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中求生存 夹缝中的叙事
时间：2019-02-11 05:44:1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萧乾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呈现出“两面性”：一方面，世俗教会、教徒和神学受到他的质疑和批判；另一方面，圣经、耶稣和神圣情感又被他喜爱和表达。对基督教复杂的情感态度使萧乾小说的叙事处于夹缝之中，其小说审世与审美的矛盾又具体表现在人物形象、人性表现和语言风格三个方面。
关键词：萧乾 基督教文化 人性 叙事
美国汉学家路易斯・罗宾逊曾这样下过判断：“萧乾早期小说中的讥讽调子实际上与他自身的‘精神伪善’一致：他不得不谋求两面性的生活，即在隐秘地轻视传教士和基督教的同时，却接受了从基督教监护者那里得到的免费教育。”①这里的“两面性”一词值得注意，笔者在仔细读了萧乾大部分（尤其是罗宾逊提到的带有反宗教色彩）的小说后，认为萧乾的小说的确具有某种内在的冲突，但其“两面性”并不是反映在对现实的讥讽和“精神伪善”这个层面上，而是对于萧乾，基督教已被截然分为两个不同价值取向的意义阵营：教会、教徒和神学属于一个意义群，它们是社会化、权力化、逻辑化的基督教，受到了萧乾的质疑与批判；《圣经》、耶稣和神圣情感则是另一个意义部落，它们是文学化、形象化和情感化的基督教，被萧乾所喜爱和表达。由此看来，萧乾对基督教的情感是处于一种夹缝当中，他的文本表层笼罩着一层反宗教的面纱，而他的文本叙事则少不了基督教文化和《圣经》文学笔法的浸染。萧乾小说中的这种审世与审美的矛盾具体表现在人物形象、人性表现和语言风格三个方面。
一
圣经文本中常常会出现一组组对立的人物形象和叙事模式。对立的人物形象最典型的代表是上帝和撒旦，对立的叙事模式则有犯罪与忏悔、堕落与拯救、受难与皈依等等。在萧乾的小说中，这一切都被他融进了一组人物形象的描写当中，即男人和女人。
萧乾小说中的女主角几乎都具有善良、忍耐、博爱、牺牲等美好品质，兼具儒家文化中的传统美德和西方基督教义中的劝善精神。无论是虔诚的基督徒如娴贞（《参商》）、菊子（《皈依》），还是平凡的劳动妇女如梅（《蚕》）、岷（《梦之谷》），都有上帝的些许影子。与女性形象相对应，男性形象在萧乾小说中也有两种主要类型，一类是以王志翔（《鹏程》）、约翰牧师（《昙》）、李牧师（《参商》）等为代表的传教士，另一类是以景龙（《皈依》）、若萍（《参商》）、邓山东（《邓山东》）为代表的普通男性。这两类男性在作者笔下被描绘成了完全不同的两个群体，一贬一褒，共同完成了萧乾对恶魔撒旦形象的想象。李牧师之流假扮上帝的使徒到人间来传播福音，实则如撒旦般凶狠、残忍、自私；魔鬼撒旦同时也有另外一面，即英勇、叛逆、蔑视规则、挑战权威，这些特点正是若萍等男性身上的闪光之处。与温和、庄严的上帝相较，撒旦的性格趋于极端，因此，在萧乾小说中，女性是作者倾注感情最多的形象系列，却不如男性形象给人印象深刻。下面就以几篇作品来做具体分析。
