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散文的超然思想探析|最超然的思想,也没有无线的翅膀
时间：2019-02-12 05:42:4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超然 张中行 散文 禅境 摘 要：上个世纪90年代，张中行散文几乎成为学者散文的一个标志，他以朴拙冲淡的文笔，写出的是冷静超脱的学理，曾经在读书界掀起了一阵“张中行热”。本文试图挖掘他这种超然思想的成因及特点，在回视传统、禅境人生、志趣品味等方面作出某些探讨。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文坛出现了又一次散文热潮，在此期间，大批学者成为散文创作的主体，他们反思散文的沉寂，舍弃六十年代模式化写法，去探寻新的出路，像“燕园三老”（张中行、季羡林、金克木）、汪曾祺、余秋雨、史铁生等一大批学者纷纷从艺术人生、爱情婚恋、信仰理想等角度去体现各自文采与哲思、智慧与超然……张中行散文，更多体现出文化人的内涵与精神品格，他反观自我生命体验，认为“人生于世，受天命之谓性的制约，总难免要，或多或少，见世俗的‘可欲’而心不能静……所以不如放松。办法是跳到身外，视‘我’为一般人，一时冷眼看，如叔本华所说，不过都是苦朋友，不如意乃当然，也就可以一笑置之了吧？”笔者认为，这无论从意蕴还是题材，都是一种对我们传统文化中超然思想的回视与演变。
一、回视传统
季羡林在《负暄絮语•我眼中的张中行(代序)》中说：“中行先生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淡伯宁静，不慕荣利，淳朴无华，待人以诚。”说他是“超人”，此言还是中肯的。这“超人”显然不是无所不能的强者之意，而是“超然”之人，《老子》第二十六章“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即使在一片繁华辉煌的景象之下，都能泰然自若，不随同世俗，固守自我之本分，从而得大自在。在张中行的身上正是或多或少有着这种魏晋遗风，更有着安贫乐道，追求顺生，追求理性的人格境界。
中国的传统文人，或密或疏与释道有着某种关联，在思想、行为、言论等方面都有体现。战国庄子宣称要做“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古之真人，其状义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与乎其觚而不坚也，张乎其虚而不华也；邴邴乎其似喜也，崔乎其不得已也， 乎进我色也，与乎止我德也，广乎其似世也，熬乎其未可制也，连乎其似好闭也， 乎忘其言也。”庄子认为，只有做神游宇宙、忘我存在、无用无为、鄙夷功名的“至人”“神人”“真人”，才能达到“逍遥”之境；晋陶渊明著名的《五柳先生传》中云“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他甚至自喻“栖栖失群鸟”（《饮酒之四》），他在“东篱下”“南山”中，觅得了闲适淡远，并且乐此了余生；唐朝的王维，中年以后，亦官亦隐，“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终南别业》）尽显淡逸闲适、超然物外的心境，俞陛云评之“可悟处世事变之无穷，求学之义理亦无穷，此二句有一片化机之妙”；而宋苏轼则更是达到了超然之大境界，“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被贬黄州之际，萌发“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的超然于世思想，他在著名的《超然台记》中写道：“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 糟啜 ，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他背离湖光山色的钱塘，来到盗贼满野的密州，却能感“可观”“可乐”“可醉”“可饱”，这“四可”正是体现了他“无所往而不乐”“游于物之外”的人生境界。这四者虽处时代不同，际遇不同，但都有着某种超然隐逸思想。
张中行与他们有似有异。他的一生，既不像陶渊明的“先官后隐”，又不是王维的“亦官亦隐”，也不同于苏轼饱尝宦海沉浮后的“人间有味是清欢”（《浣溪沙》），更是和庄子对世俗社会、政治现实的彻底否定，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一生布衣，心境恬淡，直到85岁才分到一套普通的三居室，取名为“都市柴门”。他一生信奉：一不做官、二不发财，就是希望做点学问，看点书，写点书，安安稳稳地过超然恬淡的生活。正因为只有这点“理想”，所以他人格精神上，从来不想依傍谁，北大留给他“让人疑”的独立思辨的意识，罗素“反现代、尚理性”的精神在他身上折射，让他写自己想写的话，不是为创作而创作，不是为“主义”而创作。对于人生，他执著而又淡泊，信奉“贵生”而又崇尚“顺生”。他的这种超然，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对于现实社会历史的退避和否定，而是自觉地退守社会的边缘，以一个更冷峻的头脑去审视社会人生全景。
