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和非理性的】 理性与非理性
时间：2019-02-14 05:45:3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Wallas，也译作华莱士)是英国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费边社的主要政治理论家。沃氏一生在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同时进行了广泛的学术研究，著作甚丰。除了本文要谈的《政治中的人性》外，还包括《费边论丛》、《伟大的社会》、《我们社会的遗产》、《思维的艺术》等。《政治中的人性》是沃氏不满于当时的政治学研究状况，特别是不满于当时资本主义民主制的运行状况而作的。
从柏拉图到十八、十九世纪的大多数政治思想家在进行政治思维时，总是从“人是理性的”这一假设出发，他们所建筑的政治理论自然也是以这一假设为基础的。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心理学的迅速发展，一些政治思想家开始用新视角来审视政治、研究政治。沃氏便是屈指可数的几位先驱者之一。他力图把心理学研究的成果应用于政治，突破传统政治学的僵化状态。他的研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沃氏以其占有的极其丰富的实证材料以其犀利的笔调揭露了西方民主政治的种种弊端。这在本世纪初当大多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把民主奉为福音教义的时候是难能可贵的。沃氏认为，传统的基于“人是理性的”这一假设之上的民主理论是不科学的。传统政治思想家从这种唯理智论的假设出发往往对人们的政治行为寄予假性的期待，从而构造了一些非现实的民主理论。沃氏对这种状况感到非常忧虑，觉得有必要从新角度来阐释西方民主。
沃氏不满于当时民主的运行状况。他看到，虽然在欧美国家，代议制民主被普遍地接受为最好的政府形式，但是人们对代议制民主的实际运行深感失望。美国尽管有很悠久的民主经验，特别是有很稳定的宪法，但没有一个美国人对选举机制感到满意。在英国更是如此。发达国家的城市、财富和能源为其余的国家所渴求，但正是在这些先进国家，选举弊端层出不穷，行贿之风盛行，“高雅”的腐化不断蔓延。资产阶级的各个政党不断地使用各种新的手腕来参与竞选，以获致胜利。人们一般认为，只要不出现导致财富和工业权力的掌握者充分利用他们的机会的问题，普选可以顺利地进行。实际上，沃氏指出，“在任何现代国家中，如果富人认为为了垄断关税，控制商业，反对没收税款，值得把其收入的三分之一投置于政治，那么不论发明怎样的反腐败行径的法案都无济于阻止政治的腐败”。(同上)又如政党及其政治家为了竞选的胜利，在竞选初高谈民主原则，纷纷许诺把选举权推及妇女，但一俟选举结束，“大多数曾发誓过的人似乎都在竭力避免履行妇女选举权的诺言”。为古典政治思想家所追求的代议民主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弊端，这应是政治学研究的课题。但现在的政治学研究却对之漠然处之。
出现这种状况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现代的政治研究者忽视了对人性的研究。传统政治思想家所进行的研究的唯一形式乃是力图把政治和人性联系起来，而今天这种形式正在消失。过去的思想家，从柏拉图到边沁和密尔都提出了自己的人性观，并把这种人性观作为政治沉思的基础。但在现代政治科学中，没有人再这样做了。然而，自从达尔文的人类进化学说发现以来，心理学家对人性的研究已经有了大发展。这极大地影响了教育学和法学，但对政治学并未产生任何影响。沃氏认为，这种把政治和人性研究割裂开来的趋向只会是思想史上一个短暂的阶段。只要政治研究者意识到研究人从来就是和道德科学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把政治研究和人性联结起来，那么改变目前政治科学的状况是有可能的。
沃氏虽然主张政治思维必须和人性结合起来，即是说认为有效的政治思维是基于对人性的思考之上的，但他反对那种抽象的人性，即传统思想家的唯理智论或理性主义的人性观。“不管是谁，只要想把自己的政治思想基于对人性作用的重新检讨之上，他就必须努力地克服他自己夸大人类理性的倾向。”(第3页)唯理智论的主要内容是，“假设每个人的行动是理智活动过程的产物，人们首先考虑他期望达到的目的，然后计算能够达到这些目的的手段”。(同上)例如英国功利主义政治思想家把自己的政治理论建筑在抽象的人性论之上，认为一个人永远根据自我利益而行动；从一个人的一系列行动中可以推知出他所认为的他的利益是什么。沃氏形象地指出了这种抽象的人性的谬误。“实际上，如果我们用电影摄影机和留声机把一个人在平凡的一天里的行动及言谈拍摄和录制下来，而他自己不知道有这件事，那么如果第二天把这一切重新在他面前播放出来，他就会惊奇地发现，几乎没有行动和言谈是对获致目的的手段谨慎研究的结果。当然他也会看到，他的许多行为是半意识地重复的。