《皈依》中的妞妞在某次看游行的西洋教会救世军的热闹时，被以前的伙伴、现已加入教会的菊子拉住，劝她加入基督教。菊子那白嫩细长的手指，满口地道的北京话，迷人的微笑，让妞妞想象出一个美好的上帝。尤其是想到在教会里工作能轻松地得到一年两套衣裳，一个月六块现洋，这对于家境贫苦、成天劳作也一个月赚不到三块钱的妞妞来说，是更加现实的诱因。妞妞的妈妈反对女儿加入救世军，但她只能以复述历史仇恨的方式劝说女儿，没有起到丝毫作用。哥哥景龙则是完全的行动派，他目睹上海洋兵开枪打死许多中国百姓，现在洋人又打着“救世”的幌子来勾引他疼爱的妹妹，让他忍无可忍，直接与教会的教徒发生冲突。小说围绕皈依与反皈依的主题设置了两组矛盾，其一是妞妞与妈妈、哥哥的矛盾，其二是以景龙为代表的中国人与洋人的情感冲突。很明显，作者简单地把叙事的重心放在了这两组矛盾的发展上，从一种浅层的民族情感出发，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西洋教会组织，而对真正具有基督教精神、出自真心来关爱妞妞的菊子，只是一笔带过。真正的“上帝”――菊子，与反抗宗教权威的“撒旦”――景龙的价值观和情感的冲突仅仅假借了妞妞来间接暗示，因此决定了这篇小说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反宗教题材的小说。
后来写的《参商》才真正将皈依与反皈依的矛盾表现得较为深刻。作者曾说过《参商》的企图是发挥一点“恋爱哲学”，这哲学的要点则是他在《终身大事》中表达的见解：“合适的恋爱是百分之六十的主观的恋慕加百分之四十的客观的适合。”②若萍与娴贞之间不缺乏主观的恋慕，但客观的原因――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身份、信仰的差别反而成了两人结合的最大障碍。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小说的爱情主题悄然置换为坚守与反叛这一叙事模式的言说。娴贞与若萍对待信仰加于爱情之重负，采取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若萍为了爱情，刚开始还勉强去拜访虔信主的娴贞的姑母，甚至陪着娴贞和她姑母进教堂做礼拜，但当是否是基督徒的身份被姑母及其教友用来作为衡量恋爱是否合适的砝码时，若萍义无反顾地对这无理的、违背人性的要求做出了反抗，向娴贞提出私奔的建议。娴贞如名字所蕴含的意义一样娴静、贞洁，虽然所爱的若萍有着和自己不同的人生观，但并不妨碍她对若萍发自内心的爱，这“爱”里有她一直所信赖的《圣经》中关于“爱”的教义。然而这美好的情感被姑母用基督教义武装起来的力量给扭曲了，由于教义的规范，娴贞最终拒绝了若萍私奔的要求，以致造成悲剧结局。
从《皈依》《参商》两篇小说中可以看出，萧乾对受基督教教义濡染的女性抱有一种复杂的态度。她们的心灵是美好无瑕的，行为是端庄可敬的，在与男性的关系中常常扮演上帝的角色，渴望用无限的隐忍和爱心来打动男性，甚至也希望他们能与自己有同样的信仰。然而，菊子、娴贞们只是毫无批判地坚守着心中的上帝，这个上帝却不能在她们遇到现实困境时帮助她们摆脱苦难。从这些温善而又软弱的女性身上，曲折表现出萧乾对于上帝及基督教义态度的两面性。同样，对于在《圣经》中一直被斥为邪恶代表的撒旦，萧乾也不是完全批判。如果说上帝是以女性慈善而模糊的面目隐现在文本中，那么撒旦的性格则在邪恶与反叛的男性身上打上了鲜明的印记。
二
萧乾的童年是在缺少父爱的环境中度过的，但从母亲的关爱中，萧乾“承袭了一片阳光，一泓暖流，对生命的一股热情”③。然而，母亲也在萧乾十一岁时撒手而去，可幸的是，萧乾的大表嫂、四堂嫂就像他的母亲一样，给了他无微不至的关爱。尤其是传教的四堂嫂成了萧乾基督教启蒙老师，从小教他读《圣经》，使他对基督教的神话传说、音乐绘画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耶稣其人其事更是产生了由衷的敬佩。同时，从母亲、大表嫂、四堂嫂的身上，萧乾对基督教的“爱”的教义有了相当程度的共鸣。但是，小萧乾在教会学校受到了一些教内实权派的毒害，并亲眼目睹了宗教骗子们的花言巧语、丑态秽行，宗教信徒们的唯利是图、愚昧无知，这种种冷酷、虚伪、恐怖的情景压抑了他刚刚滋生的宗教情愫，使其对基督教的世俗行径产生了反感。早年成长经历中所感受的人情、人世的复杂，反映在萧乾的小说中则表现为人性的两面――善与恶。
