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个简单的科学小实验_俗文学的历史流变及科学定位
时间：2019-02-12 05:34:0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俗文学 流变 俗文学观 摘 要:文学起源于民间,就其本质而言,是以“通俗”起家的,追溯根源,俗文学应被称为文学之母。但是长期以来俗文学却一直处于屈辱的地位,在被挤压的缝隙中挣扎。本文试图以梳理俗文学历史的方式给俗文学以科学的定位。
文学苑囿花朵绮丽,绚烂多姿,不同体裁样式,不同题材内容,不同风格流派的艺术样式竞放异彩。文学起源于民间,就其本质而言,是以“通俗”起家的,追溯根源,俗文学应是文学的源头。然而,在我国这样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度里,俗文学却一直委屈于文学苑囿的一角,长期以来在被挤压的缝隙中寻求生机,在误解与嘲讽的声浪中艰难地成长。在此我们不妨回溯文学之源,从而还俗文学以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俗文学的历史演变
文学的源头是一片浑茫的云天,不可详辨,我们找不到一个起源的标志,也不能确定起源的年代,那口传时代的文学应当是十分久远的,后来的文字记载不过是对那段美丽梦幻的追忆而已。因此,若追寻文学之源,俗文学应是文学的源头。郑振铎将俗文学界定为“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民间的文学,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亦即跟大众性情、喜好、需要有关系的,产生于愉悦又产生愉悦的文学。鲁迅在阐述文学起源时,告诉我们:1.文学的初始时期是口头创作,它的受众是劳动人群;2.文学的原始功能是劳作中的“自娱”和闲暇时的“消遣”,绝没有后来人们所推崇的“载道”的使命。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社会分工不断细化,社会上出现了被视为精英的知识阶层,他们之中有些人专门从事写作,成了诗人、作家。他们的文学活动既继承了已有文学传统,又不断创新,于是才出现被后人视为高雅的文学。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可谓俗文学的源头,其中不少作品就是古代的民歌、民谣,经过不同途径的搜集、删订和编纂结集而成。“国风”和“小雅”中的诗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民间的歌谣。“男女有所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何休的《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这段话说得很明白,年老无子者充当“采诗官”,在最底层的民间求诗,按乡、邑、邦国的社会组织层层上达,最后才汇总到周天子那里。其中一些咏叹离乱、讽刺当局愤叹丧亡的诗篇,抒发的思想情感,莫不和民众息息相通,现实主义精神体现得非常明显。特别是民间小儿女们的恋歌,更是反映了主体精神的自由,璀璨夺目,光耀千古,其遣词用句的自由奔放,比兴手法的运用自如,也都具有浓重的民歌色彩。可见,作为中国诗歌源头的《诗经》,在当时是相当通俗的,它是入俗乐、唱俗曲、歌俗事、娱俗心的。虽然后世的注释家们不断地遮掩其本来面目,把它抬进了高雅的文学殿堂,但它的根在民间。
继《诗经》之后的便是“楚辞”的时代。它也是源起于楚国的民歌。“楚辞”又名“骚体诗”,按其名称本义来说,是指楚地歌辞的意思,它是以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而创作的诗赋,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楚人善歌、崇巫、重淫祀,因而民间的巫风盛行,祭祀之时必要“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楚辞中的神秘宗教气息,浓重的地域色彩都来自于民间,如《九歌》是在民间祭神乐歌的基础上修改加工而成,《招魂》沿用了民间招魂词的形式,诗体形式和结构方式都脱胎于巫歌。没有楚地的民歌、巫歌,也就不会有楚辞这种新诗体的诞生。秦亡之后楚歌流行一时,汉初项羽所作《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刘邦所作《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等,都是模仿楚歌的形式而作,在当时都是近乎口语的通俗歌曲。
到了汉代,五言诗开始在民间草创、流传,人们把《诗经》中四言句式扩展为五言句式,进一步丰富了诗歌的语言表现力。两汉文学中最有价值的是乐府诗中的民歌。乐府本是国家音乐管理机构,负有采编民歌民谣、配乐演唱的职能。后人将乐府机构配乐演唱的歌称名为汉乐府诗。汉乐府民歌和《诗经》是一脉相承的,《诗经》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汉乐府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深刻反映了两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当时劳动人民的生活愿望和要求。有的控诉了统治者穷兵黩武的政策,如《战城南》《十五从军征》;有的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以及表达了对真挚爱情的向往,如《孔雀东南飞》《上邪》《有所思》;有的对社会下层人民的不幸表示深切的同情,如《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等等。民歌及诗人创作的五言诗,其接近于音乐者发展而成为“乐府”。《晋书・乐志》说:“凡乐府古辞,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是也。”。
