有野心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共同干预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被整合成全球经济的半殖民的大都市。在西方现代性的帝国主义语境下产生的中国的半殖民性,已经用现代技术和制度的殖民空间来取代了上海作为地区的地点。欧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对上海物质、文化的横向移植突出了上海作为典型的半殖民地的性质。关于半殖民地的上海,李今曾这样论述:“上海经济的腾飞为创造一个现代化城市的物质环境提供了雄厚的财富,特别不能不提到的是租界的示范作用。西方列强在建设租界的同时,也把当时最先进的市政建设、公用事业以及西方的一套治理城市的管理方法和物质文明带到了上海”,“与作为远东最大的现代都市地位相称的标志性重要建筑物,正是在这一时期大量建造起来,上海现代城市风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最后成型,从而造就了上海全新的人文景观,继开埠初期的‘洋场’之后,又一次引起了国人的惊诧,刺激了又一代新海派的想象和创作。”①
       正如李今所说,作为海派一支的新感觉派作家主动而充满热情地介入了建立在通商口岸物质现实之上的上海都市文化中。好莱坞电影、跑马场、电影院、最新款的跑车、闪烁的霓虹灯、大型购物商场、华尔兹、狐步舞等给新感觉派作家带来视觉的陌生感、物质的诱惑感的同时,也刺激了新感觉派作家对都市的感性表达冲动。街道、闲荡者是新感觉派作家想象都市、构建都市文化及表达都市经验的重要内容。
      街道,作为一个重要的城市空间元素,本身即是建构城市地理空间与文化空间的主要意指符号之一。网络似的街道构建起了城市的建筑系统,它把城市的各种建筑元素组合起来,构成了城市的基本框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街道不仅仅指街道,它还包括了舞厅、大型购物商场、广告牌、霓虹灯、橱窗广告等都市元素。哈顿也曾这样论述街道:“人与物之间的中介――街道是交换、商品买卖的主要场所,价值的变迁也产生于这里。”②换句话来讲,街道作为都市的公共空间,它是展示都市的一个窗口,它所包含的不仅仅是具体的代表现代都市所特有的街道,同时还应包含了与街道息息相关的精神文化形态。新感觉派作家就时常借助“街道”这一意象来体验、想象、建构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都市文化精神。在他们的小说中,经常有一位男主人公,他们倘佯在都市的街道上,感受着都市的声光色、速度和节奏。如穆时英的小说中,“红的街,绿的街,蓝的街,紫的街……强烈的色调化装着的都市,霓虹灯跳跃着――五色的光潮,变化着的光潮,没有色的光潮――泛滥着光潮的天空,天空中有了酒,有了烟,有了高跟鞋,也有了钟……”(穆时英《夜总会里的五个人》) 。“交通灯一闪,便涌着人的潮,车的潮。”(穆时英《圣处女的诱惑》)再如刘呐鸥的小说中,“一切都在一种旋律的动摇中――男女的肢体,五彩的灯光,和光亮的酒杯,红绿的液体……空气里弥漫着酒精,汗汁和油脂的混合物,使人们都沉醉在高度的兴奋中”(刘呐鸥《游戏》)。在新感觉派的文本中,五颜六色的霓虹灯、炫目的商业广告牌、快速的城市交通、拥挤的都市人群、夜上海狂欢的男女……这个奇幻的世界给予漫游者强烈的动态的视觉冲击,他们不无兴奋地体验着都市的速度、节奏,沉醉在都市消费文化的幻觉之中。
      都市景观在使人沉迷的同时,都市对人的吞噬,都市的颓废堕落又让人感到茫然、恐惧甚至厌恶。如刘呐鸥的小说中,马路上汽车“交错的光线里所照出来的一簇蚂蚁般的生物”(刘呐鸥《游戏》),“一会儿他就混在人群中被这饥鬼似的都会吞了进去了。”(刘呐鸥《游戏》)在都市里,人渺小得像蚂蚁,人是低于城市、寄生于城市、被城市所生产与消耗的一种生物。再如穆时英的小说中对都市颓废堕落的厌恶: “街有着无数都市的风魔的眼:舞场的色情的眼,百货公司的饕餮的蝇眼,‘啤酒园’的乐天的醉眼,美容室的欺诈的俗眼,旅邸的亲昵的荡眼,教堂的伪善的活眼,电影院的奸猾的三角眼,饭店的朦胧的睡眼……都市的街成了堕落的街,污秽的街。”(穆时英《圣处女的诱惑》)
      “街道”与“闲荡者”体现了都市公共空间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关于二者,本雅明曾这样描述: “街道成了游荡者的居所,他靠在房屋外的墙壁上,就像一般的市民在家中的四壁里一样安然自得。对他来说,闪闪发光的珐琅商业招牌至少是墙壁上的点缀装饰,不亚于一个有资产者的客厅里的一幅油画。墙壁就是他垫笔记本的书桌;书报亭是他的图书馆;咖啡店的阶梯是他工作之余向家里俯视的阳台。”③本雅明解释道,闲荡者空闲的外表实质是对“使人成为专家的劳动分工的反抗”,同时也是对“勤奋工作的反抗”④。“闲荡者”在街道上体验着家的感觉,这本身就意味着他与充满速度、效率而忙碌的都市保持着某种疏离,甚至有反抗的示威的意味。也可以这样讲,他是以超然事外的角度对新都市生活进行研究,自觉地与都市保持着疏离而避免了在都市中迷失自我。
      然而新感觉派笔下的闲荡者却不同,他们是都市潮流的参与者,在当时国人对都市化的西方和日本向往的背景下,作为半殖民主体的新感觉派作家及其笔下的男主人公更多的是对西方都市文明的崇拜和敬仰,他们怀着一种文化跨越的想象,沉醉于多元感官刺激下的令人头晕目眩的都市生活方式,竭力模仿着资本主义现代都市的活动(快速、波动、买、卖)。成为“商品化的西化形象、商品和地点的”忠实消费者,虽然他们也感受到西方现代都市对人的吞噬以及其堕落和颓废的一面,但对西方都市文化的崇拜却削弱了他们批判的意图。
      
