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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元九书原文 [《与元九书》中的诗论探微]

    时间:2019-02-12 05:34:4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关键词:《与元九书》 诗论观 辨证 全面   摘 要:白居易《与元九书》中的诗论观,既强调了诗歌“言志”的方面,也不否认诗歌“缘情”的特点;既强调了诗歌的内容,也不忽视诗歌的形式。白居易的诗论观是辩证的,全面的。但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透过现象去认识本质,不为文字表面意义所惑,如此才能正确认识白居易的诗论观。
      
      白居易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但他在诗歌理论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白居易没有专门的诗歌理论著作,他的诗论观点散见于其诗文作品中。其中,《与元九书》是历来人们最为关注的一篇。《与元九书》本是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时写给元稹的一封酬答信,主要抒发了自己愤激之情,表达了对政道崩坏的不满,对诗道崩坏的痛心。由此,信中很自然地大量涉及到了白居易关于诗歌理论的观点。白的这些诗论观点是针对当时文坛上诗歌创作弊病而提出来的,为了纠正当时文坛不良风气,白居易不惜矫枉过正。比如,为了纠正过分“缘情”的文风,白氏特别强调了“言志”的重要性;为了纠正过于重视形式的文风,白氏特别强调了“内容”的重要性。了解这一点,我们就能透过白居易的愤激言辞,全面客观地理解他的诗论观。细加品味,我们不难发现,白居易《与元九书》中的诗论观,既强调诗歌是“言志”的,也不否认诗歌是“缘情”的;既重视诗歌的内容,也不轻视诗歌的形式。所以,白居易的诗歌理论观点实质上是全面的、辩证的。
      白居易的诗论既强调诗“言志”的重要性,又不否认诗“缘情”的特点。我国古代诗歌理论中主要有“诗言志”、“诗缘情”两种主张。“诗言志”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是传统的儒家诗论观;“诗缘情”重视诗歌的审美性,在魏晋时由陆机提出。到底是“诗言志”还是“诗缘情”?二者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它们是能够共存,还是不可同生?就这类问题,人们早有论述。如李泽厚就认为“诗缘情”和传统的“诗言志”的重要区别在于“情”与“道”之间的主次:“在‘诗言志’中,虽然也有‘情’的存在,但相对于儒家的‘道’来说,它只占有次要的、从属的意义;而在‘诗缘情’中,由于其所处的特殊的社会环境,礼义已成为虚伪的东西,个体对人生的依恋就被推上重要的位置。”{1}而且,陆机所说的“情”应是:“对人生的感慨、哀伤、爱怜、追求之情,同时也包括对自然美的欣赏之情,是一种属于审美的艺术之情,而不是儒家一般所说的那种纯道德的政治伦理之情。”{2}还有人认为:“诗言志”是志中含情,所含之情主要是指带有伦理道德的规范的情,是世情,且多为群体之情;“诗缘情”则是情中有志,其情主要是指物感之情,没有明确的理性规范,多为诗人的一己之情。{3}可见,“诗言志”和“诗缘情”是诗歌的两个不同方面,诗歌既应有“言志”的一面,要反映社会现实,有一定的社会功用;又要有“缘情”的一面,即诗歌审美性的特点。《与元九书》中特别强调的是“诗言志”,即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主张诗歌要符合“六义”的要求,要有“比兴”、“美刺”。同时,根据当时社会上“文道崩坏”的情况,白居易还大肆批评了六朝以来专写风花雪月、留恋光景的诗作。从表面上看他是反对这种表达诗人一己之情的“缘情”之作的。但事实上,白居易并没有否认诗歌“缘情”的特点。在白氏的内心深处,他知道诗歌既有“言志”特点,又要有“缘情”特点的。下面让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
      从表面上看,白居易《与元九书》中的诗论观只承认“诗言志”,即强调诗歌的社会功用,否定“诗缘情”,否定诗歌固有的审美特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诗言志”过分强调,二是对“诗缘情”的过分批评。首先我们看第一个方面,即白居易特别强调诗歌的“言志”特点。白氏认为文章创作的动机(也可以说成原因)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也就是要对社会现实有所反映。《与元九书》中他一再强调诗歌要有所“讽”、要符合“六义”,如此,诗歌就能“感人心”,其结果是“于是乎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垂拱而治”,“裨补时阙”,最终达到诗歌的社会功用。在他看来,唯有如此,才符合诗歌的标准。我们再看第二方面,即对“诗缘情”的批评。《与元九书》是如此的强调“讽”和“六义”,甚至到了将此作为评价诗歌优劣唯一标准的地步了。按照“六义”的标准,他甚至批评陶渊明“偏放于田园”;认为李白的诗作“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评价杜甫:“然搓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陶渊明、李杜可都是公认的大家,这种评论是需要胆量的!以至于很多人因此而对白居易的诗论进行了批评。就连郭绍虞先生对白居易的这些观点也有微词了:“当然他对于某些伟大的作家如屈原、陶潜、李白等的批评是不无偏激狭隘之处的。”{4}