市民阶层的产生与壮大,是俗文学发展的重要原因。中国市民阶层的出现大致在唐代,俗文学在唐代大为发达,据考证,当时长安中外商人云集,于是出现了许多大小戏场用以表演百戏、说唱和歌舞。而唐代寺观中的“俗讲”,既讲佛道宗教故事,也讲世俗故事其实就是口头流传的“通俗文学”。唐代俗文学体裁丰富,如俗赋、变文、词文、话本、曲子词及讲唱经文等,都保存在敦煌遗书里。盛唐时的《游仙窟》中亦可见俗赋和民歌等俗文学的影响,它语言通俗,写法新奇,可以说是一种新体的俗文学作品。宗教宣传采取的俗文学形式、文人传奇小说描写社会世情、寺院庙会文艺和其他群众性文艺活动的出现,成为唐代俗文学发展的助推之力,并且为宋代以后以市民文学为主体的中国俗文学的繁荣做了必要的准备。
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类型,市井文化形成于宋。发达的工商业为市民的娱乐活动提供了经济基础。随着经济文化的繁荣,宋代开始出现都市文化的娱乐市场――瓦舍,其中的小唱、影戏、讲史、说浑话等说唱文学非常适合都市民众的艺术欣赏趣味,也能满足赏心悦目的娱乐需要,促进了俗文学的繁荣。说唱文学主要为平民大众服务,较多地反映了城市社会的生活和市民群众的思想意识,因此说唱文学是最典型的俗文学作品。在话本的基础上发展演化而成的白话通俗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代表了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明白地标示了通俗化的方向。明末冯梦龙编辑了短篇白话小说掀起了俗文学的一个高潮,“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冯梦龙大力鼓吹了通俗小说的教化作用,也充分估计了通俗小说的价值,他是一个最自觉、最热心的俗文学作家和学者、出版者。通俗化作为一种文学主张或流派,在文学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小说、曲艺、戏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宋代俗文学确立了以市民社群为主体,以瓦舍勾栏为中心的表演艺术作为俗文学的主要载体的中国俗文学的主要样式,但是宋代俗文学的繁荣还不是集大成式的繁荣。金元以降,作为“雅文学“形式的传统诗文趋于衰落,俗文学则有了飞跃的进步。特殊的政治社会制度造成文人地位的空前下落,一部分文人走向民间,走向市井,为俗文学的发展和壮大做出了卓越贡献。金元以来,种种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心理上的变迁使文学艺术的发展呈现新的变化,对俗文化的欣赏和消费渐成全社会的时尚,大量下层文人对戏剧曲艺创作的参与,说书脚本和唱本的刊刻流传,促进了曲艺的普及和提高。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是划时代的作品,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元曲创作的繁荣扭转了人们对俗文学的认识,并使之向俗中寓雅、雅俗共赏的理想美学境界不断努力。
清代的俗文学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如曲艺中的子弟书就有以雅化俗的倾向。由文人创作的通俗小说,产生了像《儒林外史》《红楼梦》这样的伟大著作,这恐怕已经不能以是不是俗文学来衡量它的价值了。1900年敦煌石窟出土了大量俗文学的写卷之后,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王国维撰写了《敦煌发现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发表于1920年的《东方杂志》,对古代俗文学的研究起了开山辟路的作用。1918年刘复等人提议向全国征集歌谣,也为俗文学的研究吹响了号角。1938年郑振铎所著《中国俗文学史》出版,明确地以俗文学来统称这类作品,对俗文学的发展和分类做了比较全面的论述,这是俗文学研究的奠基之作,从此俗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性的学科已逐步为文学研究者所认同。40年代,香港的《星岛日报》、上海的《中央日报》、北平的《华北日报》相继创办俗文学专刊,为俗文学研究开辟了园地,积累了资料,扩大了阵营。
二、新时期俗文学的现状
如前文所述,中国真正开始俗文学研究并将之设立为“俗文学”学科是在我国新文化运动时期,它肇始于清末我国甘肃敦煌莫高窟石室中唐代文物的重大发现,其中藏经室中所藏大量手抄写卷涉及唐代通俗小说、通俗诗歌、说唱文学、俗曲等,弥补了我国文学史研究的一大空白,1916年,日本的狩野直喜首次提出“中国俗文学”的概念。1929年,郑振铎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敦煌俗文学》一文,把敦煌所藏各种通俗文学作品统称为“俗文学”,并于1936年著写了《中国俗文学史》,这部著作成为俗文学史的开创之作。俗文学有着如此深厚的历史渊源,并且随着流变发展至今俗文学形成四大子系:通俗文学、民间文学、曲艺文学及现代化音像传媒中属于大众通俗文艺的部分。但是时下仍有人对俗文学缺乏正确的认识,认为俗文学的读者大都是文化素质低下的文盲。这种观念与当下文学读者构成情况极不相符。一方面今天的俗文学作品已呈现雅俗共赏之态,我们的俗文学读者群早已扩展到专家、学者。另一方面,一部分知名作家的作品也打开了俗文学的新局面。新时期之初,以王朔系列小说等通俗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掀起了一股热潮,迅速占据了市场,吸引了大量的读者;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中郭靖与黄蓉坚贞不渝的爱情感动了一代人;时下的网络文学更以傲人的姿态成为青年人的新宠。自文革结束至今,通俗文学以其语言的通俗性、内容的传奇性、审美功能的娱乐性满足了不同时期读者的阅读饥渴或物质渴望,它以诙谐的语言、离奇的情节、简单的结构、现实的物欲理想来吸引视线,让读者得到身心暂时放松、情绪暂时释放、欲望虚拟满足的消费快感,引领着读者进行安慰、愉悦、快感的轻松旅程,成为文学园林中一道不可忽视的亮丽风景。
