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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部长篇小说艺术问题例析]现代长篇小说的三大艺术高峰不包括

    时间:2019-02-12 05:44:3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摘 要:文章从作品的整体结构和作家的艺术取向两个方面,对五部新长篇小说的创作问题进行了一次集中分析,认为问题出现的原因,在于作家整体感的缺失和审美庸常化追求。   关键词:艺术问题 臃蔓 割裂 庸常化
      批评,是读者精神与作品等文学现象相遇后,撞出火花的一种表现方式,其间,灵光闪烁,意识自由游走,外显为多种形式。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现在的批评文章,实际已被一种模式所垄断,文学批评被绑在学术的科学主义战车上,一步步“板结化”,这不是正常的文学现象。下面的做法或许还有不尽如人意处,但可以提供一种可能与启发。
      一、变异的组织细胞
      长篇小说,无论先锋,抑或传统,结构上应自成一体,自成一逻辑,此所谓整体感,譬如建房子。不顾整体要求,过度叙述,便会有变异组织出现,刘震云先生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存在这种情况。
      1.单线索与长枝蔓。刘震云先生的《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单线索小说,在第一章,杨百顺人生历程是唯一线索,然而,作者竟在“杨百顺”这条线上分出了好多可有可无的长大枝蔓,小说由此变得散漫。比如,开始部分的铁匠老李的故事,看似面面俱到,处处交代,够扎实了,但这部分除了略略有点“引子”作用,与主干毫无关系,纯粹多余,完全可以删除。还有如关于延津县长的故事,小说按照时间循序,讲三个县长的故事,但跟杨百顺真正有关系的,就一个喜欢种菜和听戏的县长老史,其他老胡、小韩,故事虽多,所占篇幅也够长,却都属“游离”部分,没什么保留价值。再如,第一章共十四节,前八节多采用相似叙述方式:起笔一句“杨百顺十一岁那年”,“杨百顺十到十五岁”,或者“杨百顺的弟弟”,“杨百顺的哥哥”,然后撇开杨百顺,集中讲别人的故事。直到看完第九节才意识到这是在写杨百顺,而之前一直以为这是部多线索作品。这些无疑与内容太过枝蔓有关。
      2.语言臃赘。文学语言尚精炼,然而《一句顶一万句》第一章漂浮了很多可有可无的“赘语”,最典型的,是对“不是……而是……”结构的“无效”使用,这一结构本来用在“选择性”的语境中,如果非“选择性语境”,最好不要用,否则至少“不是……”部分会变成废话。试举一例分析:
      李金龙变卦不是对秦家有什么意见,而是年前和一帮狐朋狗友吃酒,划拳斗酒时,因为一杯酒的喝法,与新学时一位同学魏俊仁翻了脸。……
      大致内容:经媒人介绍,李金龙与秦曼卿有婚约,但不久李金龙反悔,原因是,他听人说,秦曼卿只有一只耳朵。作者只要把与原因有关的情况讲出来即可,没必要扯上句“不是对秦家有什么意见”,因为这里根本不存在“选择性语境”――两家关系本来挺好,后来因婚姻问题才变坏的,所以那句“不是……”纯属废话。例子很多,限于篇幅,此从略。刘震云先生喜欢拿鲁迅的“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为例说事,以为文学便是“废话连篇”,岂不知即使“废话”也得看场合,也得用对地方,否则便不仅仅是“无意义”的问题了。
      长篇巨制多一句可有可无的“赘语”,问题看似很小,或可忽略不计,但如处理不好,极有可能变为大的结构缺陷。如第九节第一句话:
      杨百顺七十岁的时候想起来,他十九岁那年认识延津天主教牧师老詹,是件大事。……
      这里,作者凭空加句“杨百顺七十岁的时候想起来”,后便丢到一边不再理会。殊不知这句话不仅是一种起笔方式,更具有结构作用――“引语”,且这“引语”是双重的,它既要引出“杨百顺十九岁那年”事,也要引出“杨百顺七十岁”事。作者随手扯出,又抛于脑后,非但使这句话多余,更会令作品产生结构性缺陷:杨百顺认识牧师老詹对其以后人生影响非常大,如此重要人物,他为何七十岁才想起?七十岁前后发生了什么事?之前为什么想不起来?读者似被放了鸽子!
