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郭沫若现象”]郭沫若的作品有哪些
时间：2019-02-12 05:30:1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郭沫若现象 诗人 文人 政治家 摘 要:文章通过“诗人郭沫若”、“文人郭沫若”、“政治家郭沫若”等三个视角评述郭沫若,认为所谓“郭沫若现象”不是单一的某一方面的情况,而是一种综合的状况,是指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之下,中国文人特有的一种文化心理现象。它融会了中国文人意识中的使命感、责任感,加进了中国文人意识中的浪漫情怀,参合了中国文人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乃至政治策略和政治手腕。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文化界的一位巨人,也是我国学术界的一代宗师,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等诸多领域都卓有建树。这些年来,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民间,对郭沫若的研究评述颇多,既有正面肯定的,也不乏反面否定的。纵观近二十年来的郭沫若研究,虽涉及到了“郭沫若现象”问题,但对什么叫“郭沫若现象”,学界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
笔者拟运用德国哲学家E.胡塞尔现象学原理,对“郭沫若现象”进行合乎理性的探讨。试图对“郭沫若现象”做出自己的界定。希望通过对“郭沫若现象”的研究,全面、客观地解读郭沫若,将郭沫若还原为一个“人”来看待,恢复他作为人的真实面目,由此看到他身上并存的伟大与渺小,崇高与卑微。这有利于我们更客观、公正、全面地评价郭沫若,也可以为文学评论提供新的认识思路。
这些年德国哲学家E.胡塞尔现象学原理在国内盛行,对于现象学的解释,较为权威的陈述是:“现象学不是一套内容固定的学说,而是一种通过‘直接的认识’描述现象的研究方法。它所说的现象既不是客观事物的表象,亦非客观存在的经验事实或马赫主义的‘感觉材料’,而是一种不同于任何心理经验的‘纯粹意识内的存有’”。
胡塞尔认为,经验事实是模糊的靠不住的。当人们从不同角度来看同一立方体时,所获得的是关于这一立方体的不同外观。在胡塞尔看来,唯有还原作为一切意义的基础和意识构成基础的先验自我,才能领悟意义的产生以及“意义如何以意义为基础”。基于此,我们将郭沫若放置在上个世纪的时代风云中去认识,拨开历史的迷雾,还原一个真实的郭沫若。
一、诗人郭沫若:追求理想、表现自我
郭沫若是一个天才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以其《女神》等诗作揭开了中国现代白话新诗的新篇章。浪漫主义文学最基本的特点是以充满激情的夸张方式来表现理想与愿望,而郭沫若最突出的特点则是激情、极端、浪漫。
浪漫主义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从创作主体的内心世界出发,注重个人感情的表达,形式上较少拘束,且自由、奔放,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汪洋恣肆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极端的夸张手法来塑造形象。《凤凰涅�》是最能体现郭沫若《女神》浪漫主义风格或精神的名篇,作者借凤凰死而复生的古老传说,象征旧中国的毁灭和新中国的诞生,也象征诗人旧我的毁灭和新我的诞生。“凤凰”是旧世界的批判者,她揭露了“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的旧世界,控诉了“屠场、囚牢、坟墓、地狱”般的旧社会,表达了要用革命烈火毁灭旧中国。埋葬旧我和旧世界的彻底批判精神。毁灭旧我和旧世界,是为了创造新我新世界。“凤凰”又是积极进取充满理想的形象。新生的凤凰高唱“我便是你,你便是我,火便是凰,凤便是我”的新世界,追求“新鲜、净朗、华美、芬芳”的新中华,表达了诗人对光明未来的追求,对理想世界的渴望。在此,诗人以狂飚突进式的爱国激情,以汪洋恣肆的笔调和重叠反复的诗句,表达了他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憧憬未来的强烈愿望,是“五四”时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积极进取精神的形象写照。
“五四”时代本身就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一个追求极端、张扬自我的时代,一个生气蓬勃的时代,一个充满着反抗和破坏、革新和创造的时代,传统的旧道德、旧礼教、专制政治和一切封建偶像都遭到了猛烈的抨击和破坏;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社会主义和一切新事物则受到了热烈的追求和高度的礼赞。这也是郭沫若追求的理想时代。年轻的郭沫若用他特有的澎湃的激情,宣泄他冲破封建藩篱、改造社会的强烈要求。
终其一生,郭沫若的思想显得异常复杂,其思想元素有:传统的孔孟思想,老庄哲学,王阳明哲学,印度哲学,斯宾落莎的“泛神论”,康德哲学,尼采哲学,弗洛伊的精神分析说,日本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表现自我),表现主义,无产阶级思想,等等。公正地说,“五四”时期郭沫若的思想较为庞杂、矛盾,还没有一个坚定不移的理想和信念,从他的《匪徒颂》一诗中对“匪徒”的歌颂,我们便能窥见郭沫若不断变化的思想。最初,他满怀热情地歌颂敢于蔑视传统的尼采、叔本华,将他们视为“匪徒”(他心中的英雄),尔后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后,又把列宁当作“匪徒”来歌颂。可见,这时期的郭沫若,个性解放、张扬自我仍是其思想主流,但朦胧的社会主义思想因素已经烙进他的头脑。
