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醒的现实主义”_清醒现实主义

时间：2019-02-12 05:49:15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读瞿秋白的两部旅俄通讯　　　　在我国，最早记叙十月革命后苏联初期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作品是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一九五五年六月在纪念秋白壮烈牺牲二十周年的时候，茅盾同志曾用“清醒的现实主义”一词评价这两部作品，指出它们怎样教育了当时那些幻想“革命”一下子就能造出一个“极乐世界”的“太幼稚太天真的人”。今天，我们整个民族正在为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这种“清醒的现实主义”，对于我们观察问题、分析问题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是一九二○到一九二三年间秋白作为北京《晨报》记者常驻莫斯科时的通讯集。当时的苏俄，经过四年帝国主义战争、三年国内战争和国外武装干涉，面临着极大的困难。怎样对待这些困难是青年瞿秋白遇到的第一个严峻的问题。在那时的苏俄，很有过那样一些青年，他们曾经狂热地欢呼革命，但一旦革命成功，他们又不能正视革命过程中必不可免的“污秽和血”。鲁迅先生在自己的杂文中多次提到的叶遂宁(叶赛宁)就是有名的一个。叶是苏俄一位很有才气的诗人，十四岁开始写诗，出版了好几部诗集。十月革命时才二十二岁，高呼“万岁，天上和地上的革命！”“我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了！”但不久即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消沉颓丧，最后自杀身死。在中国，张国焘也曾算得是一位风云一时的人物。那时张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主任，代表党参加一九二一年的远东代表大会，比瞿秋白稍后一点到达莫斯科。但后来他背叛了革命，成为共产主义的敌人。据他自己回忆，他的“共产主义信仰”的动摇就正是在莫斯科的短短四个月内开始的。目睹苏俄现状，他怀疑“落后的俄国，如何能建成社会主义”，怀疑正在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将把俄国引向何方，甚至把苏俄的“军事共产主义”和“中国土匪的打家劫舍”混为一谈。
　　和那些空怀壮志、稍遇挫折即精神幻灭的可怜虫相反，翟秋白走着另外一条路。如果说，入俄以前的秋白还只是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那么，入俄以后的秋白就已经迅速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了。翻开《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一个对未来充满信心但又冷静地思考着和分析着眼前一切的革命者的形象便跃然纸上。作品以清新的笔调，介绍了十月革命后“俄罗斯红光烛天，赤潮澎湃”的革命景象，描写了谢美诺夫工厂的精神奋发的工人(《什么！》)，克莱摩(克里姆林)宫国际大会和第三电力工厂工人集会上“沉着果断”的列宁(《列宁》、《赤色十月》)。这些描写热情洋溢，但又朴实无华，深藏着伟大的力量，决无半点矫饰。同时，作品又以凝重的笔触，毫不掩藏地告诉我们革命的困难，描述了连年战祸所造成的严酷的现实：失业、饥荒、生活枯寂，直至苏维埃政权中的“官僚问题”。但所有这些“暴露”，都不是引导我们逃避革命，而是告诫我们要勇敢地正视人生。它使人清醒，而不是让人迷惘。字里行间，处处都能让人听到“万重山谷外‘新曲’之先声”，“令人振发，说：黎明来临，黎明来临”！
　　严酷的现实使一些人从迷乱中颓唐，却使另一些人从思索中奋起。秋白同志正是在这种严酷的现实中学习马列主义，改造世界观，坚定了社会主义的方向。他对苏俄现实的介绍告诉我们：革命是伟大的，但不可能使旧世界一下子变成“天堂”，必须经过艰难奋斗。革命者要有革命的理想，但必须去掉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这种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来自于作者思想上渐趋成熟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这种“唯实的、历史的唯物论”在两部通讯中凝成了许多抒情诗式的篇章。在那里，秋白写道：“社会心灵的精采”，无不包含在“粗象的经济生活”中，俄国革命决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化学家”依着某种公式在“苏维埃的玻璃管里”颠之倒之试验两下而显出的“社会主义的化合物”。它是“社会心理”(实际生活“心”的一方面)和“经济生活”(实际生活“物”的一方面)和合而成的，“有实际内力作他的基础”。革命后的新俄是“冬尽的新芽”，尽管“春意还隐于万重的凝雾”，必将长成“鲜丽清新的花朵”。旧世界的“电火奇花”虽然“还勉留几朝的光艳，但“几分几秒后，不怕你不立成‘爝火’的微光”。
　　秋白不仅赞美俄国革命的“晓霞”，而且满怀希望地预示中国的未来：“明年后年，曙日初晨之远东――那不都有‘晓霞’么？”
