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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前位置: 蜗牛文摘网 > 感恩亲情 > 论萧红创作风格 萧红小说创作风格的变化

    论萧红创作风格 萧红小说创作风格的变化

    时间:2019-02-12 05:31:3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关键词:参悟与悲悯 荒凉之感 独特语体   摘 要:萧红经历的生命是悲凉的,她却以一种开阔的悲悯胸怀始终关注思考着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意义,她以女性的特质抒写,以浑然天成的天赋创造了具有灵性的文学作品。
      
      一、对人性的参悟和悲悯
      
      在中国现代女作家中,萧红是最具女性特质的一个。她的童年和少女时代是不幸的,没有得到多少家庭的温暖,她也具有叛逆的性格,曾逃离家庭,到异地流浪。但是,她没有像丁玲、庐隐那样走进社会,真正参与时代的变革。她始终作为一个女性、一个作家,保持自己的独立和自由,忠实自己的心灵,将自己体验和感受到的生活写下来。她的作品在同时代作家中不能算最优秀的,但却是很有特点的一个。也许是北方广袤的原野赋予了她开阔的胸襟,虽然历经情感折磨,甚至遭到遗弃,但萧红没有像别的女性那样自怜自艾,陷于缠绵与哀怨,而是用另一种更活泼的形式,表现内心的情感。“这边的树叶绿了,那边清溪唱着:姑娘啊!春天到了……去年的北平,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这是她被遗弃在旅馆里,面临绝境时写的诗,就是在那样悲惨的境地下,她笔下的小诗却清新婉转,表现出对幸福的渴望和憧憬。她以后的作品,一直保持了这样一种来自灵魂的对不幸的接受和平静态度。童年的孤寂生活,没有扼杀她天赋的悟性,相反,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在祖父夕阳般和煦的慈爱中,萧红对世界有了独特的领悟,这种更接近万物本质的理解力,对她未来的创作有极大的影响。
      在萧红的小说作品里,最能体现她风格的是《呼兰河传》和《小城三月》。《呼兰河传》是作者在阅历了人生之后写的一本童年回忆录。她在这部长篇小说里,不仅以朴实细腻的笔法,描绘了自己的童年生活,而且也真实生动地勾勒出故乡人民的生活场景。她用素描的手法,朴素地描绘出东北农村那种富有地方色彩的风俗画:大地冻裂了口子的寒冷;街道中央淹死过骡马的大泥坑;看戏时台下人的吵架拌嘴;院子里的衰草;后花园满园子的花和草;有二伯、冯歪嘴子、小团圆媳妇……一城人野草般枯荣的生生死死,平静又热闹。这里的人活得坚韧,也活得麻木。他们放大生活中的喜悦,故意漠视或忘掉生活中的苦恼。屋子快塌了,管他呢,过一天,算一天。小媳妇得病了,请巫婆跳大神,好好的人折腾死了,叹息一阵便过去了。鬼节里依然要兴致勃勃地放河灯。破房子上长了蘑菇,破房子就成了不可多得的宝贝;图便宜吃瘟猪肉,心照不宣地说成是大坑里淹死的猪;寡妇死了独生儿子,叹息一回也就算了,哪里没有这样的事呢?他们对人生的认识是:“人活着就是为吃饭穿衣”,“人死了就完了”。这是典型的中国农民性格――愚昧麻木但又自得其乐。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里集中批判了这种国民性。而萧红以她敏感的心灵,领略到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悲凉:不如此,又怎样呢?人总要活下去,因为活得太难了,也就淡化了生存之外的思想。所以与新文学初期的启蒙者不同,萧红对这种麻木苟且的人生没有居高临下的评判,有的是深深的理解和悲悯。她感到了这群被苦难生活压抑的失去了做人尊严的人灵魂深处的无奈。“那粉房的歌声,就像一朵红花开在了墙头上。越鲜明,就越觉得荒凉。”