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玄谈对两晋咏物赋创作的影响|咏物赋
时间：2019-02-12 05:30:1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玄谈咏物赋 分理赋物 游戏 语言的娱乐 摘 要:咏物赋在两晋时期创作繁盛,创作主旨也由汉魏的以抒情为特征渐变为以议理为主导。其原因一方面是玄谈的促动,另一方面则是语言审美的需求。过程的游戏性和语言的娱乐性是此时期玄谈和咏物赋的共同特征。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写道:“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追遭,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明确指出了玄谈对两晋诗赋创作的影响。然今人研究多关注玄谈与玄言诗的关系,而对于玄谈给辞赋创作的影响,则论及得较少,尤其是对于咏物赋创作的影响更少提及。从建安到正始,咏物赋创作以抒情为主要特征。而到了两晋,咏物赋则主要以议理为主导。这种转变与玄谈的日渐兴盛以及玄谈本身的变化密不可分。本文拟从咏物赋的创作主旨、语言美的追求与娱乐的创作心态的结合这两方面来探讨玄谈对两晋咏物赋创作的重要影响。实际上这两个方面是一个彼此交融不可分割的过程,为了论述的方便,在此只能分别叙述。
1.分理赋物。辞赋创作从汉赋的“讽喻劝谏”和“润色鸿业”,到建安正始时期的写情达志,创作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现在的文学史习惯于把这种转变延伸至两晋时期,这是不准确的。实际上两晋的辞赋观念同建安正始时期相比,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建安时期世积乱离,辞人志深笔长,梗概多气。刘熙载在《艺概・赋概》中云,“建安名家之赋,气格道上,意绪绵邈,骚人清深”。曹植《前录序》中就说:“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正始时期政治黑暗,士人大都避祸以全身,赋作风格清丽超脱中实际蕴涵着深沉悲婉的讥时刺世之致。魏晋易代之际,随着玄谈风气的曰渐兴盛和士人对玄谈认知方式的变化,辞赋观念也悄然发生了转变。成公绥(231年～273年)《天地赋》序言曰:“赋者,贵能分理赋物,敷演无方”,皇甫谧(215～282年)《三都赋序》亦曰:“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等等,明确地提出了赋体物达理的特征。也就是说,进入两晋时期,辞赋创作主旨已经由抒情表意转变为观物体理。而在魏晋时期,“理”是有特定含义的,乃是名理之理。王谧《重答桓玄难》中说:“此理微细,至难措言”,《世说新语・文学》第十二云:“裴成公作《崇有论》,时人攻难之,莫能折。唯王夷甫来,如小屈。时人即以王理难裴,理还复申。”第二十一说:“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诸如此类者比比皆是,足以说明魏晋时的理是专指名理的。牟宗三先生在《魏晋名理正名》一文中指出,“名理”一词乃概括之通称,包括了当时玄谈的主要内容才性和玄理。“魏初一段谈才性者名为谈名理,只是该一段历史只有才性、尚无玄理。及至老庄易之玄论出,直接指谓之名之,曰玄远、玄言、玄理、玄论。反省地以通称概括之,亦得曰名理、思理、理义、义言。是则名理一词乃提升而为通称。其粘付于才性乃是事实之偶然,并非本质之必然。”接着又指出,“魏晋名理亦有本质之意义,其意义相当于今曰之哲学。其中谈玄理者为‘形上学’(以老庄为底子),谈才性者为‘品鉴之人学’。”由此可以明确,皇甫谧的“分理赋物”和成公绥的“敷弘体理”之理,乃是“玄理”。是老庄易之玄论,所以刘勰才称之为“漆园之义疏”。嵇康《琴赋》序中云:“然八音之器,歌舞之象,历世才士,并为之赋颂。其体制风流,莫不相袭。称其材干,则以危苦为上;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美其感化,则以垂涕为贵。丽则丽矣,然未尽其理也。推其所由,似元不解音声,览其旨趣亦未达礼乐之情也。”提出辞赋创作要情理兼善的主张,而这正是此时思辨玄谈之风影响的结果,可以说是由魏晋的抒情风格到两晋的议理风尚的过渡。