　　秋白清醒地看到，革命的“红花”是“染着战血”的。因此，“红”的色彩，也难免使一些人“烦恼”。但秋白坚定地指出，“红”的色彩，“比黑暗的‘黑’多少总含些生意”。而且“光明的究竟”也“决不是纯粹红光，他必定会渐渐的转过来”。十月革命后，国际反动派视苏俄为“洪水猛兽”，着意渲染苏俄没有吃没有穿，是“冰天雪窖饥寒交迫的去处”，秋白却决计到这样的“饿乡”去。因为它“始终是世界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是“红艳艳光明鲜丽的所在”。而黑暗的旧中国，尽管“甘食美衣”，却总归是“阴沉沉、黑黝黝，腥秽污湿”的“黑甜乡”。
　　秋白的清醒的现实主义，也表现在对自己思想的严格解剖上。《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既是俄国革命的“史诗”，又是作者“心弦上乐谱的记录”。秋白出身于一个破产的“士的阶级”的家庭，母亲的自杀又使他从封建的小家庭走进了封建的大家族。在“孔教的假面具”下，人与人之间“嫉恨怨悱诅咒毒害”的现实，使他思想上产生“无量无数的‘？’”，带着这些疑问，他曾企图在所谓“东方文化”中求安身立命之道。但五四狂潮“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他第一次与社会生活接触，终于发生强烈的“内的要求”，决然到俄国去，“求一个中国问题的相当解决，略尽一分引导中国新生路的责任”。秋白关于自己思想发展过程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那个时代一部分先进青年所走过的路。他们的爱国心、正义感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他们崇尚光明，在社会实践和不断的自我批判中探求真理的不屈不挠的精神，足以奉为我们这一代青年的楷模。
　　秋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又是一个饱经忧患的文人。知识分子的“多愁善感”在他身上也表现得比较突出。“外界偶然又有感触，即使一片云彩、几朵落花，也能触动我的心神”。但有的论者把这一点简单地斥之为小资产阶级的消沉情绪，我以为是失之公允的。问题不在于“多愁善感”本身，而在于怎样对待这种“多愁善感”。如果说，“多愁善感”在一般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常常表现为缠绵悱恻不能自拔，甚至表现为一种病态的欣赏，那么，在秋白身上，它却更多地表现为对自己的清醒的内省，对自己思想的严格的自我批判。早年生活的坎坷使秋白在回忆过去时常常带着些淡淡的哀愁，远离故国亲人也常使他产生“劳燕分飞”的感慨。对待这种“过去的留恋”，秋白的认识是清醒的。他毫不惋惜作为“士的阶级”的“旧家庭”的破灭，而是由衷地盼望“总有那么一天，所有的‘士’无产阶级化了，那时我们做我们所能做的”(《家书》)。在秋白的回忆里，“慈母的扶育怜爱”以及“江南风物、清山秀水”占有相当的地位。应当说，这种由血缘、家族等各种关系所形成的亲子之情、乡土之恋，革命者并不是绝对地排斥的。鲁迅先生写过一首诗《答客诮》，起首的两句不就是“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吗？问题是要摆正它们的位置。在这一点上，秋白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警惕自己身上的“文人”习气，认为“过去的留恋”与“将来”毫无关系，决不应“在心灵里占一不上不下的位置”。在《智识劳动》一节里，秋白记述了自己一次在华侨工人家里作客的情景。同桌的都是工人，谈吐十分爽快，秋白深受感动：“他们――非智力劳动者――即使有困难苦痛，大概永没有我这一种‘烦闷’呵”。《中国之‘多余的人’》一节，秋白又批判了那种自视高人一等的思想：“自己也曾以为不是寻常人，回头看一看，又有什么特异。可笑可笑，应该同于庸众”。在这一节里，秋白还分析自己身上“浪漫派的情性”和“现实派的内力”之间的矛盾，认识到“无谓的浪漫，抽象的现实，陷我于深渊”，从而肯定“总应当脚踏实地、好好的去实练明察，必须看着现实的生活，做一件事是一件事”。秋白的一生，正是这种在实践中清醒地认识自己，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一生。也许，秋白终其一生也没有完全摆脱尽“文人”习气，但他使自己的思想、情感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并有利于人民的途径的努力，却是始终不渝的。一九二二年二月秋白在莫斯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不管处在顺境还是逆境，都坚持着为党做了大量工作，直到一九三五年在福建长汀壮烈牺牲。这使我想起了秋白赴俄途中致友人节里的一段话：“流血的惨剧，歌舞的盛会，我们都将含笑雍容的去参预”。秋白无愧于自己的诺言。
　　
　　(《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载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瞿秋白文集》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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