如果说,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写出了中国人的灵魂,那么萧红的《呼兰河传》就为我们生动地画了一幅群像,历历在目地勾画出这样一群我们熟悉甚至亲切的人。流落异地的作家对自己童年和故乡充满了思念和眷恋,怀着女性的温情,来回忆这一切。本能的悲悯超过理性的思索。她悲悯着他人,也悲悯着自身,但她无力拯救,连自救都不能。“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因为隔着岁月,更觉得惆怅和怀念。正是这样的情感和作家对人性的独到体察,使《呼兰河传》成为一部不同一般作品,一部优美凄婉的散文化的小说。正像茅盾先生在《萧红的小说・呼兰河传》一文里说过的那样:“也许有人会觉得《呼兰河传》不是一本小说。他们也许会这样说:没有贯串全书的线索,故事和人物都是零零碎碎,都是片段的,不是整个的有机体。也许又有人觉得《呼兰河传》好像是自传,却又不完全像自传。但是我却觉得正因其不完全像自传,所以更好,更有意义。而且我们不也可以说: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它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 一些‘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呼兰河传》像一条悄然流动的河,含着淡淡的忧伤,缓缓淌过岁月,流入每一个读它的人的心中。
      《小城三月》是作家的最后一部作品。这篇小说和它的题目一样,充满了诗意和惆怅。作家刻画了翠姨这一美丽娴静的女性形象,她优雅温婉,端庄秀丽,内心充满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她朦胧的性爱被现代都市化文化唤醒,却又被传统文化扼杀。她挣不脱传统的桎梏和心灵的枷锁,更无法得到所爱恋的人的爱情回报,终于在无望的沉默中把爱深埋心底,直到抑郁而死。没人对翠姨的死负责,是她自己毁灭了自己。她是一个苏醒者,但既没有勇气摆脱现状,又不肯顺从命运,只有放弃自己的生命。上天赋予了翠姨美丽的外表和敏感的心灵,却没有给她符合她天性的生存环境。小说在刻画人物和叙事手法上,还是萧红一贯的风格。从不经意处落笔,一个个细节的连缀使人物鲜明而丰满。这是一个爱情故事,作者写来却不落一点痕迹,文字平静且节制,使主人公本来朦胧的情感更隐约含蓄。整部作品从文字到篇章构成一种诗化的意境。
      萧红散文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回忆鲁迅先生》。在萧红短促的不幸的一生中,与鲁迅先生相处的日子,是她少有的闪烁着灿烂阳光的日子。因此,她对鲁迅先生一直怀着深沉的崇敬与感激之情。鲁迅先生的早逝,对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给她留下难以消除的悲痛。萧红曾经常出入鲁迅先生的家中,她用自己善于机敏地捕捉细节的特长,把读者轻轻地领进鲁迅先生的家,让读者看到鲁迅家庭的和谐、朴素的生活。她细腻地描绘了鲁迅、许广平、海婴一家生活起居的习惯,鲁迅先生饮食的爱好、衣着的怪癖、工作的劳累、临终前的病容,以及许广平先生的操劳,海婴的顽皮,甚至描绘了两位年老保姆与日本医生的面影,她还细致地描绘了客厅、卧室的陈设,一草一木的姿态,以及她与鲁迅全家之间的感情。在萧红的笔下,鲁迅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还是一个和蔼宽厚的老人;他不仅是中国文化界的思想领袖,他还是一个美满家庭的家长,一个尊重妻子的好丈夫,一个了解儿子的好父亲,一个辛勤培植晚辈作家的情意深重的慈祥宽厚的长者。与先生近距离的相处,使她得以对这位伟人有全面的了解,洞察到鲁迅最本质的一面,可以说萧红对鲁迅的理解是深刻而独到的,她是真正懂鲁迅的。因了她生动真实的描绘,我们才看到了一位可亲可敬充满人情味的鲁迅,一个离我们很近、看得见音容笑貌的活生生的鲁迅。单是这一点,就足以让后代的人感谢萧红了!
      