两晋咏物赋创作繁盛,其取材前所未有地曰常化和生活化,草区禽族。琴棋几扇,无不是作者观照和体悟的对象。在现存的两晋赋作中,咏物赋的数量占到了三分之二。那么,玄谈之“理”与咏物赋之“理”又是如何在同一的维度上进入两晋士人的审美视野的呢?这应该是对外物的一种哲学的诗意观照。徐复观先生指出,魏晋人对自然的品藻,也和当时对人的品藻一样,要用一番美的意思的反省,以求在第一自然中发现出第二自然,当时人所把握到的都是这种第二自然。用一种探寻美的眼光,在第一自然的原始美中提炼升华出第二自然的美,也就是精神的美、理念的美,这是玄谈和咏物赋创作共同的审美思维环境。但是徐先生下面这段话则是有待商榷的,“以玄对山水,即是以超越于世俗之上的虚静之心对山水;此时的山水,乃能以其纯净之姿,进入于虚静之心的里面,而与人的生命融为一体,因而人与自然,由相化而相忘,这便在第一自然中呈现出第二自然,而成为美的对象。”这段话诗化也美化了魏晋士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可以说,魏晋时的自然承载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向往,淡远超俗又富有灵趣。所以,魏晋士人对自然的认识,是人类心灵在自然的一次最大的投入映射,自然之美体现了生命之渴求,而对自然之美的体悟又提升了士人对玄理的认识。此所谓“圣人含道应物,贤者澄怀味象”,“山水以形媚道”。实际上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比德”,是心灵和精神的比附。这种对外界的认知方式,在提升士人对物之理的认识丰富他们玄谈内容的同时,玄谈中的辩难又反过来加深了他们对外物之理的探究,玄谈和咏物赋就这样在审美思维中得到了统一。但是,理是“虚”的,物是“实”的,这虚与实的两端又是怎样在玄谈和咏物赋中统一在一起的呢?
冯友兰先生指出,“辩名析理”是玄学的方法,“名”就是名词,“理”就是一个名词的内涵。辩名析理这个名称是郭象提出来的,当时的士族中有一种辩论的风气,郭象从这种风气中概括出来一个方法论,称之为“辩名析理”。他们所用的“理”也是抽象的概念,不是事,不是实际的问题。那么他们是怎样具体地来“析理”的呢?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子:
客问乐令“旨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乐因又举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于是客乃悟服。乐辞约而旨这,皆此类。(《世说新语・文学》第16)
殷中军问:“自然无心于禀受,何以正善人少,恶人多?”诸人莫有言者。刘尹答曰:“譬如泄水注地,正自纵横流漫,略无正方圆者。”一时绝叹,以为名通。(《世说新语・文学》第46)
一次具体的玄谈过程,也就是一次“辩名析理”的过程,可惜那时候没有人把一次完整的玄谈过程记录下来。以上两则记录则为我们透露了一些辩名析理的具体方法,这就是“象征”和“譬喻”。著名的玄谈家都能在“名”和“理”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喻体”,使抽象的“理”变得形象具体,听者豁然开朗。《世说新语》中诸如此类记载很多,由此可知,“象征”和“譬喻”是玄谈中很重要的表述方法。浸染在这种玄谈氛围中的士人,久而久之,观察外物时不自觉地都带了一种“分理赋物”的唯“理”心态。“简文人华林 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世说新语・言语》第61)这种心态反映在咏物赋的创作上,作者往往有意去寻找自然物象与“理”之间的某种相似性,也就是作者心中先有了所咏之“理”,然后再按理索象,对物象作符合所咏之理的描绘。张华《朽社赋序》云,“高柏桥南大道傍,有古社槐树……辄为之赋,因以言衰盛之理云尔”,傅咸《粘蝉赋序》曰:“当蝉之得意于此树,不知黏之将至。亦犹人之得意于富贵,而不虞祸之将来也”,这些都说明作者在作赋时,心中已经有了所咏之“理”,作赋的目的,只不过把理融于物象之中,是明显的“分理赋物”。通过对“物”的描绘,从中阐述作者对玄谈义理的把握,对社会现实的感悟,是两晋咏物赋的重要特征。两晋咏物赋的结构有明显的程式化倾向,大体上呈三段论的模式,开始直接“立象”,接下来是“摹象”,最后表旨。很多咏物赋前面有序言,也可说明这一审美构思过程。孙楚《扶杜赋》序云:“家弟以虞氏梨赋见示,余谓岂以梨有用之为贵,杜无用之为贱。无用获全,所以为贵;有用获残。所以为贱。故赋之云尔。”在士人心里,触目可及的自然之物,无不蕴涵着玄义道趣,他们就是抱着这样一种观“天地之理”的心态来审视身边万物的。