二、禅境人生
文学，书写的其实是“人生之学”。张中行一生经历了清末、民国、抗战、新中国四个时期，他在这个时代，如大多数人一样，人生随着历史的沉浮而起起落落。他曾经担任过小学教师、教育局教学部主任、北大助教、中学教师、出版总署编辑、基建工人、烧炉工、人民教育出版社特约编审等，人世沧桑、尘世百味，他历练而不世故，通透而不圆滑，在其迟暮之年，余韵袅袅，不自觉地将对人生的喟叹反应在他的著作当中。
他在《顺生论•后记》中写道，之所以用“顺生”二字为名，则是源于《礼记•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之语，名如其人，就连他原来的字“仲衡”，都去繁就简，撇掉“亻”去“鱼”，留下“中行”二字，晚年更是刻一闲章“中行无咎”，暗含他正道中行，顺应自然，不求卓越，但求无咎。这其实正是他一生淡泊名利，不作张扬，谦虚旷达的表现。
他对佛家禅宗颇有研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办过佛学研究杂志《世间解》《现代佛学》，90年代又出版了《禅外说禅》，对佛学典籍，他如数家珍，他在《禅外说禅》中写道：“禅是基于‘舍’之。舍，是因为认定人生是苦，想灭苦，就不能不视情欲为蛇蝎，世间为苦海……禅要求的是不动情的心境湛然。”但是人间诸相，要能真正抛开心智的迷障，看透名利的虚妄，达到“湛然”心境谈何容易，有人一辈子都无法领悟到的东西，但是张中行做到了，就连“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他在处理与杨沫的感情问题上，他都表现出超乎异常的冷静和淡然，一切随风而去，他还把婚姻分成四个等级“可意、可过、可忍和不可忍”，在这背后都有着“节制”理性的支撑。无怪乎启功说他：“先生喜玩砚台，也喜收些文人手迹，既不同于争奇斗富，也不同于沉溺搜罗。手里把玩一件东西，总是像可买可不买似的。东西被别人买走了，也不见他后悔，听说远处有件什么，也不见他上赶去看。……逐渐经过许多颠倒众生的‘运动’，而张先生总像一个神经迟钝的呆汉。”
他的这种禅意之境，在他的多种作品中多有体现，他对佛学的研究很有造诣，但他却不是一个狂热的宗教主义者。他曾经对“涅 ”和“解脱”有这番感悟：“其一，我只承认人生有苦，言外之意也有乐，有苦有乐。人生之道(至少是常人的)就成为，想办法求乐增苦减，而不是解脱。其二，我只承认涅 境界有主观的实在(也很难)而没有客观的实在，主观是一种心态，乍生乍灭，称为实相，可证而得之，就理说是难得圆通的。”可见，张中行承认人生有乐，现实社会并不是一个悲惨世界，而极乐世界则是一个虚幻的颂歌，我们需要的是面对现实走向世俗，走向融合。
他的世界观，是他在看似淡漠的日常生活中沉思千里，逐渐体会而来的。他在对人世的超然中获得心灵的解放，远离世俗社会的喧闹与争斗，但他又没有陷于宗教的迷狂，用理性的智慧去阐释宗教，他的《禅外说禅》取名“禅外”意即“门外人”，正是他游于物外，又观照人生的志趣写照。他把深奥的禅理玄道培植于现实的土壤上，又融入了近现代西方哲学思想，他对现实人生保持着一种旁观者的姿态，或进行自我反观，或联系于社会政治，“科学与宗教之间，政治力量应该尽量接近科学，疏远宗教。这贯彻与实行，就是多讲理，少讲信……一言以蔽之，不图长治久安则已，图，靠科学，讲理，总是比较稳妥的”。
如果说佛学源于印度，禅理则长于中国的土壤上。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主张“天人合一”，往往“推天道以明人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从而更注重现实性，“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义，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以说“近取诸身”尤为重要，“以类万物之情”，解决人与社会的关系，最终超拔个体生命，以至终达于圣境。受传统哲学观影响，相对于佛学“形而上”的苦行虚空，向往彼岸花开，张中行更注重“形而下”的现实人伦。张中行以他独特的思辨方式，处守静之姿，“动而无动，静而无静”，在日常生活中力践躬行。他的作品往往非颂非弃，充满着冷峻的哲思。他不止一次地认为“人生而有欲”（荀子），“有欲就不能不求，求而常不能得，于是有苦”，但是这苦如何“渡”，做法却各有不同。佛家认为“万法皆空”，把“欲”看作“恶”，所以要“灭欲”；道家则要求减损欲望，且顺应自然，甚至要以“坐忘”“丧我”的方式来摆脱“欲”的束缚；宋明理学则要“存天理，灭人欲”，“天理”高高在上，需要消除人的“私我”。对于这些，张中行认为“生而有欲，生与欲不可分，已受生而谈灭欲，这样想，也许应该称之为智，这样做，也许应该称之为毅；不过问题在于，实际上万难做到，至少绝大多数人是这样。”他认为，既然如此，那么可行的方法就要讲“节制”，在外，有法律、风俗、制度的制约，在内，则“个人的道德责任是节制，就是靠自己的知识和意志的力量，明辨什么是当然的，什么是不应该的，并且能够取其当然而舍其不应该”。