在与宗教题材有关的小说中，萧乾对传教士虚伪险毒的揭露，对传教士收买灵魂的抨击直指人性中的阴暗面。《昙》中主人公启昌与寡母相依为命，为约翰牧师家做帮佣。在母亲的苦求下，约翰牧师让启昌进了教会学校读书。在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学生们准备罢课举行游行示威时，作为校长的约翰牧师阻止启昌加入爱国的行动，并以慈父的口吻向启昌打探学生的动向。当他知晓启昌加入了示威游行队伍后，约翰牧师“昨早的慈祥温和不见了。那曾经抚摸他脊背的手，现在握成了硬拳头”。前后截然不同的面目揭露了洋牧师虚伪险恶的嘴脸。《参商》中道貌岸然的李牧师，起初在娴贞身上打的主意是招为儿媳，主意失败后一度怀怨，并以“大半年不登她家门”施加压力，可是生性的狡诈又使他装出对娴贞的对象若萍关心的模样，其目的是利用若萍与娴贞的爱情，诱捕若萍的灵魂。
萧乾小说中也不乏对人性中闪光点的发掘，尤其是以包容广大的“爱”为主题的书写。他的第一篇小说《蚕》中女主人公梅把几条蚕宝宝当作自己的孩子般细心照料。当她看到蚕叶被比较健壮的蚕吃得差不多时，赌气地把蚕叶全部挪到瘦弱的蚕的一边；在蚕吐完丝，奄奄一息病人般地不做声地躺着时，梅为它们精心地铺好床，并祈祷它们做个好梦。比起自诩为上帝的“我”，梅更像是慈爱的圣母玛利亚，将无限的爱寄托于这些可爱的小生命上。《梦之谷》中当“我”卧病在床，深感寂寞的当儿，一位女传教士竟然在烈日下跑一大段山路来探望“我”这个陌生人。从她那双捧着《圣经》的操劳过度的手，“我”想到了自己的母亲，让本来对传教士心有反感的“我”产生了对这位有着一腔母爱的妇人的亲近感。
耶稣在经历怀疑、唾弃、甚至被人们无情地送上十字架等种种遭遇后，仍然抱着一颗宽容、忍耐、博爱的心，牺牲自我，主动替世人赎罪。与基督教文化的复杂深邃相似，萧乾对普遍人性的诠释也是多面的。面对荒诞的命运，萧乾笔下的人物或是在抗争中高扬人性的尊严与崇高，或是以无私的爱点燃人类心灵向善的圣火。《篱下》中儿童的神圣、母性的光辉在世态炎凉的人间显得尤为宝贵；《印子车的命运》中秃刘的“牛脖子”性格，即对信念的坚定，对命运的不屈更显出其个人悲剧的崇高性；即使是在《雨夕》中，“我”眼里冷酷无情的长工，在把疯女人赶回暴风雨中后，也不禁哀叹：“娘儿们长相儿就带点儿苦命么！”当萧乾将其一己的忧郁投射到小说中众多的弱小者共同的悲剧命运上时，既有对充满悲苦、阴郁的人生真相的感慨，对罪恶社会、黑暗现实的控诉，也有对弱小者的博大同情。
萧乾的小说努力摆脱了中国传统小说只注重人的外部世界的观照，而更加注重对人的内在心灵的袒露与展示。他常常把人性中的善恶对立放在同一小说中进行揭示，这矛盾的两面常常产生碰撞、冲突，使小说充满了张力。
三
前面已经提到，萧乾的青少年是在复杂的环境中成长的，他既受到了基督教“爱”的濡浸，也目睹了教会学校和基督教本身的一些恶浊面，这些都造就了他性格气质的忧郁与乐观兼容，表现在语言风格上，则是沉郁伤感与俊逸温婉的天然合一。