      二、都市的符号化书写:虚拟的都市摩登女郎
      
      对身体的叙述,历来与种族、文化、政治相连接。在新感觉派对都市的书写中,女性的身体在某种意义上达到了种族、文化意义上对上海的西方想象。
      新感觉派作家对都市女郎的身体描写明显具有西化的特征。“这一对很容易受惊的明眸,这个理智的前额,和在它上面随风飘动的短发,这个瘦小而隆直的希腊式的鼻子,这一个圆形的嘴形和它上下若离若合的丰腻的嘴唇”,“那高耸起来的胸脯,那柔滑的鳗鱼式的下节”(刘呐鸥《游戏》)。“一位sportive的近代型女性,漂亮的法国绸下,有弹力的肌肉好像跟着轻微运动一块地颤动着。”(刘呐鸥《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她有个高的鼻子,精致的嘴角。”(穆时英《夜》)“她绘着嘉宝型的眉,有着天鹅绒那么温柔的黑眼珠子和红腻的嘴唇。”(穆时英《骆驼・尼采主义者与女人》)隆直的希腊式的鼻子、性感的上下若离若合的丰腻的嘴唇、高耸起来的胸脯与颤动着的有弹力的肌肉、嘉宝型的眉……西化的都市女性身体形象,作为一种想象西方的产物,出现在新感觉派的文本中。
      对西方事物的膜拜,是殖民地子民常有的心态。作为半殖民地主体的新感觉派作家,在对都市洋场女性的身体描写上,最直接的影响恐怕要属当时的好莱坞女星。李欧梵曾这样论述新感觉派对女性面貌的描写:“女主人公的眼睛和嘴唇,或张或合,都可能有现代渊源――袭自好莱坞影星,尤其是刘呐鸥最钟爱的琼・克劳馥(Joan Crawford)和葛丽泰・嘉宝(Greta Carbo)。”⑤刘呐鸥曾在《现代表情美造型》一文中,对现代都市女性的脸部表情进行评说:“女子在男子的心目中现出最美、最摩登”的样子,“可以拿电影明星嘉宝、克劳馥或谈英(20世纪30年代上海女影星――引者)做代表”,“她们的行动及感情的内动方式是大胆、直接、无羁束,但是在未发的当儿却自动地把它抑制着。克劳馥的张大眼睛,紧闭着嘴唇,向男子凝视的一个表情恰好是说明着这般心理。”⑥穆时英在《魅力解剖学》一文中,将现代女星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葛丽泰・嘉宝(Greta Cabo )、玛丽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 )、琼・克劳馥(Joan Crawfora)为代表,一类是以梅・惠丝(Mae West)、简・哈罗(Jean Harlow )、克莱拉・宝(Clara Bow)等为代表。前者是“隐秘地,禁欲地”,后者则是“赤裸裸的、放纵的”。李今认为:“穆时英笔下的某些女性也正是按照这两类模式塑造出来的”,并认为“《Craven“A”》中的女主角余慧娴属于后一种模式”,“《白金女体塑像》中的女客属于前一类”。⑦新感觉派都市洋场女性的西化描摹,凸现了他们对西方的崇拜和向往,可以这样讲,他们在想象的意义上达到了一种关于种族的西方性。
      都市摩登女郎作为新感觉派作家想象西方的产物,从她们的虚构性特征可以看出,她们与真实的女性主体无关,她们是新感觉派建构都市的符号,只是作家所理解的都市精神的化身。 “凝聚在她身上的性格象征着半殖民地都市的城市文化,以及速度、商品文化、异域情调和色情的魅惑。”⑧“离开这种‘尤物’形象,城市形象将难以或无以描述。”⑨
      在新感觉派的小说中,都市摩登女郎的身体被男性主体作为欲望的对象被审视和玩赏。隆直的希腊式的鼻子、丰腻的嘴唇、高耸起来的胸脯、柔滑的鳗鱼式的下节、有弹力的肌肉等。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女性身体的物化和商品化。当时流行的杂志《良友》(第85期,1934年2月)曾刊载这样一副图画,一位穿着半透明旗袍的的摩登女郎与爵士乐队、一幢新的二十二层高的摩天大楼、跑马场,以及电影海报并置。图画标题为《都会的刺激》,这幅图画非常形象地展示出女体与都市消费设施和娱乐广告一样成为都市消费的符号和消费的景观。这正如让・波德里亚所说: “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⑩女体被消费主义的话语“编码”,进入新感觉派都市的叙述与想象中,她们对于新感觉派作家的意义在于建构都市,通过她们做载体展现上海都市文化。
      上海作为一个特殊的通商口岸,帝国主义和本土原始资本主义都致力于将上海塑造成一个经济的而非政治的中心,统治这里的文化是商品文化、消费和娱乐文化。
      新感觉派小说中的都市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了这一显著的城市文化特征。他们笔下的都市摩登女郎们花枝招展地出现在大街上、歌舞厅、跑马场等购物娱乐消费场所,沉醉在对各种各样的物品、舞厅、爵士乐、酒类、电影和赌博的享受之中。在寻求刺激兴奋的颓废生活中,性爱也成了为她们带来快感的消费品,刘呐鸥《游戏》里的都市女郎,可以有各种暂时的男玩伴,习惯于“愉快的相爱,愉快的分别”。《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中,两性关系是快速聚散,摩登女郎宣称“谁叫你手脚鲁钝。什么吃冰淇淋啦散步啦,一大堆唠苏。你知道love-making是应该在汽车上风里干的吗?”“我还未曾跟一个gentleman一块儿过过三个钟头以上呢。”刘呐鸥笔下的都市摩登女郎“自由而大胆”的性爱,体现了物质主义权威时代上海的都市特征:感官式欲望、消费性快感。在消费主义时代的上海都市中,性欲望,成为特殊类别的“商品”,它的意义,已经从“爱”中剥离,流变为某种纯粹的享乐性消费性的商品。穆时英的小说《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中也描写了这样的摩登女郎蓉子,他说:“蓉子”是“在刺激和速度上生存着的姑娘”,是“jazz,机械,速度,都市文化,美国味……的产物的集合体”,也是拿男人当“消遣品”的新都市女郎。
      都市摩登女郎与男性的快速离合以及消费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都市的商品、消费逻辑不可避免的对人际关系的影响。在都市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需要不断构建又不断瓦解的新型的人物关系,这是一种临时性的、不负载道德却仍具有美学意义的欲望关系,城市因此成了表现各种存在于“陌生人之间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换的模式”{11}的场所。在新感觉派的小说中,这种商品性的交换模式更多地表现在男人和女人的一种色情交易,而在交易过程中,值得深思的是男子基本上处于弱势状态,他们对都市摩登女郎绝望地迷恋着,同时又感到失去主体地位的不安和恐惧。李欧梵谈到新感觉派笔下的“性感尤物”时说:“这种女人是超现实的,是男人――特别是像刘呐鸥那种洋化的都市男人――心目中的一个幻象。”{12}摩登女郎的虚拟性特征决定了如果仅从两性关系模式理解男子的弱势状态还不够深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讲,男性的不安和恐惧是摩登女郎身上所体现的半殖民都会文化的种种特性:如都市的速度、商业文化、异国情调,以及色情的诱惑等在新感觉派作家心理上的投影。
      
