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探源|鲁迅论中国人的国民性
时间：2019-02-12 05:30:2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鲁迅 国民性思想 发展历程 摘 要:国民性改造思想贯穿了鲁迅三十多年的文学实践,经过了艰苦的探索过程。其缘由不仅有刻骨铭心的生存体验和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省,而且有近代中国思想家的启迪和外来国民性剖析的启发。鲁迅以其思想的全面性、深刻性、现实性与战斗性成为针砭国民性的国手、重铸民族精神的引路人。
鲁迅一生都在致力于中国国民性改造这项艰难的工程。如果从1902年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和许寿裳讨论国民性的三个问题算起,到1936年逝世前的十四天还在说究竟怎样做一个中国人止,鲁迅在不太长的五十五年的生命旅程中,仅改造国民性这个问题就用去了他三十四年,可见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决心和艰难。不管是呐喊时期的疾呼,还是彷徨时期的绝望,他始终没有放弃。究其个中缘由,除了一个中国人的良知外,那就是鲁迅对国民性的特殊感受和深切感知。
一、刻骨而铭心的生存体验
1893年,鲁迅十三岁的时候,祖父周福清因科场贿赂案入狱,被判“斩监候”,父亲周伯宜被革去生员头衔,之后父亲又得重病。鲁迅有三四年的时间出入于“当铺和药店”之间。鲁迅的《呐喊・自序》有这样的文字:“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只有十三岁的鲁迅,不仅要承担起一部分沉重的家庭生活负担,还要承受着世人的“白眼”,这使鲁迅如“掉在冰水中”。“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目。”这可说是少年鲁迅对“世人真面目”最深切、最具体的感受了。
1898年,鲁迅在日本,看到了更加悲惨的一幕。《呐喊・自序》这样写道:“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这件事之后,鲁迅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对外族的侮辱,许多人不但没有感到耻辱、愤怒,反而显出麻木的神情,并且还要来鉴赏这示众的盛举。这是鲁迅弃医从文,用文艺来拯救国民的灵魂很重要的材料支撑。
二、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省
鲁迅对传统文化是持批判态度的,他把中国固有精神文明指斥为“人肉的筵宴”。他认为,中国的文明,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而中国,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这文明,不但使外国人陶醉,而且使中国人无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这是因为在他们心目中,自己总有吃掉别人的希望,所以也就忘却自己同样有被吃掉的可能。这是鲁迅的独特发现。
《狂人日记》写的就是这人肉的宴席:“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句话不仅精彩,而且极具震撼力。因为它隐含着封建文化吃人的合法性依据:一是伦理观,即“仁义道德”吃人;二是历史性,即“没有年代”。由此可见鲁迅对传统文化“吃人”的见解是多么的深刻,多么的人木三分。
然而鲁迅又深知,自己“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读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他那被压抑的“气闷的沉重”,他希望“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段文字是鲁迅“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是他心灵深处充满矛盾的抒情独白。这种痛苦和不幸促使他日后“为了后来的青年”的解放,决心彻底砸碎一切精神枷锁,唤起世人反抗旧传统,改造国民性。
三、近代中国思想家的启迪
改造国民性思想是清代末年一种进步的社会思潮,一些启蒙思想家都对这个问题有过深刻的思考。甲午战争后,严复认为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国民的问题。他说:“民力已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之故也”,“今日政要,统于三端:一日鼓民力,一日开民智,三日新民德。”梁启超十分赞同严复的“三民”主张,认为“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源”,他在长篇论文《新民说》中大声疾呼“新民为今日中国之第一要务”;在《国民十大元气论》中谴责“我中国奴隶根性之人何其多也”,在《呵旁观者文》中批判旁观者是“无血性”。严复、梁启超的这些主张,都是鲁迅后来思考过的国民性问题。
不仅如此,粱启超和鲁迅同有一段经历。1898年,梁启超偷偷搭乘一艘日本军舰逃出国门,带着变法失败的惶恐和不安,来到了扶桑之国日本。三年之后,另一位少年――周树人经矿路学堂保送乘坐大贞丸号轮船,来到日本留学。梁启超在日本先后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几乎在同时,鲁迅筹办了《新生》,但流产了。两位先行者几乎是在同一个起点开始了国民性问题的探索。据周作人的回忆,鲁迅在日本阅读并保存了梁启超创办的当时反响最大的报刊《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
四、外来国民性剖析的启发
探溯鲁迅改造国民性之源,当然不应忽视外国人研究国民性对他的影响。我们这里讲两点,一是外国人对中国国民性的研究对鲁迅的影响;二是外国人对本国国民性的关注对鲁迅的影响。
法国的孟德斯鸠、俄国的巴古宁都述及过中国人的性格和习惯,值得特别一提的是,19世纪末,一些来华的美国传教士都谈论过中国的国民性问题,其中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受到鲁迅重视。他在书中详细记述了他所观察到的中国人的二十六种“特性”,比如“面子”问题,“蒙昧”问题,“轻视外人”问题,“同情心”问题、“人格与良心”问题等。他指出中国人太重体面,重形式而轻事实,爱说漂亮话,讲排场,颇有点“做戏”意味,他认为“面子”问题是打开中国人许多重要特性这把暗锁的钥匙。斯密斯还谴责中国的“二十四孝”违背人性,进而指出“孝道”是造成早婚、贫困、纳妾等“一长串弊端的原因”。在这本书中,斯密斯以郑重的态度指出中国文化传统的保守落后性,他说:“祖先崇拜,是中国民族宗教的真实反映和缩影。……如果保守仁义不受到致命打击,在本世纪最后的四分之一时间内,中国怎样能够进行自我调节,适应发展自我的全新环境呢?如果中国民族继续将过时的一代视为神明,中国怎样能够向前迈出切实的一步?”
《支那人气质》这本书对鲁迅的文学创作和国民性批判发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直到他逝世前十四天还念念不忘。他说:“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功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至于外国对本国国民性的研究,那就是日本。日本民族是一个极其热衷议论国民性问题的民族。日本著名评论家、风靡全球的《太阳》杂志主编高山敏牛在《赞日本主义》一文中就曾这样说过:“国家的真正发达,只能基于国民的自觉心。有了国民的自觉心,才能客观地认识民族的特性。”这时置身于思想启蒙和文艺活动中的鲁迅,每天跑书店、书摊,搜集书籍杂志,读报读书,直接感受并接受了明治日本的思想文化。据周作人回忆,鲁迅曾看过当时的《太阳》杂志,并热衷于阅读刚出版的东京大学教授、著名文学研究家贺芳矢一的《国民性十论》。可以设想,鲁迅处在日本明治的思想文化空间,感受着日本民族强烈的自省自强、开拓进取的时代氛围,面临祖国日益衰颓的危机,怎能不想起满目疮痍的祖国,怎能不想起伤痕累累的国民。
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虽然源于刻骨而铭心的生存体验和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省,也接受了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家和外来国民性剖析的影响,但鲁迅的改造思想却跳出了自身的圈子,超越了梁启超等人的启蒙思想。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光辉,将永远是中国人民在精神建设上的灯塔,同时也是东亚地区乃至世界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简介:逯漓,现当代文学硕士,河南省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鲁 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版,第415页,第415页,第416页,第417页。
鲁 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版,第130~"。
鲁 迅:《“立此存照”(三)》,《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版,第626页。
[日]高山敏牛:《赞日本主义》,《太阳》,第3卷,第1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