原先这些行为是有意识的，后来习惯地做这样的行为，现在只是由于习惯的影响才重复这些行为的。但是即使排除所有习惯性行为，他也仍会发现，只有绝少部分行为能够被解释为理智计算的直接结果。如果把他那些导致行动的冲动和情感也录制下来，那么可以发现，情况和那些已导致他的行动的冲动和情感是一样的。”(第5页)换言之，政治行为并非都是理性思考的结果，它往往是政治驱动力和本能的产物。在政治领域，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个人情感、恐惧、嘲笑和财产欲，就可昭示这一点。例如情感具有非常强烈的先理性或非理性的特征。它对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被用来影响选举活动。沃氏观察到，“选举的策略基本上由各种人为的发明所组成，通过这些人为的发明，可以激起个人的直接感情。候选人被建议不断‘露面亮相’，分发奖品，在群众集会的最后讲几句简短的话――在所有这些情境中，虽然他几乎没有机会形成体现自己长处的合理意见，但提供了许多机会，有助于激起那些出席者的纯粹的本能情爱”。(第10页)一旦当选民的情感被激发起来，选民的行为不再具有理性特征，他投票支持候选人仅仅因为候选人激起了他的情感。
人的冲动、思想和行为是人性与他生于其中的环境之间的关系的产物，所以政治环境即政治实体是极其重要的。政治实体刺激人的冲动、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是一个过程。政治实体首先必须通过人的感觉传达给人。但因为人生活在一个无穷尽的感性知觉流中，拥有无数视觉、听觉和触觉，只有那些他认识到对他具有重要性的行为或思想才能刺激它们。所以任何事物如果要刺激人趋向于冲动或行动，它们必须是可以认识的，或类似于某种已认识的东西。如果由各种事物组成的世界不断地、任意地变更它们的外观，如果任何事物本身或与其它任何东西的相同之处转瞬即逝，那么个人不会被刺激而产生某种冲动或采取某一行动。如果政治家把握了这一过程，他可以制造人为的政治环境或实体使自己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例如，在政治发展过程中，一些重要的政治实体诸如正义、自由、权利等，始终在产生重大影响。尽管产生这些政治实体的环境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或者说已经不存在，但这些政治实体已经被抽象，上升为政治原则，或政治符号，成为人们衡量政治实践的意识的一部分。一旦当政治家在政治实践中使用这些政治实体，总能激发起人们的想像或联想，从而产生某种冲动或行动。
沃氏着重探讨了政党这一现代政治实体。他认为，在现代民族国家，随着代议制政府的不断出现，政党已成为最有效的政治实体。政党的发展有可能使政治制度的形式适合于人性的实际情况。因为“在一个现代国家，选民可能有一千万或更多。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像候选人那样出来响应，或像候选人或鼓动家那样竭力坚持某一特别的观点。该一观点可能是对可能的政治问题的反映。但对每个公民来说，由于生活在无限的事物流中，一千万人中只有极少数人才能作为独立的政治思想或情感的客体而存在，即使每一个人对一个主题只持有一种意见，且终身不变。某些事物被要求更简单且更持久，即某些能被爱和被信赖的事物，某些能在逐次选举中被认同于和以前被爱、被信赖的同一的事物。政党便是这样一种事物”。(第48页)任何一特定政党的产生可归因于审慎的理智推理过程，诚如柏克所说，政党的形成可能是由于一群人组织起来，根据他们一致同意的某一特殊原则，共同努力，以促进国家利益。但是，一个政党一经诞生，其命运便取决于人性的各个因素，理性的思考仅只是其中一个因素。政党基本上是一个名字，如同其他名字一样，当人们听到或看到它时，就会联想起一种形象，有意识地去认识它的意义。像其他名字一样，政党的名字及其无意识的理智联想能够激发起情感反应。所以，政党领袖的职责在于保证：这些无意识的联想要尽可能清楚，要为尽可能多的人所共有，要激发尽可能多、尽可能强烈的情感。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要强调作为政党标志的彩色绶带、徽章、衣帽和政党的歌曲等。
政党这一政治实体和政治冲动之间的关系可以在广告艺术中清楚地看到。撇开伦理含义不说，广告和政党在方法上说愈来愈具有相似性。商人为了利润，给某一种商品予一个特殊的名字，使人看到这一名字时会联想起某种能够激发起购买欲的东西。同样，“政党候选人，对他的大多数选民来说，初看起来仅仅是标有自由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名称的一个包裹。这个名称具有色彩和音乐、传统习惯和爱慕的联想。它们一经形成就独立于政党政策而存在”。(第53页)政党候选人代表政党出现在选民面前，选民投票支持他，因为他是政党的提名者，而不是因为他提出的竞选纲领。所以，候选人必须认同于政党政策，他不是以个人身份出现的，他和选民之间隔着一层政党“面具”。正是这一面具激发起选民非理性的感情、冲动，使选民采取有利于政党的行为，即投票选举政党候选人。