两晋咏物赋有大量的同题之作,如卢浮、傅玄、傅咸、张华、孙楚、陶侃等人的《相风赋》,卢谌、傅玄、傅咸、成公绥、曹毗、桓玄等人的《鹦鹉赋》,此外像蝉、燕、柳、安石榴、桑、琴、琵琶等大量的动物植物和器物都被赋者反复吟咏。在这些大量的同题赋作中,除了语言上的争奇斗艳之外,赋者往往有意识地去打破别人同题之作中的“理”,或针锋相对反面立意,或慧眼独具别开新径。这其实也可看作一种变相的“玄谈”,一种无声的辩论。而这种“玄谈”还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傅咸《相风赋序》说,“相风之赋,盖以富矣,然辞义大同。惟中书张令,以太史相风,独无文饰,故特赋之。太仆寺丞武君宾,树一竹于前庭,其上颇有枢机,插以鸡毛,于以占事知来,与彼无异,斯乃简易之至,有殊太史相风。张氏之赋,非其至者也”,大有与张华以赋辩难的意味。
2.语言的游戏。在精神上我们对其虔敬崇拜的事物,很难以娱乐的眼光待之,只有当精神和娱乐统一起来之后,才能以娱乐的心态从精神的层面对其审视观照。两晋咏物赋的涌现及辞赋观念的转变和玄谈的发展是相一致的。两晋时期,玄谈从注重义理的探索渐变为注重玄谈形式本身,转变为一种娱乐方式。这种转变,使得玄谈中抽象的哲学思辨之美逐渐被具象的语言形式之美所代替。而这个过程在咏物赋的创作中和玄谈形式的转变中是同步的。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曰:“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刘勰此处的“近代”虽然指刘宋时期,但是,其所描述的文学现象却是在两晋就已经存在的。这种对“蔚似雕画”的语言风格的追求,使得两晋辞赋由清妍流糜渐趋于繁缛冗滞,所以一直为后人所诟病。文贵形似,对物象的描述就抱着一种趣味性的态度,不厌其烦,非穷尽物象不可。从“分理赋物”的观念来看,这其实是一个“析理”的过程,也就是要尽“物之理”,因此赋家才会各角度各方位穷形尽相地娓娓道来。在这个过程中,作者的精神享受和玄谈的快乐是一致的,是一种哲学和语言相结合的审美娱乐。
郭象《庄子・天下篇》注云:“膏粱之子,均之戏豫,或倦于典言,而能辨名析理,以宣其气,以系其思。流于后世,使性不邪淫,不犹贤于博弈者乎!”就是说,当时的士人把玄谈当成了一种游戏看待,而且在郭象看来还是能提高人的身心健康的游戏,在“宣其气”、“系其思”的辩论中,玄谈能够使人的思想归于一种纯正的境地。玄谈者的娱乐的目的是很明显的。《世说新语・文学》“向秀注庄子”条下,刘孝标注引《向秀别传》说,向秀把注庄子的计划告诉嵇康和吕安,嵇、吕二人都说:“此书讵复须注?徒弃人作乐事耳!”高谈阔论,随意挥发,正是玄谈中自然天性的一种表现,而注书须得严谨贴实,那就不是游戏了。“作乐”,正是此时士人对玄谈的态度。玄谈作为魏晋士人一种比较重要的言谈形式,也经历了一个由重玄理内容向重言谈形式的游戏过程的转变,而这种转向对咏物赋的创作也至关重要。
毋庸置疑,魏晋时期的玄谈之风影响了每一个士人,不管他的哲学的天赋如何。朝士既倡其风,民间浸成俗尚。《晋书・陆云传》记载:“云尝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从。忽望草中有火光,于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见一年少,美风姿,共谈老子,辞致深远。向晓辞去,行十许里,至故人家,云此数十里中无人居,云意始悟。却寻昨宿处,乃王弼冢。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这传说当然不可能是真实的,但也由此可知,陆云是嗜谈的,开始谈玄平庸,以后才谈艺大进,而陆云在当时的玄谈者中并不著名,由此可见士人对玄谈的热情。不仅如此,能玄谈被士人当作一种时尚,一种人生精神境界的尺度。