      二、“传声筒”与“半截人”
      对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主要任务的作品来说,对形象的要求多以自然丰满为上:自然者,与环境融为一体,浑然天成;丰满者,生命历程清晰,人物塑造有血有肉;在主要人物的塑造上,不排除采用所谓鹤立鸡群的方法,但一定要把握好度,一定要与环境,和人物的思想性格特征相恰切。然而,在贾平凹先生的《古炉》,和迟子建先生的《白雪乌鸦》中,两个重要人物形象塑造得不是很令人满意。
      1.油水分离现象。《古炉》中的“善人”是一个与环境极不协调的形象,一个被硬塞入环境的“传声筒”式人物。先介绍下环境和人物特点:环境。善人活动之处名古炉村,其特征:一是愚,村中,除了代表政府行事的人,其他都是文盲,这些人大道理不懂,又盲目跟风,喊着意识形态口号,还经常处于半饥饿状态;整天折腾些琐事,并喜欢传话;二是贫,村民似乎经常处于半饥饿状态,有人甚至捞茅坑里的死猪仔吃;三是严,村子对话语的控制非常严,不允许有与意识形态相异的话语形态出现,比如狗尿苔,属于出身最为低贱之辈,而他的一举一动都处在被监视、控制和警告之中,连一句轻微过头的话都不能说;四是通,村支书对村子几乎了如指掌,村中草木似都逃不过其法眼。身份上,“善人”是一个被强迫还俗的和尚,他医术高明,是村子里的义务赤脚医生;他知识渊博,道法高深,善良,罗嗦,最喜欢做的,便是不顾场合地,经常性地对人喋喋不休,讲的都是释迦道法,五行轮回,“牛鬼蛇神”之大道理,试举一例:
      善人说:……是五行乱啦。……这世界有五行,国家有五行……工人居木位……官居火位……农居于土位。学居金位……商居水位……
      这是文革刚开始,善人说给另一造反头子天布媳妇听的。当村妇赞他拽文功夫时,他还颇为得意又不无遗憾地说:“算是给你上课,可给井蛙说不清日月”,还进一步补充说,“我只是急呢”。一个“被还俗”的高僧,竟比“范仲淹”还“忧患”,还“心急火燎”,可见其之“异”。
      二者为何不协调?一、有悖常理的自由。试想,在古炉村这个意识形态控制很严的地方,一个属于“牛鬼蛇神”之列,连和尚都不让当的人,怎么可能被允许到处散布“神鬼邪说”,这“和尚”的“自由”也着实够多,难道作者在“撇开环境”讲述?二、“弹琴”与“对牛”的悖谬!在一个所谓的“愚人”村,善人虽有“讲道”之才,却定无用武之地,试想,一个人总喜欢在“刀剑环伺”下“对牛弹琴”,其背后隐藏的境界、气度和权力,大概只有天仙、皇帝与绝顶高手具备?却实在与环境相去甚远了。三、“高僧”夸张做法不合理。善人“传功”,方法唠叨,话语抽象,个性自由,且漠视意识形态,给人的印象是“疯狂”和“滑稽”,如鲁迅笔下的“狂人”,但“善人”不是“狂人”,他早已勘破世情,心如古井,又怎会如此疯癫?总之,这是一个很突兀的人物,从典型论角度看,这是一个不能与典型环境很好融合的人物形象,如一滴在水中飘来飘去的油,一个代表作家传话的“特权”形象,一个“传声筒”。
      2.半截子人。笔者把迟子建《白雪乌鸦》中的于晴秀称为半截子人,因为这个人物的行为和经历给人一种很重的断裂感,不完满感,做作感。从整体上看,迟子建想要把这个人物塑造成一位善良,又带有双重人格特征的形象:鼠疫发生,她不顾生命危险,主动担负起照顾病人的责任。她不喝酒时,是一个做面点的黄脸婆,喝酒后则变成一个多愁善感、烂漫亮丽,诗画俱佳的文人骚客,一次,她在道台府喝多了,结果:
      见着马厩的马就亲吻马,见着提水的杂役就亲吻杂役。……于晴秀乘着酒兴,将“花谢径下风犹绿,树欲飞天披云裳”,留在纸上,乘兴而去。于驷兴望着那端庄秀丽的蝇头小楷,简直不相信这字和楹联的意境,出自一个厨娘之手。
