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的史家天赋论_章学诚史家三长
时间：2019-02-16 05:40:4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随着历史哲学由思辨性转向分析性、批判性，史家主体在历史认识中扮演的角色愈加重要。自古论史家素养者，必曰素心、二善，史才“三长”，似乎具此诸途，一代良史便呼之欲出。清代非主流史家章学诚以为“犹未足以尽其理”（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五《史德》，浙江古籍出版社二��五年版。文中均引自此版本，以下只标篇目）而提出“史德”论，引起后世史家高度重视。读罢《文史通义》，我们很清晰地发现章学诚还意识到个体之间在资质、性灵方面的差异，并深刻阐发了天赋对孕育优秀史家的不可或缺性。
历史研究到底是单纯考索性活动还是思维创造性活动？这关系到史家主体的治史路数和现实定位，也是章学诚阐发史家天赋论的理论基点。在他所处的乾嘉时代，研究活动往往考实性有余而创造性不足，章学诚设想的独断之学与比次之书相互促进的格局严重错位。他在写给邵晋涵的信中谈及俗儒务于考索，大多为“风尚所趋，但知聚铜，不解铸釜”（外篇三《与邵二云书》）。的确，历史研究本是精神创造的活动，“序意发明，实为史学大关键”，考索工作“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外篇三《与汪龙庄书》），严重背离了“学问文章，盖天下之公器”（外篇一《论课蒙学文法》），“君子学以致其道，将尽人以达于天”（内篇四《说林》）的学术宗旨。
阐明其天赋论与章学诚具有极强的精英意识息息相关。在史论上异常自负的章学诚时常言及其思维活跃，“若天授神诣”，“读古人文字，高明有余，沉潜不足，故于训诂考质，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识，乃能窥及前人所未到处”(外篇三《家书三》)。自视甚高之余，还不忘鄙夷、奚落那些考索之风的盲动信徒们，形成了独特的史家精英观：“物以少为贵，人亦宜然也。天下皆圣贤，孔孟亦弗尊尚矣。”(内篇二《古文十弊》) 他声称：“功力可假，性灵必不可假；性灵苟可以假，则古今无愚智之分矣。”(外篇三《与周永清论文》) 处于尖端的富有创造性的学术进步是由先进个人推动的，历史研究尤甚。必要的历史知识对每个人都是必需的，但真正从事这种创造性活动并能做出超过自身资源消耗的人微乎其微。古往今来，从事历史研究者不可胜数，真正能成一家之言者如恒星一样寥寥无几，多数不过是一闪而过的流星罢了。历史研究真正有价值的核心成果永远是由先进个人创造的,“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武帝求茂才异等诏》）。太史公曾言：“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一九八二年版，3296页）五百年一遇的周公、孔子、司马迁这样的“非常之人”才能建立“非常之功”，天资一般者只能做到差强人意。倘若任何人肯下功夫都可以成一家之言，那就无需讨论史家素养，只要勤奋就行了。苟无天赋，徒劳无益，更遑论许多史学工作者仅仅把从事历史研究当成一种谋生的职业，而非一项伟大的事业。强调史家精英意识与章学诚一贯标新立异、自命不凡的性格特征是相符的。
资质、性灵具有先天性、客观性和个体性，章学诚非常重视个体禀赋之间的差异。他首先对此进行了一番论证：“人者何？聪明才力，分于形气之私者也”(内篇四《说林》)，“人秉中和之气以生，则为聪明睿智”(内篇三《质性》)。他坚定地认为：“夫情，本于性也；才，率于气也。”(内篇三《质性》)可以看出，章氏所谓的聪颖由“气”孕育，具有先天性和客观性，这是他能够提出史家天赋论的前提。资质、性灵虽是先天形成的，但是天赋的客观存在不应当成为成长的障碍。人们必须正视个体的差异，及早发现天赋所在。他尝论：“人之性情才质，必有所近，童子塾时，知识初启，盖往往以无心得之，行之而不著也。