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突围 [突围的狂欢]
时间：2019-02-12 05:34:2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都市 女性 狂欢 摘要:在新感觉派文本中,都市文化特征影响了都市女性的价值观,洋场女性对自身身体欲望的肯定以及把男人作为物质替代的思维模式,体现了都市女性摆脱男性中心思维的自足品格,某种程度上彰显了都市女性对宗法制男主女附角色的冲破。另一方面,男性对都市摩登女郎的恐惧、甚至憎恨心理也从侧面体现出传统宗法制格局中男性至高无上的地位在都市已受到弱化,这一切俱显示出都市某种程度上与女性的亲和性。
在新感觉派文本中,上海都市和都市女性构成了海派文本的两大景观。与分散、单一、封闭、静止的农业文明相比,现代都市以其自身的多样性、开放性、多元性、丰富性为女性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生存空间。现代都市文化直接影响了都市人的价值观、生存观。都市女性的价值体系也随之发生转变。
一、都市女性颠覆的快乐
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中,男耕女织的性别社会分工带上了一主一附的意味。而现代都市文明的发展,使得女性从原始的简单的主要以体力来决定社会地位的农业社会中解脱出来,都市不同于乡村的时空环境,都市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和都市职业分化的细微,这些都使女性地位的提高成为可能,为女性意识的觉醒提供了契机。
在新的都市文明条件下,女性对自身的传统的女性审美意识以及传统给予女性的审美意识,都进行了重新的阐释和颠覆。都市为女性提供了种种出击的机会,在农业文明中被压抑被束缚的女性欲望在现代都市找到了释放的空间,都市涌现出一些心理与行为上叛逆的女性,她们无视传统性观念,充分享受男女社交自由。
在20世纪30年代的新感觉派文本中,都市女性的贞操观念已非常淡漠,性爱,不再似既往的神圣与圣洁,性爱也可以作为带来快感的消费品。刘呐鸥《游戏》里的都市女人,可以有各种暂时的男伴,习惯于“愉快地相爱,愉快地分别”。《风景》中的都市女郎与旅途相遇的陌生男子在乡间野合,翌日又各奔前程。抛开其他因素不谈,这种新型的两性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未必不是女性性觉醒的标志,女性也可以像男性一样拥有性爱自由。新感觉派文本中的都市女性不仅恣意张扬个人情欲,同时并操练出一套自如地“玩”情欲的生活方式。这些狐精似的鳗鱼般的都市摩登女郎扮演着诱惑者的角色,她们健康、性感、集合着时尚生活所赋予的一切优越性,高高在上,玩弄男子于股掌之间,她常常先引诱他,最后漫不经心地抛开他扬长而去。如刘呐鸥的《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中,都市摩登女郎游刃有余地周旋于两个男人之间,在勃路斯和华尔兹的音乐声中,摩登女郎离弃两个男人而去。同样的,穆时英的《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中,女主人公蓉子也是一名捕猎异性的高手,她像享用啤酒、朱古力糖、花生米那样享用那些被她“当作消遣品的男子”,而后又将他们“排泄”出去。并扬言:“我高兴爱他时就爱他,不高兴就不准他碰我”。女性在情欲活动中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男人成为这些现代都市摩登女郎空闲时间的填充物,成为她们的游戏品和消费对象。
新感觉派笔下的上海都市摩登女性“自由而大胆”的性爱体现了物质主义权威时代“消费过剩”状态下的上海都市特征:感官式欲望、消费性快感。在消费主义时代的上海都市中,性欲望,成为特殊类别的“商品”,它的意义,已经从“爱”中剥离,流变为某种纯粹的享乐性消费性的“商品”,近似于服装、首饰、化妆品等物化商品之于都市女性的消费快感功能。上海都市女郎,已经将消费快感的追求,延伸到非物化商品的性欲层面。
但从另一角度来看,新感觉派笔下的都市摩登女郎情欲的张扬虽然不曾负载“五四”时期的反封建意义,但是,她们消遣、玩弄男性的背后,无不隐含着都市女性冲破的欲望,她们打破了传统的“女为男用”(女人是使男人满足、快乐或幸福的工具,在两性关系中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的格局转变为“男为女用”。打破了传统文化中男性的权威地位,彰显了自己在社会中和男女两性关系中的地位。女性对自身性爱权利的肯定已清楚地表明这时的都市女性已不再是男性的欲望化对象,而是欲望主体,她们已有着强烈女性自主意识的存在。