      二、宿命般的荒凉之感
      
      在《呼兰河传》里,萧红重复最多的一句话是“我家的院子是荒凉的”。这种荒凉之感不仅笼罩她的人生,也弥漫在她的作品里。
      萧红的身世很坎坷。她1911年6月2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里。她是这个家庭的第一个孩子,父母都希望是个男孩,所以她的出生没有得到父母的喜爱。只有祖父张维祯给她疼爱和温暖,并成了她的第一位启蒙教师。后来,母亲和祖父都去世了,萧红被父亲和继母中断了学习生活,并为她订了一门亲事。为了抗拒包办婚姻,她离家出走,在哈尔滨、北京等地过着漂泊流浪的生活。却又被包办的未婚夫诱骗,怀孕后被遗弃在哈尔滨的一家旅馆。危难中被萧军解救,两人认识并相爱同居。在萧军、舒群等东北进步作家的带动和影响下,萧红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并幸运地得到鲁迅先生的支持和提携,出版了《生死场》等作品。这是萧红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有爱人陪伴,有鲁迅先生的关怀。但好景不长,她与萧军的感情出现了问题。萧红远走日本,期间鲁迅先生病逝,萧红悲痛欲绝。回国后,她参与了抗战的宣传工作,却最终拒绝了随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同行,而是与端木蕻良南下香港,同时也彻底结束了与萧军的恩恩怨怨。两年后,也就是1942年1月22日,萧红病死在香港九龙,结束了仅三十一岁的年轻生命。
      萧红短暂的一生饱经磨难,寂寞而凄凉。“我总是在一个人走路……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似的。”她孤独着,有爱情的生活不能使她摆脱孤独。这种特殊的生活经历和情绪状态铸就了萧红对于人生的一种特别体悟:寂寞与荒凉。由此导致萧红对人生的整体的悲剧性体认和理解,这种深沉的人生悲凉之感是萧红创作中潜在的最能代表她创作个性的因素。
      从早期的《王四的故事》到临近生命终点的《红玻璃的故事》(萧红遗述,骆宾基整理),萧红在很多小说中都或淡或浓、或片段或整体地表达了她的这一生命体验。她常常由某种生活情境联想到整个人生,体味并表达出人生的悲凉感。《王四的故事》中,通过王四可悲的晚景与美好的青春怀想的巨大反差对比,渗透出人生的凄凉感。《小城三月》主人公翠姨的悲剧命运中同样透露出人生的悲凉。“小城三月”这一题目正是象征着美好生命的短暂易逝。作品在对“春天的命运就是这么短”的感叹中,在结尾处加上的又一个春天到了,年轻的姑娘坐着马车去买衣料,“只是不见载着翠姨的马车来”的看似随意的一笔中,同样流露出生命的生生灭灭无法永驻的悲哀。《红玻璃的故事》更鲜明地表达了人生的无奈和悲凉,那个玩具红玻璃像一面魔镜,让王大妈这个原本“榆树屯最愉快的老婆子”,勘破了人生的奥秘,使她“感觉到穷苦,孤独,而且生活可怕”。