其后读书作文，与夫游思旷览，亦时时若有会焉，又习而不察焉。此即道之见端，而充之可以垂弗达者。”(外篇三《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唯有重视天赋的客观性方可更好地成就事业。天赋还具有个体性，着重表现在天赋的因人而异、易地而异。章学诚很注重从个体资质、性灵差异着手深入剖析天赋对史家主体成长的作用。他提出所谓读性、作性和悟性对个体成长的作用，指出“人之性情，各有所近，平奇浓淡，不能异地为良”，“才色本于天而学由于人，本于天者不可勉强，而由于人者不可力为”(外篇二《清漳书院留别条训三十三篇》)。以客观、平静的心态正视个体之间资质利钝差异，“因材施教”对准确把握人生机遇，正确树立治学目标大有裨益。乾嘉时期，考索之风日炽，不少知识分子无视个体禀赋的差异，一味跟风抢进，“无所为而竞言考索”，“不求其当而惟古之存”(内篇六《博杂》)。章学诚对此认识非常清醒，他以服药为例，阐明道理：“夫药者，为其偏于治病，病者服之可愈，常人服之或反致于病也。夫天下无全功，圣人无全用。”(内篇四《说林》) 不顾自身禀赋而盲从主流，只能处处碰壁。基于个体禀赋的差异，章氏认为“学本于性天，趣必要于仁义”，“离性言情，珠亡椟在”(内篇三《质性》)，自身资质、情趣才是指导治史取向的依据。
当时史学界在史家寿命长短与学问成就大小的关系问题上有一个认识误区：“书籍至后世而繁，人寿不能增加于前古，是以人才不古若也。”(内篇六《假年》)这种认识不仅存在于古代，还存在于当今，给史家主体修养造成一种错觉，好像投入的时间、精力与取得的成就大小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逻辑关系。章学诚不以为然，他反驳道：“千岁之神仙，不闻有能胜于百岁之通儒，则假年不足懋学之明征也。”(内篇六《假年》)借助超长寿命达到博通古今的目的是不现实、不合理的。在此基础上，章氏认为：“夫质大者所用不得小，质小者所资不待大，物各有极也”，“其不能致于圣也，质之所限也，非年之所促也”(内篇六《假年》)。他用诙谐的语调调侃道：“盖年可假，而质性不可变”，“今以凡猥之资，而欲穷尧、舜之所不遍，且欲假天年于五百焉；幸而不可能也，如其能之，是妖孽而已矣”(内篇六《假年》)。这就把史家主体从浅层次的校勘、辨伪、考证中解放出来，投入到思维创造的层面，在认识论上是巨大的进步。人类进化数百万年，主要体现在智力的进步，若拼消耗未必胜过原始人。新世纪的历史研究当适应这种趋势，走向集约化发展道路，不应再停留在拼消耗的粗放型的浅层次上。个体在有生之年爆发的能量是极其有限的，“天地之大，人之所知所能，必不如其所不知不能，故有志于不朽之业，宜度己之所长而用之，尤莫要于能审己之所短而谢之，是以舆薪有所不顾，而秋毫有所必争，诚贵乎其专也”(外篇三《与周次列举人论刻先集》)。穷尽知识是不现实的，结合自身禀赋在专门之学上发挥才识方是明智之举。章学诚力倡史家天赋论恰是针对乾嘉时期愈演愈烈的考索之风而痛陈己见，表现出史家主体自觉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章学诚进一步阐发了学问与天赋的辩证关系：“学问生于神智，而神智又出于学问也；制度生于聪明，而聪明又启悟于制度者也。”因此“学问以知人，知学先须知人，知人先须自知”(《杂说》)。宝贝放错了地方就是废物，有责任感的史学工作者应依据自身条件，做到自知之明，自为之明。在学问与天赋关系问题的处理上往往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因天质之所良，则事半而功倍，强其力之所不能，则鲜不踬矣”（外篇三《与周永清论文》）。他很坦率地对求教于他的人说：“夫人各有能有不能，虽尧、舜之知，不遍物也。足下天质不能远过中人，而学问文章，则欲尽天下人之所长而皆有于己，即此已自无定识矣。”（外篇三《与周永清论文》）表现出求真务实、直言不讳的态度，这是优秀史家不可多得的品质。当时乃至现在史学界有一种盲从主流的躁动，诚如章学诚批评的那样：“夫村书俗学，既无良材，则比次之业难于凭藉”，“一世之士，不知度德量力，咸嚣嚣以作者自命，不肯为筌蹄嚆矢之功程……”(内篇四《答客问下》)这种风尚贯穿了章氏史学思想展开的始终。
