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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女孩歌词 小城帕骚的坏女孩

    时间:2019-02-16 05:40:2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小城帕骚,地处德国巴伐利亚州,毗邻奥地利,景色秀丽,风光旖旎。帕骚城人口五万,生活一向闲适宁静,全然没有大都市的喧嚣和热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帕骚城,一个正值豆蔻年华的女孩,只因写了一篇文章而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一时间“名噪一时”。帕骚,这个位于德国偏远地区的桃源小城,只因这篇文章引发了的故事,突然跃入人们的视线,一时间“声名远播”。一个电影导演知道了这个故事,便把它搬上银幕,电影还获了奖。
      安雅・拉斯姆斯(现名为安雅・拉斯姆斯-温宁格),当时年方二十,是高中毕业班女生,热爱并擅长写作,曾屡屡获得作文比赛大奖。一九八○年,拉斯姆斯刚参加了一个国际作文大赛并获奖,因此颇得本城政治长老们的赏识,在市政厅荣获“帕骚之狼”的银质奖章。而半年后,这个城市曾经的宠儿却成了帕骚城的全民公敌。故事还是因写作缘起。还是在一九八○年,联邦德国总统发出倡议,举行“德国历史・联邦总统中学生作文竞赛奖”,题目是“民族社会主义时期的日常生活・从魏玛共和国末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拉氏报名参赛,她的题目是研究帕骚城的犹太人在第三帝国时期的遭遇。就是这样一个在今天看来很平常的题目,却给女孩招灾惹祸。她把这一段经历写成了文字,题为《帕骚受难记》,收入女记者扬森-尤莱特编纂的《您爱德国吗?》(Marielouse Janssen-Jurrei 〔hr.〕: Lieben Sie Deutschland? Piper, München 1985)一书。
      在写作参赛作文的过程中,拉斯姆斯不断地发现过去不曾知道、也不曾想到过的事物,令她感到吃惊。半年后,她的文章在一万三千多篇文章里脱颖而出,受到评委会的高度评价。于是她备受鼓舞,打算在此基础上进行拓展调研,把帕骚城的犹太人历史写成书籍出版。然而文章在外风光,在本城却掀起了一场风波。这个简单的想法却遭遇到了无法逆料的困难,甚至是灾难。
      首先是帕骚市民对于她的调查大多持一种怀疑甚至敌视的态度。拉斯姆斯向三百多位经历过第三帝国的帕骚人发出请求,请他们叙述当年帕骚城迫害犹太人的历史。但是仅有不到一百人给予答复,而且答复大多为婉拒:“我们当年只是过日子而已,政治上的事我们不大清楚。”当年的纳粹帕骚分部高官们则直言不讳地说:“还要翻陈年老账啊?这可够无耻的。”但是事情远不止这样平静,一旦拉斯姆斯的调研涉及具体的人物,灾难就降临了。
      拉斯姆斯在调研中发现,一九三六年,两位帕骚市颇有名望的天主教神父曾向盖世太保告密,被告发的犹太人因此被捕,遭受笞刑,然后就永远地消失了。而不久前这两名告密者才刚刚谢世,而且身后极尽哀荣:一个头戴教会赠与的荣誉光环,另一个则被视为抵抗运动的斗士。针对拉斯姆斯的调查,帕骚市档案馆馆长、基督教民主联盟籍的帕骚市市议员、记者弗兰茨・马德尔先生指责拉斯姆斯“严重地毁坏他人名誉”,《帕骚市天主教会通讯》和《帕骚新闻报》都对此做了大量倾向性很明显的报道。在外地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拉斯姆斯被与会者问道,据说当年《帕骚市天主教会通讯》的主编艾米尔・雅尼克是纳粹的追随者,艾米尔・雅尼克是否真的那么“褐色”?对此,拉斯姆斯只是说,雅尼克算不上“褐色”,不过也绝非“抵抗义士”。拉斯姆斯后来说:尽管她绝无为雅尼克辩护的意图,但是为了保护雅尼克的声誉,她还是驳回了雅尼克是纳粹的说法。但是即便这样开脱的说法,也得不到宽恕。此时,帕骚城声名显赫的艾米尔・雅尼克先生已经仙逝,他的胞弟埃尔文・雅尼克、《帕骚新闻报》主编,自然担起了捍卫乃兄不朽名誉的重担。他拿起法律武器,状告拉斯姆斯诽谤他人名誉,要求赔偿一万马克。赔偿金额之所以如此之高,是因为被诽谤者、已经仙逝的雅尼克先生声名卓著,曾荣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十字勋章。一时间,朋友成了敌人,诉讼在所难免。