在新感觉派文本中,都市女性价值体系的转变一方面体现在女性对主体性身体欲望的肯定,另一方面,在都市文化的消费观念与实利观念中,拥有金钱、物质才是一个人最有力量的标志,在以物质占有为价值杠杆的现代都市里,已与都市文化精神紧密融合的都市女性当然要率先占有物质。都市女性不再从宗法制层面上与男人确立隶属关系,而是以虚假的情爱和性爱游戏来获取男人的金钱,把男人作为她们获取物质的工具,如刘呐鸥的《热情之骨》中的都市女性公然这样宣称:“你说我太爱金钱的吗?但是在这一切抽象的东西,如正义、道德的价值都可以用金钱买的经济时代,你叫我不要拿贞操向自己所心许的人换点紧急要用的钱来吗?”穆时英《PIERROT》中,女主人公同时跟两个男人有肉体关系,以至于其中的一个男人悲哀地感叹:“欺骗着他为了他送她钱用,为了我也送她钱用,她也欺骗着我。”
都市文化的实利观念使都市女性意识到金钱物质才是最重要的,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都市,并未给多数都市女性提供与男性平等的就业机会,男人仍占有着绝大多数财富,女人要想获得物质钱财,只有以男人为跳板,利用男人来获得,这是上海特殊的商业文化给予都市女性的生存启悟。这种以男人为金钱物质替代的思维模式弱化了传统宗法制格局中男性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也体现了都市女性摆脱男性中心思维的自足品格,某种程度上彰显了都市女性对宗法制“男主女附”角色身份的冲破。
二、都市男性失势的悲音
在新感觉派文本中,都市摩登女性已成为工业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化身、表征和符号。如《风景》中,“看了那男孩式的断发和那欧化的痕迹显明的短裾的衣衫,谁也知道她是近代都市的所产。”《游戏》中这样描绘一个都市摩登女性,“这个理智的前额,和在它上面随风飘动的短发,这个瘦小而隆直的希腊式的鼻子,这一个圆形的嘴形和它上下若离若合的丰腻的嘴唇,这不是近代的产物是什么?”文本中多次提到的摩登女郎是近代都市所产彰显出女性与都市的同构,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女性已与都市文化精神融合在一起。她们烫着卷发,化着浓妆,穿着西洋服装,至少是西洋布料的旗袍。她们穿着高跟鞋,露出擦着粉的臂膀和大腿,花枝招展地出现在大街上、歌舞厅、跑马场等地方。她们摩登、时髦、新异,是异国情调的。“凝聚在她身上的性格象征着半殖民地都市的城市文化以及速度、商品文化、异域情调和色情的魅惑”{1}。但是,男主人公却依然保持着“过时的父系制的道德性”,“由此她在男性主人公身上激起的情感――极端令人迷糊又极端背叛性的”{2}。对此,王安忆曾这样解释:“更由于农业社会里,生产方式给予男人的优势,他们担任家长的角色,他们是社会正宗子孙的角色,使他们比女人更沉重、更难以脱卸地背负着历史、传统、道德的包袱,在进入城市这一违背自然的道路上,便有了比女人更难逾越的障碍。”{3}
意大利作家伊塔罗・卡尔维诺在小说《看不见的城市》中也曾这样形象地描述了男性对都市以及都市两性关系的一种状态:“很多民族的男人都有同样的梦,梦见自己看见一个女人在夜晚奔跑着穿过一个未知的城市大街,他们从后面看到她裸体、长发,他们追赶她,当他们追上她转过身的瞬间,她消失了,也找不见她。”{4}“未知的城市大街”暗示了男性对于城市的陌生和疏离。“他们追赶她,当他们追上她转过身的瞬间,她消失了,也找不见她”则预示了男人对于都市女性的强烈欲望以及无力把握她们的性别状态。的确,与传统女性相比,作为第一批现代都市产物的摩登女郎对男性而言,她们是陌生的、神秘的、富有诱惑性的。她们引起了男性洞察、占有的欲望。
如穆时英的《白金的女体塑像》中,男性医生在见到摩登都市女性患者的刹那间,就开始好奇地打量她,从身材到肤色,从表情到服饰,声音,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在男医生眼中,都市摩登女性患者“荔枝似的眼珠子诡秘地放射着淡淡的光辉,冷静地、没有感觉似的”,并且“她说话时有一种说梦话似的声音。远远的、朦胧的、淡漠的”。这一切使男性医生感到这位都市摩登女性患者是神秘莫测,令人难以洞悉把握的。而都市摩登女性患者“丰满的胸脯、脆弱的腰肢,纤细的手腕和脚踝”,“时尚的装扮”、“黑得发紫的眼皮、焦红色的嘴唇”则勾起这位男医生不可摆脱的身体欲望。