章学诚论性灵、天资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论证学问与功力的不同。章学诚提出史家天赋论植根于当时疲于繁琐考据的乾嘉学风，因此表现出试图申明功力与学问的辩证关系，而且往往以天赋划分其分野。他一再阐述“功力之于学问，实相似而不同”(外篇三《又与正甫论文》)，“夫学有天性焉……学又有至情焉……功力有余，而性情不足，未可谓学问也”(内篇二《博约中》)。章氏并未像时人和后人所谓因自己考据功力不够而去贬斥无谓考据，而是从资质、性灵差异入手认识到了功力与学问的辩证统一。基于“人各有能有不能，无能强也”(内篇五《诗话》)的认识，他主张：“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内篇四《答客问中》)实质上，章氏的认识是深刻而现实的。清代是古代社会的最后一环，许多文献典籍面临整理、总结，因此，必要的辑佚、辨伪、考证工作是必须做的，但当时为考据而考据风头日劲，甚至呈现学术病态就是不正常的了。他认为，做学问必本于性灵，为学须从其性情之所近而深之以功力，方能成才。他主张“功力必兼性情，为学之方，不立规矩，但令学者自认资之所近与力能勉者，而施其功力”(内篇二《博约下》)。他还依据个体资质的差异介绍了人生定位的方式：“凡人之性，必有所近，必有所偏。偏则不可以言通，古来人官物曲，守一而不可移者，皆是选也。薄其执一而舍其性之所近，使泛骛以求通，则终无所得矣；惟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者，因以推微而知著，会偏而得全，斯古人所以求通之方也。”(外篇一《通说为邱君题南乐官舍》)具体到功力和学问二途的取舍上，他曾呼吁：“高明者由大略而切求，沉潜者循度数而徐达。”(内篇二《博约下》)诚所谓“功力所施，须与精神意趣相为浃洽”(外篇三《家书四》)。
章学诚十分反感无关宏旨的考索，表现出对不顾资质专务考据的风气的坚决抵制，但他并不是重视考索之功，而是倡导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因此，他主张史学二途齐头并进是对史学负责的态度。章学诚即是以此要求自己的，他曾说：“自少性与史近，史部书帙浩繁，典衣质被，才购班、马以下，欧、宋以前，十六七种。”(外篇三《与族孙汝楠论学书》)发现自身资质适合从事历史研究，不惜代价购置必要的典籍。他在给家人的信上说：“盖时人以补苴襞绩见长，考订名物为务，小学音画为名；吾于数者皆非所长，而甚知爱重，咨于善者而取法之，不强其所不能，必欲自为著述以趋时尚，此吾善自度也。”(外篇三《家书二》)在自负中隐藏着自知。他还说：“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外篇三《家书二》)章氏自知不善附庸考据风雅，而在史论方面倒是非常自信。
综观章学诚的史家天赋论，可以得出结论：由于历史研究是精神创造性活动，资质、性灵是优秀史家必备的重要素质。从事学术活动，应当依据禀赋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而不是一味跟风抢进。我不同意把重视天赋视为有宿命论倾向，必须承认，个体禀赋确实是有差异的，章学诚所论天赋不是安于天命，而是尊重个体差异，顺应规律，一切从实际出发。历史研究的神圣事业固然伟大，但社会的活动主体应当是千千万万从事技术性工作的劳动者，假如有一天大家都没有饭吃，一窝蜂地都来历史研究领域分一杯羹，那将多么可怕！