基于对具体人性的研究，沃氏得出结论认为，与传统政治思想家所认为的相反，大多数人的政治行为是非理性的，是基于本能和情感之上的。沃氏强调，人性的非理性因素不能成为政治社会的基础。人类文明发展的唯一希望在于人类理性的胜利。但是现存西方基于政党制度基础之上的代议政治制度无助于人类理性的胜利。政党候选人利用大众心理，力图摆布大众非理性的下意识的心理给自己创造种种有利的条件，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政客们不是利用大众的理性能力，而是利用大众的非理性的情感和激情，像销售商品一样销售自己。结果造成了西方民主的形式民主和实质不民主。沃氏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直接地宣判了西方选举制度的失败。他描述道：
“在伦敦郡议会的竞选中，我去过一个贫困选区的选举站。我观察到投票结束前半小时里这里发生的一切，此时的选举站极度拥挤，以至于显得有些混乱。就是在这个时刻，我想到了要写这本书。这些人来投票完全是由于双方游说人‘最后召集’的结果。这些选民各自迅速地走进选举站，好像他们是在被一台迅急的、却没有多大功率的机器驱赶着。他们当中有一半人是妇女，她们戴着破草帽，脸色苍白，头发凌乱。所有的人都茫然不知所措，因为她们是刚刚放下手里的活被马车、汽车推到这里来的。当时她们很可能正在糊火柴盒、钉扣眼或是正在制作廉价的家具。有些人可能是被从贫民窟里拉出来的。由于那是个星期六的晚上，所以有的人很可能是被从床上叫起来的。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陌生的环境中都试图装出对他们要选的那个人非常了解的样子，实际上他们在进门时还被人叮嘱过这回要选举的候选人的名字。有几个人那时刚喝多了点酒，其中的一个显然是我自己的支持者，他一把抓住我的脖子试图告诉我一些令人震惊的消息。我急于想赢得竞选的胜利并习惯地认为我已经取胜，但是与此同时我主要想的是这种竞选方式不是一种合适的令人满意的方式。”(第153页)
在沃氏看来，代议制是古典政治思想家根据抽象的人性――人是理性的――逻辑地推演出来的一种制度，虽然经过民主革命，这种制度得到确立。但是事实上，在政治领域，大多数人是非理性的或被迫成为是非理性的，所以这一制度表现出种种不合理性来。如果从大众的实际政治行为来思考政治结构或政治制度，那么必须改变现存的政治制度结构。无论如何，不能用上述的选举方式选出政府。但如果不能清醒地认识到大众的意见、行为的形成过程，就无法改变这种竞选方式，改善政治制度。沃氏呼吁政治学者要重视对个人的具体人性的研究，包括意见、行为的形成过程，而不能仅仅停留在抽象的政治推理上。唯有这样，政治科学才能进步、政治状况才能改善。在《政治中的人性》中，沃氏在这些方面作了一些难能可贵的尝试，为日后的政治学发展创造了一个转折点。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开创了一个政治学研究的新时代。沃氏在该书中提倡政治学要研究具体的人的具体的行为，这对后来的政治行为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美国政治学家迈克尔・马戈利斯说，“奇怪的是，沃拉斯这位英国人，对美国政治学家们比对其英国同仁产生了更直接的影响”。一九一O年，劳伦斯・洛厄尔邀请沃氏到哈佛大学讲学，给研究生开设心理学和政治学等课程。在这里，他影响了一大批美国学者，其中有后来成为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的洛厄尔和阿瑟・霍尔库珀，还有著名的专栏作家里普曼――他的名作《政治绪论》是在沃氏的直接影响下写就的，另一方面，也使沃氏的思想迅速地在美国传播开来。在美期间，沃氏还同当时美国政治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查尔斯・E・梅里安姆，社会研究新学院创始人之一赫伯特・克罗利也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正如马戈利斯所说，“在《政治中的人性》出现以前，大学里的政治学基本上是建立在道德哲学之上的。政治学理论仅只是对霍布斯、洛克和卢梭这样的伟大思想家的政治观的价值作些评论。在《政治中的人性》出现之后，政治学变得较具行为性，既研究那些伟大政治思想家的观点的经验适切性，也研究其道德价值”。
尽管沃氏较深刻地批评、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政党制度的不合理性，但他并不提倡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制度，只主张作某种程度的改良。另一方面，沃氏主张政治思想不能仅仅停留在抽象的人性之上，提倡政治学应关心具体的人，研究具体的人，这是具有划时代性的，即使是今天，也具有其重大的价值。
(《政治中的人性》，郑永年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月第一版，1.85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