      拉斯姆斯虽然年纪轻轻且势单力孤,但是并未屈服,而是请了律师、找了证人,准备应战。但是没过多久,本来同意作证的证人们纷纷打起了退堂鼓,以各种理由谢绝出庭作证。更为棘手的是,她请的律师临时变卦,放弃为她出庭辩护。而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她的主要证人也受到指控,无法为她出庭作证,拉斯姆斯被帕骚抛弃了。法庭警告她:假如她再次公开使用“褐色的艾(米尔)”这种说法,将要赔偿罚金五十万马克。而此时,帕骚大学的一个教授深感法庭之不公,实在看不过去,于是挺身而出,撰文两篇公开发表。文章里,这位教授同样使用了“褐色的艾”的说法,但法庭却未敢认定教授诽谤他人,因此也无法以此为由判拉斯姆斯犯有诽谤罪。此外,帕骚的一位天主教教士和一个帕骚市民也挺身而出,指证雅尼克的过去不洁,而且指证的力度更大,所谓诽谤罪已经不攻自破,拉斯姆斯暂时躲过一劫。
      就在诉讼过程中,雅尼克的律师向法庭呈递了诉讼答辩书,但直到诉讼结束后,拉斯姆斯才有机会得以阅读这份诉讼答辩书。她的律师向法庭提出抗议,指出这种做法违反法律程序,但是法庭不予理睬。诉讼结束后,法庭向拉斯姆斯“建议”实行庭外和解,后者不从,于是法官与她“恳谈”整整两个小时,要求她同意和解。拉氏的证人们还没有被询问,就被打发回家,而法庭宣布,“和解”成功。《帕骚新闻报》等报纸则大量发表缺乏事实根据的文章,对拉斯姆斯进行攻击。
      拉斯姆斯一边进行诉讼,一边继续研究和写作帕骚城犹太人的历史。但是她发现,帕骚市档案馆及其他信息资源实际上对她关闭了。她需要的档案和文件要么突然失踪,要么已经借出去数年有余、至今尚未归还,要么是在邮寄过程中已经遗失;一夜之间,德国人引以为自豪的办事效率和秩序意识突然失效。诉讼期间,帕骚市议会两度修改帕骚市档案馆的章程。从此时开始,如果档案馆认为某个借阅者“不可靠”,就有权拒绝借阅档案;如果档案馆认为某份档案“可能危及帕骚市的利益”,也会拒绝借阅者的借阅要求。修改后的档案借阅规定还增加了一条新的内容,即:凡是未满五十年的档案资料概不出借。国家机构、新闻媒体、普通市民、权贵似乎结成联盟,以各种方式共同对付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使她感觉到她似乎在进行一场一个人和一个城市的战争:“有时候,我有这种印象:好像是一个城市串通好了来对付我。”不过战斗正未有穷期,拉斯姆斯准备好了,继续与帕骚城奋战,官司打到位于雷根斯堡的上一级法院。
      来自法律的威胁刚告一段落,来自社会的威胁接踵而至。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拉斯姆斯遭到了谩骂、恐吓、尾随跟踪等迫害。她回忆说:“当我早晨打开百叶窗时,发现窗外站着人;当我出门购物时,当我进城或是去教堂时,总有人跟踪我。即便在饭馆吃饭时,我也受到监视,有人在记录我的行踪。哪怕在我父母家的门前,也常有陌生人在徘徊。参与这些监视的,甚至有一个帕骚市的市议员。”同时,帕骚市政府宣布她是“危害国家安全分子”,禁止儿童与她接触。
      电话一个接一个打到拉斯姆斯的家里。电话里,有人告诉她要绑架她的女儿,有人告诉她要她的命,有的人说是要把她的房子烧掉,有的人则威胁说要向她的家里扔燃烧瓶,云云。恐吓的目的很清楚:如果在法庭上她不松口的话,有她好受的。一次,一个威胁电话打来时,拉斯姆斯的母亲从声音听出来,打电话的人是拉斯姆斯的中学老师,也是埃尔文・雅尼克的妹妹。拉氏的母亲于是找到这位雅尼克女士,当面与她理论。