“一切死去的都是该死的。”（此句借用李振宏老师语）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盘旋在史学工作者头上的神圣光环应当“祛魅”，史学工作者被边缘化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恰如“一个产生英雄的民族是一个不幸的民族”，“一个对清官顶礼膜拜的民族是一个可悲的民族”一样，一个大批量诞生历史学家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我们应当把有限的学术资源留给那些确有天分且勇于追求克里奥女神的历史学家，绝不是去分散资源培养过量的只会低水平重复的史学工作者。实在不适合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应当努力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新的历史境况下，我们呼唤大师，我们赶超欧美，我们深化学术体制改革，首先应当把长期以来潜伏在我们思想观念上的“巫魅”涤荡。唯有在这个“断裂”的地基上，我们才能建造新的宏伟大厦，迎来历史学的春天。我们讨论章学诚史家天赋论的真正价值恰在于此，而不是非要人为地把史学工作者划分三六九等。
无论如何，我们强调史家主体主观能动性绝对不可忽视史家天赋的重要性。不可否认，强调先天资质和后天勤奋的重要性都是无可非议的，但“真理往前迈进一步就是谬误”。亵渎历史学的创造性只能成为脱离了活凭证的故纸堆的奴隶。相反，缺少坚韧不拔的品质，纵使具备超乎常人的天赋也只是转瞬即逝的火花，无法爆发出能量。章学诚对先天禀赋和后天习得的关系认识的可谓深刻：“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谓有美质而未学者也。”（内篇二《博约中》）他强调天赋却不否认后天习得的重要性，深知仅仅依赖天赋而勤奋不足同样不会成为良史。
与“史德”论享誉史学界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史家天赋论被冷落了数百年。古往今来，在中国史家乃至整个知识界的文化场中，“头悬梁，锥刺股”的古训早已刻骨铭心，“板凳宁做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范文澜语）的箴言塑造了几代史家的思维定式，似乎只有清汤苦水、孤烛残影才是优秀史家自命清高、沽名钓誉的“资本”。在强势话语的压制下，个体人格的解放和史家个性的张扬总是遥遥无期，只能在史家设置的牢笼下作茧自缚。我们从事历史研究应当感到幸福快乐，而不应感到烦躁苦闷；应当去享受某种美妙的体验，而非为完成某种任务去忍受异化的劳动。天赋在这些微妙的心理差异中发挥着无法取代的作用。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仅仅依靠可操控层面的刻苦、勤勉，而不注重思维结构的训练不会成为真正优秀的史家，史家天赋论强调个体资质差异和个体人格升华，使得一批见识卓著的史学家年轻时就可施展抱负、贡献才华，相反，令那些生性愚钝，依赖皓首穷经、按资排辈的古今史家为之心惊胆战而噤若寒蝉。难道这不是一场革命？
乾嘉学风极度异化，史家主体意识异常淡化，“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的浩然正气在文化高压下扭曲褪色，学术道德的沦丧和知识分子的集体堕落使得一时间对主流风气趋之若鹜者有之，对官方史观敬畏有加者有之，对显学大宗附庸风雅者有之，对雕虫小技沉迷而改弦易辙者有之。章学诚逆风而行在当时是出力不讨好的，但无疑又是勇敢而率真的，其见解是深刻而卓越的。潦倒终生的章学诚纵然知己落落也没有“假回邪以窃位”，“持谄媚以偷荣”（刘知�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七《直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而是坚守其叛逆本性，羞与腐儒为伍，“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史通通释》卷七《直书》）。史家天赋论是启蒙理性重视个体人格的产物，章学诚无疑是前现代天才史家中试图冲破时代束缚的革命先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