      三、结语
      
      上海那种既缺乏明确的殖民统治,又与20世纪中国的社会动乱保持着一定距离的特殊通商口岸制度在无形中制造了一个意识形态的缓冲地带。这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在意识形态、政治和文化方面保有了各种选择余地,叶文心和魏裴德曾这样讲,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上海的日常生活“充满了模棱两可性”,他们每天都同时体验着对西方文化的崇拜和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厌恶。{13}在这种语境下,作为半殖民地主体的新感觉派作家,怀着对西方都市的文化崇拜和向往,参与了上海的想象性虚构和叙述,街道、游荡者、都市摩登女郎等意象的想象和建构发掘出了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都市特殊的审美意义和文化内涵。
      
      ①⑦李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7页,第51页。
      ②奈杰尔・科茨:《街道的形象》,卢杰、朱国勤译,见罗岗、顾铮主编《视觉文化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192页。
      ③④[德]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修订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56页,第55页。
      ⑤⑧李欧梵:《上海摩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8页,第3页。
      ⑥刘呐鸥:《现代表情美造型》,《妇人画报》1934年5月号第18期。
      ⑨姚玳玫:《想象女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页。
      ⑩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3页。
      {11}托马斯・班德尔:《当代都市文化与现代性问题》,何翔译,见许纪霖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4页。
      {12}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18页。
      {13}见叶文心、魏裴德:《绪论》,载《上海寄居者》(shanghai sojourners),Berkeley: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1992年版,第1-14页。
      
      作者:杨路宏,文学硕士,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辑:张晴E-mail:zqmz060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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