      不仅小说里的“于驷兴”不相信,就连笔者也如在梦中,因为太不合情理。从于晴秀酒后的表现看,这个厨房杂役,显然从小受过非常好的教育,换句话说,她应是一个很有家庭和文化背景的人物,她所在的社会环境却又暗示,她根本不可能是这种人:一是她的婆家不像是她这种人能嫁的地方。她公公周济因杀人,从山西逃到傅家甸这个穷人聚居之所开起面馆,他婆婆则给人算命,如此家庭,竟能冒出一个“大观园”中人,实在令人诧异。二是对于晴秀的出场,作者的交代异常简单,在重点介绍完周济和他妻子之后,以短短几句跳过于晴秀的故事:“周继祖和老婆于晴秀,将父亲交与的店面,做了点心铺子,经营甚好。”之后专门讲于晴秀的儿子,于晴秀的前半生事迹便被悬置了,这个没有前半截生命的人物,在一场罕见的鼠疫中,竟突变成“薛宝钗”,也够诡谲了。三是于晴秀对儿子的教育态度,与其文化水平相矛盾。一般来说,在清末,一个文人墨客,不可能允许他的孩子不先去识文断字,便从事“不体面”行当的。于晴秀似乎不同,其子七岁,就被她送去学唱戏,这实在不是一个文人母亲的正常决定,就连岳飞母亲都懂得刺字,“薛宝钗”难道是个当代的“商业派”,或者是下凡到周家的“七仙女”(善于摇身一变),而不是清末一家饼店的老板娘?于晴秀这个人物,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她的那些颇具代表性的行为,都与其身份有着巨大的错位,而这,都是作者对人物生命历程,身份特征交代不清、认识不明惹的祸,从而塑造了一个非常典型的脑袋与躯干各自作战的形象。
      三、水性创作
      有一种艺术认知境界,叫“抵抗”,如抵抗绝望,抵抗现实,抵抗庸俗,抵抗常态化等,放弃抵抗,便是流俗,随水而流,道家风范,心态很好,但就创作而言,不一定有利。一些名家给人感觉正在失去抵抗的锐性,流于庸常。
      1.走向常态的精神
      一直以来,残雪先生的创作都以对思想的追问、怀疑与钻牛角尖式的拷问和表现见长,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艺术“抵抗”品质,然而这种品质正在退化,问题集中体现在其近作《最后的情人》中。
      这部长篇的“思想性”在于,它“看穿”了人生,认为人生即承认常态,并乐于常态,可这也恰恰是这部作品的问题所在,它以看透的方式,暗示了作家对随波逐流,平庸惯常和人云亦云的生存状态的认可。小说形象化地展现了一次精神探险过程:认识主体不满意于越来越常态化的现实,试图以新的方式走出机械和平庸。而当新的方式也成为常态时,他们选择了以旅游的方式朝圣。朝圣过程中,他们发现了很多“真理”:黑与白的同体共生现象,彼岸世界的虚妄性,所谓精神之塔的顶端,虽然是认识的顶点,但这极处意味着无、死亡和回归现实。结局为,认识主体停止了向塔顶的攀登行动,返回地面,回到生活常态,幸福地“活着”。
      认识主体“取到真经”后的抉择给人以强烈的震撼:首先,“攀塔”既然毫无意义,又何必汲汲以求,在地上爬行,远比攀天梯舒适;其次,既然任何事物都是现实的,那待在当下最恰当,至于彼岸,不过是一场大梦,根本无须理会;二者相合,则为庸常,说不好听点叫“猪样生存”。一般情况下,承认现实性,并对现实采取合作的态度,是世人的一种基本生存态度,是人面对现实时候的一种自我和谐的应对方式,是幸福感的一种“精神之源”,此无可厚非,却不应是一个优秀作家的创作态度。不敢想象,一个观念变庸常的作家,还能走多远?
      2.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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