二、文人郭沫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
作为传统意义上的文人,郭沫若身上充分体现了中国文人固有的气质。这里,笔者将郭沫若说成“文人”而不称其为“知识分子”,因为今天对于“知识分子”和“文人”的含义的理解稍有不同。
所谓知识分子,顾名思义应是指人群中有知识的人,据查,目前对于知识分子比较大众化的解释:“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国外的主流看法是,知识分子是受过专门训练,掌握专门知识,以知识为谋生手段,以脑力劳动为职业,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群体,是国外通称‘中产阶级’的主体。目前,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知识分子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主要以创造、积累、传播、管理及应用科学文化知识为职业的脑力劳动者,分布在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文化艺术、医疗卫生等领域,是国内通称‘中等收入阶层’的主体。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政治性的概念和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将长期存在,最终将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以及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差别的消失而消失。”从这个解释中,不难发现,今天“知识分子”群体中,除了人文社科方面的人群外,还包括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群体,人文社科方面的知识分子和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分子因其工作对象的不同,其思维方式、工作方法也就不同。郭沫若属于人文社科方面的知识分子,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人,因此称他为“文人”。
所谓“文人”,顾名思义应是指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历史上称其为“士”(文士)。在中国古代,文人和知识分子的概念较为模糊,没有什么区别,到了近现代,尤其在当代,文人更多地指从事人文社科方面工作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文人自古有之,他们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出口成章,他们渴望建功立业,一展宏图,实现自我价值,因此常常投靠政治集团。“学而优则仕”的理念经过多年的浸淫已经化为文人的灵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化历经两千多年的传承,成为了文人精神的重要部分。可以说,中国文人的共 同特点就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沉重的历史使命感,这让中国文人在历次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候,满腔热血,挺身而出,以身殉国,用自己的生命、气节书写中国的历史。
作为一个文人,在民族危亡之际,尤其是在抗战时期,郭沫若有感于时局,对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战政策的不满与痛恨,高举义旗,挺身而出,一口气写作了《屈原》《棠棣之花》《虎符》《南冠草》《iL雀胆》《高渐离》等六部历史剧,歌唱光明,批判黑暗,颂扬正义,否定罪恶。众所周知,郭沫若的历史剧是他早期“寄托小说”的浪漫主义方法的发展,寄托着他的情绪和意愿,带有浓厚的抒情气氛,充满一种忧愤之情,无论其创作目的或方法,都不在于严格地重现历史的原貌,如是地敷陈事实,而在于古为今用,借历史题材为现实服务,如大家熟知的写于1942年1月的《屈原》,以楚国对秦外交的两条路线的冲突为中心,描写了代表爱国路线的屈原与代表卖国路线的南后、靳尚等人的斗争,歌颂了屈原光明磊落、爱国爱民的高尚品质,揭露了南后的无耻和楚怀王的昏庸以及张仪的卑劣。剧本借历史故事和人物,尖锐地讽喻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抨击了国民党反动集团的黑暗统治和反共卖国的卑劣行径,并通过屈原抒发了作家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强烈愤怒。可以说,在郭沫若的历史剧中,充分体现了文人郭沫若的特点: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
三、政治家郭沫若:听从、服从、顺从领导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圈内外针对郭沫若后期的一些诗文进行批评,甚至上升到攻击郭沫若的人格,如《大事网》上《郭沫若的五大人格问题》中谈到郭沫若在信仰、信用、婚恋家庭、郁达夫“冤案”、“文革”等五个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人格分裂,认为“他不具有令人崇仰的伟大人格。如果把他与其他文化名人相比,则更显得不足和灰暗,使我们更觉得在他的人格表现中缺乏一种风骨精神,一种道德勇气,一种人格力量。”“他没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他缺乏个性,缺乏操守,他进退行止的原则是个人利益;为了这种利益,他对环境总是一味适应。无论是新文艺主张的提出,还是对一些问题看法的改变,都是为了适应环境。为了这种适应,他变‘为文艺而文艺’的思想为提倡‘标语口号’,甘当‘留声机’;为了这种适应,他在武训批判中违心地检讨;为了这种适应,他否定‘百家争鸣’;为了这种适应,他对‘言者无罪’的问题胡乱诠释。其他又如组诗《百花齐放》、学术著作《李白与杜甫》和难以数清的、言不由衷的讲话、文章、诗词等,无不是为了这种社会适应。适应成了郭沫若的主义,适应就是郭沫若人生哲学理念的第一准则。”