      当然,拉氏不是孤军奋战,她首先得到了她的父母的支持。但是他们毕竟人微言轻,只能给女儿提供情感的安慰和道义上的援助,真正的有效援助还是来自法律、社会和舆论。就在她似乎已经陷入绝境之时,却峰回路转。一九八三年二月,雷根斯堡的法院做出判决,有限度地支持拉斯姆斯,要求帕骚市档案馆对她开放帕骚市的有关纳粹的所有文件。但是雷根斯堡法院同时也对拉斯姆斯做出限制:她的书稿完成时,必须向市政当局出示她的手稿,而且要求她只得陈述纳粹的犯罪事实,不得在书里提及过去纳粹追随者们的姓名、官职与头衔,不得涉及犯罪的具体人员。虽然判决对于拉斯姆斯仍有限制,但是毕竟为她打开了档案馆的大门。
      这时,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向拉斯姆斯伸出了援助之手,这就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法官马丁・希尔什。一九八四年,拉斯姆斯的书付梓出版,题为《第三帝国时期的抵抗和迫害・以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九年的帕骚为例》。希尔什阅读了此书,给予好评,认为该书“史料翔实、充满民主意识”,并欣然为书作序。序中,希尔什以自己的名誉为该书的严肃性做出担保,此举在社会上影响极大,指控者为之语塞。除了希尔什之外,德国慕尼黑市犹太人文化协会主席汉斯・兰姆博士也鼎力相助,声援拉斯姆斯,给予一度孤立无援的拉氏以强有力的支援。在此期间,媒体也获悉了关于这个案件的情况,并对此做出了报道和评论。特别是一些重量级的报纸,如《明镜》周刊、《时代》周报、《南德意志报》等都报道和评论了这个事件,舆论迅速向这个“坏女孩”倾斜。顷刻间,曾经把她轰出办公室的市长大人又同她促膝谈心了;顷刻间,证人们也愿意为她作证了;顷刻间,帕骚市民们也开始扪心自问“一小撮”和“大多数”的关系是否有问题。借助公共领域的力量,“坏女孩”终于赢得了这场一个人对一个城市的战争。
      一九九○年,德国导演米夏埃尔・费尔赫芬(Michael Verhoeven)以这个事件为题材,拍摄了一部故事片,名为《坏女孩》(德文原名为“Das schreckliche Mdchen”,意为“可怕的姑娘”)。影片中,虽然地名和人名做了调整,帕骚被置换成了普菲尔钦(Pfilzing),主人公更名为索尼娅(Sonja),但是事件还是那个事件,故事还是那个故事。该片拍竣三个月后,在柏林参加柏林电影节,导演费尔赫芬荣获最佳导演银熊奖;女主角莱纳・施托尔策则获一九九○年联邦电影奖的最佳女主角奖。一九九一年,该片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提名,英文译名为“The Nasty Girl”,意为“讨厌的女孩”。该片在美国引起了观众极大的兴趣,一时间好评如潮。影评认为,这是一部优秀的政治喜剧,以讽刺和论战的手法对德国克服过去的重大题目进行探索,再度掀起一次道德与历史的精彩辩论。一个女孩,一个案件,一部电影,被用来诠释德国战后被称为“克服过去”的思想大讨论。之所以如此,这个个案并不孤立,正如德国《时代》周报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的评论所指出的:“与其他城市相比,这个城市并不更加罪恶,并不更加褐色、更加残暴。但是这个城市也不比其他城市更善良、更友好、更人道。”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才可以通过帕骚一叶知秋,从小故事中发掘出微言大义,品味出德国历史的大意蕴。
      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本身就颇为重要。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距战争结束已经近四十年,距西德建国已逾三十年,距教育改革已近二十年,距学生运动也逾十五年。上世纪五十年代阿登纳执政期的复辟倾向已成过去,六十年代初的艾希曼的世纪审判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响,遑论在德国。就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段,竟然还发生这样的事件,这个事实本身就很耐人寻味。