      白居易真的要否定这些公认的大诗人吗?真的要完全否定诗歌“缘情”性、否定诗歌固有的审美特性吗?很多人是这样认为的,可是事实并非如此。白居易的本意并不是要否定这些大诗人、否定诗歌“缘情”的审美特性,《与元九书》中那些批评之语只不过是他的愤激之言辞而已。透过现象才能看到事物的本质。仔细分析一下,我们会发现白居易的诗论观并不仅仅是字面上所说的意思,他也不是要否定陶渊明、李杜等人,文字表面只是表达了白居易的愤激之情――对当时“文道崩溃”的愤激之情,而在其理性的内心世界中,白居易是很欣赏上述几人的。比如在《题浔阳楼》中他毫不掩饰自己对陶渊明的爱慕之情:“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远”;在李白墓前,他大赞李白的文学成就“曾有惊天动地文”;白居易对杜甫的赞美更不必多说。就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也掩饰不住自己对这些人的尊敬赞美之情,且看,他批评陶渊明“偏放于田园”的同时,也不忘加一句“以渊明之高古”;他批评李、杜,但又称李杜是“诗之豪者”,还说李白“才矣奇矣”,赞扬杜甫“贯串古今,缕格律,尽工尽善”……由此可见,在白居易内心深处,陶、李、杜等诗人的地位是很高的,白氏对他们并没有全盘批评之意;白氏对诗歌“缘情”特性也没全盘否定。文章字面上的意思只不过是他的愤激之言辞。
      那么,白居易为什么要搞这些愤激之词呢?这就要看一看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了。中唐时期,唐帝国早就没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盛世景象,社会矛盾尖锐,百姓生活困难,可谓民不聊生。面对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很多大臣没有忧国忧民,却是“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作为大臣的文人们,本该拿起手中的笔,借诗歌来反映社会现实,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可是,多数文人避实就虚,不真实地反映民生疾苦,却一味歌功颂德;不想法反映时弊挽救时局,却只顾独善其身、写一些反映个人享乐的“嘲风雪、弄花草”之类的文章。社会岌岌可危,但表面上还是一片歌舞升平,这就是当时的社会文化风气。对此,郭绍虞先生也有论述:“大历以后,唐代诗坛上有一部分专写风花雪月、流连光景的诗篇,有超脱人生、逃避现实的不良倾向。”{5}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如果人人都明哲保身、自顾享乐,不合时宜地写那些“缘情”作品,那么不久就会国将不国了。危急关头,是需要有人站出来承担时代所赋予的责任的,这时白居易来了。他要改变这些不合时宜的文风了。怎么改变?当我们要纠正的现象特别严重的时候,和风细雨的方式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很多时候,为了“矫枉”是有必要“过正”的!“缘情”类的诗歌自有其价值,但不能过多过滥,尤其是那个危机无处不在的社会,“言志”类的作品显得尤为重要了。而当时吟花弄月类的诗作太多了,其势力也太大了,所以白居易采取了“矫枉过正”的言辞,但白居易的真正目的绝不是要完全否定“缘情”类诗歌。白氏的诗论观,本质上是既强调“言志”又不否定“缘情”的。只有把白居易的言论放在那个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才能准确全面理解他的诗论观。
      在诗歌的内容和形式方面,白居易诗论本意也主张内容与形式并重。但这同样要我们透过现象去看本质,不能只看言语的字面意思。
      关于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虽然在不同的背景下人们可以强调其中的一方面,但二者的关系始终是辩证的,缺一不可。孔子曾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6}这里讲的就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强调内容和形式是相互联系、不可偏废任何一方面。虽然孔子在这里谈的是对“君子”的要求,但对诗歌同样适用。表面上看,白居易《与元九书》较多的强调了“六义”等内容方面的东西,似乎掩盖了形式的方面,但这同样是为了突出诗歌的社会功用而不得不采取的“矫枉过正”的方法。细读《与元九书》我们不难发现,白居易是很注重诗歌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如他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这里的“情”“义”等就是内容方面的要求,而“言”“声”就是形式方面的要求,由此可见白居易诗论是强调内容形式相统一的。再如他说:“音有韵,义有类。类协则言顺,言顺在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在感易交。”这里讲的也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即形式有助于内容的表现。由此可见,我们可以证明《与元九书》在诗论方面,既强调内容,但也不否定形式,诗歌的内容与形式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白居易《与元九书》中体现的诗论是辩证的,全面的。在诗歌的“言志”“缘情”方面,白居易既强调“言志”,也不否定“缘情”;在内容与形式方面,白居易认为诗歌的内容与形式是辩证统一的。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透过文字表面的现象去看其诗论的本质,这样才能客观全面地认识白居易的诗论观。这种态度才是读书治学的正确态度!
      作者简介:饶本刚,广州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余艳,硕士,南昌大学科技学院人文学科部讲师,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1}{2} 李泽厚,刘刚纪.中国美学史[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3}{4} 詹福瑞,侯贵满.“诗缘情”辨义[J].河北大学学报,1998.6.
      {5} 郭绍虞,王文生.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6} 程昌明(译注).论语[B].太原:书海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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