《道旁》中“我”每天吃过晚饭，便会到城市有名的赖飞路去散步。当“我”独自走在这条由市街通向绿野，沾染市尘，却不失其整洁和肃穆的道路上时，作家展开了诗情的体验和联想：“时常当我低着头习惯地用手撩触着松针，感受着那刺痛的愉快，或痴望着远方一匹棕色骏马的奔腾姿势时，就有一阵冷风飕地由我肩头擦过”，“我”会走向住宅区，因为“我爱那晚餐时柔和的灯光，纵使隔着窗帘，我也感觉到他们谈笑的欢畅”。从这段描写可知，作者充满了对自然景物的喜爱和对人生的乐观，语言似乎也着上了一层暖色，把“我”真挚而细腻的情感体验移情于所见之物，又通过物增添了“我”的情怀。但当“我”目睹美好生命的瞬间毁灭，走进人生深处时又浮起了浓重的忧郁，当“我”再一次走在这条街上时，“我拖着沉重的脚步，撩触着松针，麻木的手指再也感不到那针尖的刺痛”，“平屋已不再有那柔和的灯光，连楼角的残光也熄灭了。我好像听到远方有沉重的金属叮当声穿过这墨色天空，即刻有无数火花在我眼前迸发。狂诞的夜，现实的装帧者，我再也不敢向前迈一步了。”由情境的差别导致人物心理的变化，进而投射在语言上，这种例子同样见于《圣经》中的《约伯记》。
《圣经》是一部寓言式的大书，一个语词就是一个世界，一个意象象征着一种意义。比喻和象征是萧乾小说中常用的抒情语言方式，这是因为他对《圣经》文学的象征，比喻的新奇、深刻深有所悟：“这里（指《圣经》――笔者注），到处是出自日常生活的生动比喻：种子有撒在路旁的，也有撒在石头地上的。……在记忆中犹如一盏盏长明灯，永远不会熄灭。”④《道旁》诗意的文字所呈现的同一景物在“我”眼中的落差，实则有深刻的人生哲理在其中，因此萧乾在《创作四试》中把它归入“象征篇”，“前记”云：“《道旁》中的赖飞路，影射的是人生（life）。……利用《道旁》这人工支架起的故事，我想写的是在大风雨中，小欢乐是难维持下去的。人生，安乐窝的另一端还有个煤矿，逃也无用！”⑤此外，《栗子》《邮票》中借富有意味的栗子、邮票等意象来折射种种人际关系和心理反应，往往是为凝聚题旨、加强叙事意味而设置；《蚕》中蚕与“我”及梅的关系，则象征地表达作者对上帝与人之关系的理解，寄寓着一定的“宗教哲学”；《雨夕》中对人物情绪的景物象征（暴风雨中的傍晚）融合，给读者带来情感与美感的震撼，加强了小说悲剧的力量。
结语
虽然萧乾从来不曾信仰过基督教，且从个人和民族情感出发对基督教的批判也只停留在表面上，并未深入其精神实质。但不可否认的是萧乾曾受到过基督教的影响，尤其是在以上所论述的他的小说的三个方面对基督教文化与《圣经》文学有过借鉴。
①[美]罗宾逊：《萧乾：一位反基督教的作家》，傅光明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第3期。
②萧乾：《终身大事》，《梦之谷・序》，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③柯灵：《中国现代文学序跋丛书》（小说卷下），海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2页
④萧乾：《在十字架的阴影下》，《萧乾文学回忆录》，华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⑤陈荒煤主编：《萧乾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334页。
作者：盛琥君，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0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辑：赵红玉E-mail：zhaohongyu69@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