三、志趣品味
沉默了50年的张中行，淡泊超脱，80岁高龄时厚积薄发，著作汩汩而出。观其八九十年代的著作：“负暄三话”、《禅外说禅》、《顺生论》、《流年碎影》、《文言和白话》等，有人说张中行是杂家，他的思想贯穿儒释道，又深谙西方哲学，其创作又涉及哲学、语言学、辞章学等，很多人说他“大器晚成”，但显然这都不是一日之功。
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中，无论自觉与否，无论是否性格使然，他都是一位远离政治大气候的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存在着一大批这样的知识分子，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废名……虽然有人对他的这种超然志趣颇有异议，如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黄葛之争”，以及曾被《青春之歌》“余永泽”角色的一时搅扰。但和周作人最后的尴尬处境相比，他是幸运的，因为在他看来，苦雨斋最后“附逆”是犯了“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之错。然而从感情上周作人是张中行的老师，从审美上，他似乎更倾向于周作人的平实冲淡、废名的清远通脱，可见苦雨斋之流对他的思想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面对一个世纪的变幻人生，面对曾经发生的林林总总，他往往用相对的眼光去看待，在他的娓娓叙述中，贫富、顺逆种种都是相对而言的，因人生复杂性，所以由贫到富的途径、富的去处，也是如此复杂种种，“不当简单化，一刀切”人生只要有“道”，能“乐道”，当然这个“道”，不仅是人生之道，还包括“数理”“文艺”等精神文明，“如果能够寝馈其中，贫反而成为通往高层次生活的大道，也就可以见腰缠万贯之徒而不生艳羡之心了”。所以对待人生不同的境遇，他认为“情况各式各样，又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爱恶取舍也会各异，处理办法自然就难得一律”。所谓的“顺境”，一般人会“趋顺境”，但也有特例，如许由拒受尧之天下，因他“不视为顺境”，如谭嗣同变法失败，“遇逆境而不避”等，所以这趋“顺境”的行为要“不是非义的”，对待顺境要“谦逊加节制”，但“欲”无边，“物”有限，所以有人长叹“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对待逆境，消极一些，可以“阿Q精神胜利法”，积极一些，“还可以善自利用，有如使粪便之化为肥料”，“文穷而后工”，并举例如周亮工《书影》和罗素《哲学概论》都是狱中写成。而张中行对于人生目的的追问也耐人寻味：“自然演化中出现生命，何以会如此，目的是什么，难于知道”；“我们由自然接受‘生’，应该顺而受之”；“如果说人生有所谓目的，这目的是‘生’而不是‘乐’。”他肯定的是“生”之过程，活着才是更根本的东西，反对以“乐”作为唯一目标，“乐”只能是“生”的附属物，我们可以追求有生之年“多乐”，以求“心安理得”。
可以说，张中行的出现，是上世纪90年代文坛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其超然的人生哲学是其风景的底色，他坦诚、率真，而又有节制，他追寻一个安静而没有纷争的世界，在这份超然中，既传承了中国的文化，又有着理性思维的血液在缓缓流淌。他从容地走过，在世纪末的天空，落下一片绚烂的余晖。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胡晓文，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讲师，在职硕士，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文艺美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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