一个士人没有玄谈的才能,很可能被人看不起,不管你地位如何。“孙兴公为庾公参军,共游白石山。卫君长在坐。孙曰,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世说新语・赏誉》第107)王衍“累居显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矜高浮诞,遂成风俗”。在热情的导引下,也是在对名誉的追求中,士人才有钻研玄谈技艺的可能。玄谈不仅仅是一种哲学的思辨,更重要的是能够给谈玄者带来精神上的娱乐。它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审美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娱乐方式。当时的士人聚会常常是集娱乐、清谈、创作于一体的。《世说新语・文学》第19说:“裴散骑娶王太尉女。婚后三曰,诸婿大会,当时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与裴谈。子玄才甚丰赡,始数交未快。郭陈张甚盛,裴徐理前语,理致甚微,四座咨嗟称快。王亦以为奇,谓诸人曰:君辈勿为尔,将受困寡人女婿。”第20则说:“卫�始度江,见王大将军。因夜坐,大将军命谢幼舆。�见谢,甚说之,都不复顾王,遂达旦微言。王永夕不得豫。”这里的“微言”即是玄谈。又《世说新语・言语》第23记载,“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曰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无论什么场合,聚首便谈,忘身世外,其乐融融,玄谈的游戏性由此可见一斑。而这种娱乐享受的最直接根源是玄谈者的语言之美,这正是玄谈由重内容向重言谈形式转变的标志。
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抨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世说新语・文学》第40)
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否?” 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世说新语・文学》第36)
支道林初从东出,住东安寺中。王长史宿构精理,并撰其才藻,往与支语,不大当对。王叙致数百语,自谓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谓曰:“身与君别多年,君义言了不长进。”王大惭而退。(《世说新语・文学》第42)
这里“义”“理”通用,可概称“理”,“言”即是“奇藻”。由以上例子可以看出,玄谈既是一种哲学的艺术、哲学的游戏,更是一种语言的艺术、语言的游戏。这种语言的艺术同文学语言有一致之处,那就是奇义丽藻,精辟的义理,优美的文字。因此可以说,玄谈也是一种文学的艺术,是哲学和文学的统一。对于一般的听众而言,玄谈的魅力更来于它那种语言的美,“不辩其理之所在”。这种对语言之美本身的追求同当时文学发展的观念是一致的。当时有名的玄谈家动辄千万言,惜无历史记载,但从那“才藻新奇,花烂映发”,听者“留恋不能已”的记载来看,肯定是流光溢彩,灿若云霞。是否可以说,玄谈就是一种口头形式的赋呢?魏晋时期对语言之美的推崇乃是一种社会时尚,不仅在文学、玄谈中如此,日常生活中亦如此,偶有名言,便为世人传赏,《世说新语・言行》篇记载的多是此类。有内在的观照外物时相融相通的审美思维,又有外在的对语言形式之美的追求,这就使得玄谈和咏物赋在文学的层面上得到统一。
由上可知,咏物赋在魏晋时期之所以得到士人青睐,除了文学自身的发展之外,玄谈的媒介作用实在是必不可少的,体物认知方式的相通以及对言语之美追求的一致,使玄谈与咏物赋的创作处于统一的审美心态之中。正是在这种审美环境下,才使得咏物赋的创作在魏晋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作者简介:张爱美,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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