      在作品中,萧红常常通过喧嚣的社会生活场景触及人生的悲凉底蕴,体悟到热闹过后的寂寞。如《呼兰河传》放河灯一段描写:“七月十五放河灯,开始观众成千上万,浩浩荡荡,河灯拥拥挤挤,金呼呼,亮通通,真是人生何世,会有这样的好景况。”可是到了最后,“那河灯流到极远的下流去的时候,使着灯的人们内心无由地来了空虚”(《呼兰河传》)。又如写后花园从春天的新鲜漂亮,热闹非凡到秋雨过后的凋零、衰败,“很快似的一切花朵都灭了,好像有人把它们摧毁了似的”(《后花园》)。在作品里,她很喜欢用“寂寞”“荒凉”这样的词汇。“菜圃上寂寞的大红的西红柿,红着了”(《生死场》)。“那粉房的歌声,就像一朵红花开在了墙头上。越鲜明,就越觉得荒凉”(《呼兰河传》)。“吃了这些东西之后,着实是寂寞了”(《孤独的生活》)等,流露出作家自己孤苦寂寞的心境和悲凉无奈的生命之叹,让读者体会到无处不在的悲凉感和沧桑感。
      萧红从小由于父母重男轻女的思想行为而受到心灵伤害,少女时期又目睹了周围一些女孩子由于婚姻不幸带来的悲惨遭遇,以及后来个人生活上所受的情感挫折等,使她对女性的不幸命运抱着深切的同情态度。两性之间的隔膜,男权社会对女性的伤害在她的作品里都有表现。这种情感体验强化了萧红对人生的悲观态度。萧红始终处在男性的阴影之下――小时候是父亲,长大了是萧军和端木。他们的男性之丑深深摧残了女性之美,使一朵盛放的花过早地凋零。萧红与丁玲不同。萧红对男性有很强的依附性,丁玲则几乎是完全独立的。而这两类女人的命运都是悲剧性的。女性若从属于男人,就永远处于奴隶的地位,她没有一个完整而清晰的自我,她牺牲了,得到的却只有伤害;女人若反叛男人,就注定会在男性的强权下遍体鳞伤,受到百般凌辱,没有安身立命之所。萧红的感叹是深刻的,比丁玲终其一生的反抗更深刻,她知道抗争是徒劳的,因此更多的是顺从。但她又不是一无所知的无所求的传统家庭型妇女,安于命运,心甘情愿地受男性主宰,她渴望一种平等尊重基础上的男性关爱,这注定了她肉体与心灵的双重伤残。在《生死场》中妇女们体验不到为人妻为人母的快乐,甚至她们纯真的恋情也遭到幻灭。当金枝被成业用歌声唱开了少女的心,得到的却是鲁莽和野蛮男性侵入,没有温存和浪漫,只有赤裸裸的生理需求。成业的嫂嫂在自己丈夫面前好像一只老鼠,她说:“我怕男人,男人和石块一般硬,叫我不敢触一触他。”这里没有爱情,只有男性赤裸裸的欲望,两性之间隔着巨大的鸿沟。在男人眼里,女人只是丈夫的工具和奴隶。是性欲的满足和廉价的劳动力,从来没有把她们当作与自己是同等地位的人看待。《呼兰河传》里小团圆媳妇、王大姐等悲惨的命运,即使在《小城三月》这篇充满诗意的小说里,爱情也是一个模糊的影子,翠姨为此白白付出了性命,可是她爱恋的对象却始终沉默而被动。萧红说“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这是她真切的心声,是作为一个女性对人生发出的沉重叹息。她特有的“人生荒凉感”与女性的孤寂与悲剧融为一体,从而使她笔下的“萧红式”女性充满着悲剧美。与丁玲笔下莎菲、阿毛等现代女性身上体现的精神悲剧相比,萧红笔下的女性悲剧更为深重,它是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妇女生存的悲剧,也是现实的社会的悲剧,更是历史的文化的悲剧。
      萧红经历的生命是悲凉的,她却以一种开阔的悲悯胸怀始终关注思考着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意义,呼唤着人性尊严、人生温暖和理想的生命形态。她以一个柔弱的女性的胸怀,容纳了人类广漠的悲哀,并在人类这无法选择的命运中,露出圣洁慈悲的笑容。
      