需要谈到的是,虽然通俗文学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且整个文学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后有了“通俗化”的大趋势,但我们应该反对一种看法:即认为当代文学的整体素质出现了后退和滑坡,甚至有学者危言宣称,精英文学有被挤出历史舞台的可能,这完全是杞人忧天式的担忧。当然俗文学采用一些煽情的诱导的方法,以唤起读者心目中的潜在的阅读欲望,如作品中总离不开性或暴力这些具有刺激性的场面或情节使俗文学作品能与读者的审美距离处在了一个恰到好处的中间值,所以,通俗文学作品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呈现了勃勃生机的局面,大量的俗文学作品涌现,发行量大大超过雅文学作品。如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三毛、琼瑶的言情小说,汪国真的诗歌等,特别是王朔的“系列小说”几乎占据了整个文学销售市场。当代人通过现代意义的俗文学作品宣泄着积郁已久的政治压抑或生活苦闷,但俗文学永远不可替代精英文学的经济价值和文学价值,同时也不能取代精英文学的社会地位和文学地位。精英文学体现的是知识分子对社会、历史、现实的批判立场,有着对人类价值的终极关怀和人文追求,当今雅文学从“中心”被挤到“边缘”,是在特定条件下的过渡现象,经过调整它会找到自己的适当位置。真正的精英文化能超越时空而长久存在,这种文化任何社会都需要。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精神上的追求只会比过去更高,任何先进国家的精英文化都不会走向“边缘”。
三、俗文学的科学定位
文学源于民间,被鲁迅称为“杭育杭育”派的先民的“作品”是俗文学的源头。俗文学具有原创性并充满活力,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乏优秀的作家与作品,如被誉为四大经典名著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以及近代的《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等。但从总体上看,俗文学并未获得它应有的地位,文人学士往往轻视甚至蔑视通俗文学,在他们的眼里,俗文学的俗往往和庸俗、浅薄、无聊画等号。俗文学是难登大雅之堂的无聊文人高兴时的消遣、失意时的游戏,对俗文学极尽蔑视之态,从而开了长达半个世纪的雅俗对峙的局面。
实际上雅文学与俗文学是文学母体的不可或缺的两翼,文学在人类精神文明的传承中担负着重大的使命,这一使命是由雅文学和俗文学共同承担着的。雅文学高屋建瓴、高瞻远瞩地关注着世界风云变幻与时代的世事变迁,俗文学也在以平民的视角,通过描写芸芸众生的酸甜苦辣的生活折射出社会变幻的深层原因。从这一层面来看,那些把通俗文学视为消解进步文化的“垃圾”,毒害人们心灵的“鸦片”,是认识上的偏见,是完全错误的。文学作品的优劣,不能以雅与俗作为评判的标准。雅文学中有劣品,俗文学中不乏经典。一些优秀的俗文学作品带给读者的不只是消遣娱乐,趣味性、娱乐性不过是其外在的包装;其内核蕴涵着丰富的影响,它能让读者在获得阅读快感的同时,净化心灵,陶冶情操,开拓视野,透视社会。武侠小说,在看似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中,向人们灌输着做人的价值准则,它使读者深深地感悟到我们中华民族精神面貌阳刚、壮美的一面。言情小说也会在主人公卿卿我我、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中引领读者咀嚼爱情的甘苦,大胆地去追求幸福。
俗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学之树上,雅文学固然枝繁叶茂,而俗文学亦郁郁苍苍。俗文学以其敏锐的触角反映当下的社会变化,它像血液循环于大众的血脉之中,成为市民阶层的主要精神食粮。它以令人瞩目的姿态为文学园圃带来了勃勃生机,成为文学百花丛中璀璨夺目的明珠。
作者简介:陈艳秋,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现就读于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攻读硕士学位。
参考文献:
[1] 孔庆东.通俗小说的概念误区[J].涪陵师专学报,2001(3).
[2] 郑振铎.郑振铎说俗文学[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3]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4] 封秋昌.通俗文学的审美特征[N].人民日报,1988.1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