      战后,联邦德国对于历史的反思和反省,早已得到了世界的肯定,而且还成了一个榜样,尤其是一九七○年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的下跪,更是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这一跪,惊世骇俗;这一跪,传颂千古,似乎预示着德国人已经真正反省了历史、痛改前非,在犹太人的幽灵前完成了忏悔。国际上,这个努力也得到了肯定和赞赏。在国家和政府的层面上,反省历史和克服过去不但是联邦德国的立国之本,而且俨然成了一种仪式。
      然而,社会层面的变化、尤其是作为个体的德国人意识和情感的变化,却未必与国家政治层面上的变化同步。国际社会的肯定,不等于国内社会的接受,就连勃兰特的千古一跪在国内也招致了激烈的批判,诸如“出卖国家利益”、“太过分了”之类的指责充斥媒体。的确,在占领军的压力下,战后的西部德国被迫开展了“非纳粹化”的运动,但是运动最终虎头蛇尾,不了了之。根本原因之一是在意识层面上,德国虽然战败,但是民众的意识还停留在过去,对于思想改造相当抵触,并未脱胎换骨。而在人事的层面上,运动也遭遇了不可逾越的障碍。不但是纳粹分子的甄别与鉴定技术难度太大:谁是纳粹的干将和支持者?谁只是追随者、同情者或是没有勇气起来反抗者?而更重要的是清白的人不多,查来查去打击面太广。既然清白的人太少,那么国家由谁来管理、由谁来建设?所以总理阿登纳才会说出了那句名言:“仅靠那么几个干净的人是无法搞一个国家的。”既然连阿登纳政府也接纳了纳粹的高官,小小的帕骚城里几个纳粹的走卒继续享受名人的地位、受到人们的尊重、过去的纳粹今日还掌握着权力或是媒体,又何足道哉。而在被重新起用的人中,历史不清白者、没有反思意识者大有人在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人重新成为国家的干臣,身居高位,声名卓著,一旦不光彩的历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自然会奋力阻止事实的公开,为此不惜采取各种手段。而普通市民则采取了回避和压抑的方法来应对历史问题,“捂盖子”就成了五十年代德国社会的基调。
      经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沉默,到了六十年代中期,被捂了二十多年的历史盖子终于被揭开。父债子还,这条讨债的规则似乎天经地义,不可回避和压抑的历史问题带来的负担被转移到了下一代身上,终于在一九六八年以学生运动的形式全面爆发。七十年代之后,反思历史已经是大势所趋,成为德国公共领域和政治领域中的基调。但是时至八十年代初的帕骚城,拉斯姆斯的遭遇却明白无误地表明,在德国的许多地区,反思历史只是停留在字面上。拉斯姆斯在她的文章里嘲讽地写道:“在帕骚,克服过去只是一带而过:对于所有罪行承担责任的,只是县长马克斯・摩斯鲍尔一人而已,其他所有人实际上全都是纳粹政权的反对者!”帕骚易帜,降下纳粹旗、升起黑―红―金,似乎克服过去便已完事大吉,过去已经漂白,帕骚是一个干净的城市。但是旗面变色,旗帜上的底色褐色却并未褪尽。帕骚城本就地处边疆,大城市的政治风暴刮到此地时已经疲软,只能是“润物细无声”了。在政治文化的地图上,帕骚是一个保守的城市。一九八三年,一个公民自发组织倡议市政府斥资两万马克,以修建一座纳粹政权期间受难者纪念碑,提议遭到帕骚市议会的否决。八十年代初的地方选举中,一个绿党人士竞选成功,居然引起了极大的震惊。在帕骚,“一小撮”被肃清了,“大多数”仍然安之若素,不去受那“反思”与“反省”的折磨,社会的基层并未受到根本的触动。