在他的女病人走之后,他还沉浸在对这位女病人身体的回味感叹之中:“白金的人体塑像!一个没有血色,没有人性的女体,异味呢。不能知道她的感情,不能知道她的生理构造,有着人的形态却没有人的性质和气味的一九三三年新的性欲对象啊!”男医生“异味呢”的感叹,体现了都市女性不同于传统女性的叛逆形象,“不能知道她的感情,不能知道她的生理构造”则意味着这位男性对都市女性的最终无法认知。“一九三三年新的性欲对象啊!”的感叹再一次显现了男性对都市摩登女性不可遏制的身体欲望。男性医生的打量与感叹非常明显地展现了他们处于对都市摩登女性的欲望渴求但又无能对她认知掌控的焦虑之中。
新感觉派文本中多次出现的20世纪30年代的男性茫然地打量着、猜测着都市女性。在“观看者”的男主人公眼里,这些女性在都市的环境中,她们“突然的”发出前所未有的“夺目的光芒”,她们神采奕奕地“来来往往”于都市之中。这同男性对都市的陌生、疏离形成鲜明的对比。在男性的感觉世界里,都市已使这些女性突然变得神秘未知,难以把握,不可控制而又充满诱惑。都市女性作为一个不可知的客体,冥冥之中诱惑着、控制着男人,他们日益感到自己的中心地位受到弱化,前所未有的重创让男性陷入恐惧之中。对都市女性的恶魔化想象,就深深暴露了男性的恐惧心理。
《夜叉》中的男主人公卞士明由一浑身白色的女人联想到那个“一世纪以来还未灭掉的”“美丽而恐怖的夜叉”。把女人和吸血鬼、妖精同化,彰显了都市摩登女郎在现代男子的内心形成的恐怖意象。面对着迥异于传统女性且魅力非凡的现代都市女性,男性不能自抑于都市女性的魅惑所引起的男性欲望的膨胀,但是他们又无法掌控捉摸不定的都市女性,这种男性的被动局面使一直以来在男女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的他们陷入焦虑、恐惧的困境之中。
在新感觉派文本中,狐狸精似的鳗鱼般的都市摩登女郎扮演着诱惑者的角色,她们引诱男人、控制男人、玩弄男人于股掌之间。女性的主体性在都市的肆意彰显使传统男权中心价值遭到前所未有的颠覆,这使一直以来作为强势群体的男性在感到恐惧的同时,潜意识深处滋生出对这批叛逆女性的怨毒之意,甚至做起了虐杀女性的强人之梦。
施蛰存的小说《石秀》就借古典小说《水浒传》的“憎女情结”演绎了一场20世纪30年代沪上洋场男人虐杀女性的白日梦,施蛰存虽然写的是古典小说中的历史人物,但是男主人公石秀、女主人公潘巧云的价值观、行为、心理都使我们看到的是现代都市的男女。女主人公潘巧云美丽、妖冶,作为杨雄的妻子,她对杨雄的义弟石秀百般勾引挑逗,又与和尚偷欢。潘巧云无视传统的贞节观念,自立于传统道德之外,她简直就是20世纪30年代现代都市摩登女郎的翻版。男主人公石秀面对着狂热的、纵欲的、富有诱惑性的专以捕食男人为能事的潘巧云,他感觉到是“一个使他眼睛觉着刺痛的活的美体底本身。是一个这样地充满着热力和欲望的一个可亲的精灵,是明知其含剧毒而又自甘于被她底色泽和醇郁所魅惑的一盏鸩酒”,并且“石秀好像在一刹那间觉得所有的美艳都是恐怖雪亮的钢刀,杀一个,血花四溅、寒光射眼,是美艳的,但同时也就得被称为恐怖”。石秀对潘巧云的感觉一方面透露出他对她的魅惑有着无法自拔的欲望和迷恋,另一方面,美丽、妖冶的潘巧云对石秀的主动出击和勾引,女性主体性的空前高扬使作为男性的石秀有一种对其无法把握的软弱无力感,从而有一种失去传统男权中心地位的恐惧心理。
在失落、挫败心境中的石秀去了勾栏,在对精神上处于弱势状态的风尘女子的玩弄发泄中,石秀满足了“男性中心”的心理期待,他压抑的精神得到了暂时的宣泄。在石秀与潘巧云的两性交锋中,深感挫败的石秀费尽心机展开报复,最后在杨雄怒杀不贞之妻的血腥之中,石秀压抑的心灵感到了强暴的快感。
施蛰存在《石秀》中,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都市上海的两性秩序,女性情欲的张扬和主动,男性的孱弱和被动。作为男性作家的施蛰存,或许也是不甘于男性的弱势状态,借《水浒传》的“憎女情结”和男主人公石秀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男性重新体验一下虐杀女性的快意,这也算是对现实生活中男性软弱无力的一种精神上的反抗和无奈的心理弥补吧。
作者简介:杨路宏,文学硕士,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1}{2} 转引李欧梵:《上海摩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第4页,175页。
{3} 王安忆:《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4} 转引陈晓兰:《大街和女人》,妇女研究论丛,2003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