      三、意蕴天成的独特语体
      
      花开了,就像花睡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愿意长上天,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
      ――萧红《呼兰河传》
      读了这样的文字,你能不惊叹吗?这样的稚拙,又是这样的天然,看似单纯到儿童说话的语言,却表达出了其他语言难以表达的情境。让我们联想到“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样简单直白,又无可替代的语言经典。独特的语言是萧红区别于其他作家的一个显著特点。
      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具有不同艺术风格的女作家都呈现出不同的语言特色。如冰心的轻盈典雅、蕴藉空灵;丁玲的直切直白、激切酣畅;庐隐的凄丽悱恻、感伤沉郁。各呈异彩,各有千秋。而萧红对语言的运用却超出常规,拆开来看,她的每一句话都那么平常,带有很浓的口语色彩,甚至不很规范,可是它们合在一起,却表达出一种出其不意的效果,真实、自然、贴切,让你忘掉是在看文字,好像进入了一种情境,你看见了花园里的倭瓜,看见情窦初开的金枝怎么去赴约会,看见鲁迅先生在冬夜里谈天,看见旅馆里那个饥饿的女子在无助地发问:桌子能吃吗?草褥子能吃吗?这样的表述方式,让人感到“非常的生疏,又非常的新鲜”(萧红)。
      所以她忽然不得了起来,今天买这样,明天买那样,花别针一个又一个的,丝头绳一团一团,带穗的耳坠子,洋手表,样样都有了。
      ――《小城三月》
      小老婆,你真能败毁,摘青柿子。昨夜我骂了你,不服气吗?母亲一向是这样,很爱护女儿,可是当女儿败坏了菜棵,母亲便去爱护菜棵了。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
      ――《生死场》
      “不得了起来”,“耳坠子”,“小老婆”,“败毁”,“菜棵”等都是富有东北色彩的方言。“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又是另一种语言了。这就是萧红的独特之处,她一方面加入民间这种活泼生动的词汇,一方面又使用很文雅很书面化的修饰语言,两者巧妙的糅合造成了她朴实又富有诗意,浅显又耐人咀嚼的语言风格。
      除了语汇上的独特,还有语句上的回环复沓,也是构成她语言风格的又一明显特点。语句上的不连贯,句式的单调和重复,令初读的人感到作家好像想起一句说一句,惊讶于这样近乎幼稚的语言,然而很快你就会被吸引,感觉到它不同一般的魅力,作家要描绘的景象就在这几乎散乱的文字中生动地再现出来,甚至能让你感到此情此景的气息,真切到仿佛伸手可及。
      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他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脚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地走去。
      ――萧红《回忆鲁迅先生》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萧红《呼兰河传》
      许先生冬天穿一双大棉鞋,是她自己做的。一直到二三月早晚冷时还穿着。
      有一次我和许先生在小花园里拍一张照片,许先生说她的纽扣掉了,还拉着我站在她前边遮着她。
      许先生买东西也总是到便宜的店铺去买,再不然,到减价的地方去买。处处俭省,把俭省下来的钱,都印了书和印了画。现在许先生在窗下缝着衣裳,机器声格哒格哒的,震着玻璃门有些颤抖。窗外的黄昏,窗内许先生低着的头,楼上鲁迅先生的咳嗽声,都搅混在一起了,重续着、埋藏着力量。在痛苦中,在悲哀中,一种对于生的强烈的愿望站得和强烈的火焰那样坚定。
      ――萧红《回忆鲁迅先生》
      “仿佛不顾一切地走去”,这样写鲁迅先生,好像有些不妥,可是就是这么一句简单的有些孩子气的话活脱脱地写出了鲁迅先生的风貌。第二段里作家絮絮叨叨地叙述祖父年龄与自己年龄的变化,像小孩子做算术,但年龄的排列之间,省略了许多具体内容,流露出对祖父的熟稔、热爱以及那种无法言说的怀念。“主人”“不见了”,“死了”,“逃荒去了”,稚拙平淡的语言和口气中蓄积着深厚的沧桑感、失落感,透露出作家内心深处的悲凉。最后一段话写许广平女士,“一双大棉鞋”、“纽扣掉了”、“总是到便宜的店铺去买”,用这些生活细节,将许广平女士作为一个平凡女性的克己、操劳刻画得十分传神,“在痛苦中,在悲哀中,一种对于生的强烈的愿望站得和强烈的火焰那样坚定。”又将许广平不平凡的一面表现了出来,含蓄而有力地赞颂了鲁迅夫妇,表达出作者的深厚情谊。
      稚拙清新,拙朴天成,于浑朴中带有灵秀的色彩,在清纯中内蕴醇厚的意蕴,举重若轻大俗大雅是萧红语言的特点,也是构成她作品风格的重要特征。
      萧红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女性作家群中一抹璀璨的彩霞,她以及和她一样的才情横溢的女作家群对当下女大学生的人生仍具启迪的意义,她们的知性与文采也会深远地影响一代又一代知识女性的
      人格。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西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大专院校人文课程设置与女生健全人格培养的关系研究》成果之一,课题编号为:【GH-09008】
      
      作者简介:路遥,文学硕士,太原师范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女性文学研究和大学语文教学与研究;刘媛媛,太原大学外语师范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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