      战后,联邦德国不遗余力地反思历史,以史为鉴,在意识形态领域宣传民主意识,特别是在学校教育中展开民主意识教育,成绩斐然。六十年代中期的教育改革之后,多数学生中民主意识已经很牢固,直面历史,反省历史已蔚然成风。而此时,德国社会与学校教育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以“六八一代”为代表的战后出生的一代德国人,对以德国的名义犯下如此的罪行感到羞愧,拉斯姆斯研究犹太人在帕骚受难的历史,无疑就是这种心态的表现。但是她一旦接触未受根本触动的德国社会,便与社会产生强烈的碰撞,最终上演了这场意味深长的历史剧。
      一个人对抗一个城市,这种兰波式的英雄在美国也许屡见不鲜,但在德国历史上却是珍稀人物,何况是一个小女生。毕业班的高中女生安雅・拉斯姆斯不是一个政治性的人物,没有投身政治的宏大理想,也没有惊世骇俗的宏愿,用她的话来说,就是“我从未想过要玩儿革命的游戏。我不想成为叛逆者,我不想与任何人争辩。我在政治上从来就不积极,也不想‘引起轰动’。我不想打扰任何人的清净,也不想毁坏任何人的声誉”。这个女孩只是想要写文章,想要通过写作赢得奖项、获得荣誉,只是同情被害的犹太人,因为他们是无辜的,是弱者。写文章时,她只是想要探求事实真相,并不想发动一场革命。但是这样一个朴素而简单的愿望却遭遇了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碍。而这个故事的看点恰恰在于,她没有退却,只是为了一个简单的信念,学会了说“不”;为了一个似乎不大的理由,不惜与全城对抗,于是求真的诉求之外又增加了一个追求公正的诉求。真实与正义,一个都不能少。一九八四年十一月,拉斯姆斯在慕尼黑获得“绍尔姐妹奖”。
      而纵观德国历史,这个故事的意义也许还不止于此。这个事件的启示,大于这个事件本身,因为这个事件释放出了一些重大的信号。信号之一,是在战后的德国,人们逐渐开始摆脱各种主义的牵引,回归人类最基本的价值,例如这个“坏女孩”并不是在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的鼓舞下,开展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抗争只是因为她个人的一个基本信念和她的尊严受到打压而起。这个“壮举”的缘起,不是主义,只是常识而已。另一个信号,就是当常识遭遇障碍时,主人公显示出的道德勇气。因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德国历史上一直稀缺的所谓“道德勇气”(Zivilcourage)和个人独立思考的意识终于在德国的普通人家安家落户,公民意识终于在“老百姓”心中扎根,一向被视为德国人特性的“顺民”意识终于遭遇了挑战,当代德国颇为流行的“公民自发组织”(Bürgerinitiative)就是一个例证。也许从此以后,服从与从众的传统“美德”将从德国人的意识中淡出,市民社会将真正转变为公民社会,“顺民意识”可以休矣。还有一些其他的信号,诸如统治德国人思维的“阵营意识”在这里被稍稍地颠覆了一点。拉氏之父是一所学校的校长,并担任当地天主教主管教区的领导职务,属于当地基督教社会联盟的领导层,一向名声不错;拉氏之母则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的父母本是本城的良民,此时则不惜与全城开战,以支持女儿的行动,以捍卫人的尊严。由此看来,拉斯姆斯一家本来都属于保守主义阵营,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却“背叛”了自己的阵营,与左派走到了一起。这些信号显示出来的倾向有快有慢,不过都在发展。
      多亏了正义的人们和舆论的支持,“坏女孩”得胜了。但是一九九四年,在电影《坏女孩》获奖三年后,出于对德国的失望,拉斯姆斯还是移民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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