事实上,在抗战时期的重庆,中共代表人物周恩来曾为郭沫若的五十岁生日高调做寿,并称赞郭沫若是“鲁迅的继承者”,“革命文化界的领袖”(“革命文化的班头”),在他的《我要说的话》一文中谈到郭沫若的三个特点:“第一是丰富的革命热情”;“第二是深邃的研究精神”;“第三是勇敢的战斗生活”。纵观郭沫若的一生,应该说,周恩来对郭沫若特点的概括是准确的。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别妇抛雏,回到阔别十年的祖国,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是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并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担任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负责有关抗战的文化宣传工作。还配合现实斗争创作了六部历史剧,演出时曾产生强烈的政治效果。抗战胜利后,郭沫若坚持了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勇敢地站在运动的前列。1948年来到解放区。这以后,他参加各项政治运动,思想有更大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担负繁重的党和国家的事务,从事科学、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领导工作,在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还以诗人般的激情发表了《科学的春天》,以此祝贺全国第四次科学大会的召开。这也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那么,为什么对郭沫若的评价存在那么极端的评价呢?笔者认为应从郭沫若“政治家”的身份人手剖析。
作为一个政治家,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郭沫若必须遵守党的组织纪律。虽然郭沫若曾经是一个张扬自我、个性飞扬、大胆叛逆、从不屈从的浪漫主义诗人,但在成为一名党员之后,他必须服从组织的决定,共产党铁一样的纪律意识,钢一般的组织原则,无形中逐渐浸进郭沫若的血液,融进他的灵魂,形成他的意识,从而改变了当年那个意气风发、桀骛不驯、我行我素、天马行空的郭沫若。这样,在战争年代。组织上要求他用作品来反抗黑暗统治,团结广大的爱国人士,于是《屈原》《棠棣之花》等历史剧便产生了;在讲阶级斗争的岁月里,为了“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于是《杜甫与李白》产生了。
此外,抗战时期,郭沫若五十岁左右,“文革”中后期的郭沫若年过七旬,垂垂老矣,一个人到了中老年,不管你年轻的时候如何叛逆,勇猛,都会出现精神疲软,情绪深沉,乃至患得患失,顾虑重重,但求自保,很少有人在晚年还常常能处于情绪的亢奋阶段,这也是民间所说的,上了年岁的人没有了“火气”,没有了脾气,孔子不是说“五十而知天命”吗?因此,对于郭沫若在“文革”后期的两首词中表现出的截然不同的态度也可以理解了,因为经过几十年的磨砺,郭沫若不再是早年那个大胆、叛逆的浪漫主义诗人,而是一个听党的话、跟党走、服从组织决定、遵守组织纪律的党员、政治家的郭沫若了。虽然,在他说那些言不由衷的话的时候,内心一定充满痛苦,甚至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会痛骂自己,但这时的郭沫若,就好像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样,只能随波逐流了。
总之,笔者认为,所谓“郭沫若现象”不是单一的某一方面的情况,而是一种综合的状况,是指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之下,中国文人特有的一种文化心理现象,它融会了中国文人意识中的使命感、责任感,加进了中国文人意识中的浪漫情怀,参合了中国文人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乃至政治策略和政治手腕。
本文是四川省教育厅郭沫若研究中心科研项目“郭沫若现象研究”(GY2008201)系列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王余,四川理工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何清,四川理工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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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振勇.抗战时期文人郭沫若的政治抉择:文化与抗战・郭沫若与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文化选择[A].北京:中国郭沫若研究会、郭沫若纪念馆;200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