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与贵林_满江红秋瑾
时间：2019-02-17 05:33:2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贵林与秋瑾并不相识，而其为世人知晓，却多半与秋瑾有关，且完全是负面形象。事出于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在杭州凤林寺祭奠秋瑾之时。其中两位与会者日后发表回忆文章，对此情节有所记述。
最先出现的是陈去病（佩忍）之文。一九一四年五月刊行的《南社》第九集，收入了陈氏所撰《徐自华传》，内云：
当戊申（引者按：即一九○八年）春初，秋坟既建，徐君即大开追悼会于凤林寺中，士女骈集。有虏人贵林者，杭州驻防兵之桀黠也，善骋口辩，为杭虏所倚任。及是来会，登坛陈说，谓明亡于闯，非亡于清；清为复仇而有天下，乃得之闯，非得之明也。今瑾革命，未免非是。闻者大愤，属去病痛斥之，贵林因怏怏去。然自是衔恨秋社之心日以切矣。毁墓之举，虽出常徽，然主其谋者，实贵林、贵福也。
不过，御史常徽奏请平墓，秋坟终于一九○八年十二月被毁，目前所见到的当时记载，尚未有直接涉及贵林者。另一则文字见诸秋瑾女弟子徐蕴华笔下，其一九五九年七月撰《记秋瑾》一文。关于此事经过，徐与陈去病所言略有差异：
一九○八年农历年初葬秋以后，家姊（引者按：指徐自华）邀集同志陈去病、褚辅成、姚勇忱、杨侠卿等数十人，在西湖凤林寺秘密追悼，我也到会协助。追悼以后，密议组织秋社，并推家姊为社长（吴芝瑛女士病居上海，未参加秋社组织），决定每年农历六月初六为秋瑾成仁纪念日。正在追悼时，杭州驻防旗人贵翰香闻讯参加，发表谬论说：“我大清待汉人不薄。”我当场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驳之（这与常徽参奏牵连及我，不无关系）。
其中指追悼会与议组秋社为秘密活动，当属徐氏晚年记忆失误，实则当日报章对此集会多有报道。尽管所记参加人数说法不一，少至二百，多达两千（郭长海、李亚彬编著：《秋瑾事迹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331页），但其为事前刊发过广告、“士女骈集”的公开盛会，本毋庸置疑，甚至秋社成员名单亦全部登诸报端（见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九日《申报》）。而当场驳斥贵林者，陈、徐二人均当仁不让，亦可两存。最重要的是，二文记贵林为清朝政府辩护，以为秋瑾革命不具有正当性，虽事隔多年，仍口径一致。
二人与贵林的一段辩论，因事涉政治敏感话题，当时的报章未见记录，也在情理中。不过，《神州日报》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九日的下述文字，仍隐约透露出会场上的言论歧出。在徐自华报告安葬秋瑾经过及秋兄誉章叙述其妹个人史之后，为来宾演说：
有某某二君，一言今日之会，实可悲戚；一言今日之会，实可欢贺。次由陈佩忍、姚勇忱两君，相继说明，谓“今日会议的界限，并不与种族、政治等事相关”。
陈、姚的说明显然是针对“某某二君”中的一位而言。只是对于贵林的发难，报道出来的反应不及辛亥革命后的忆述那般激烈。
现在需要考知的是，贵林在公祭秋瑾的演说中究竟讲了哪些话。而由此带出的问题则是，他为何来到追悼会现场。如此，亦有必要对贵林其人稍做介绍。
贵林为满族杭州驻防正白旗人，姓毕噜氏，字翰香，号中权。除参与秋瑾祭悼事外，其最为人所知的身份，一是杭州驻防营协领，一为杭州惠兴女学校总办。关于后者，我专有《晚清女学中的满汉矛盾――惠兴自杀事件解读》（见笔者《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二○○四年版）一文，详考贵林在满族妇女惠兴一九○五年十二月服毒自尽后，如何勉力维持其创办的女学堂；而前者则在辛亥革命爆发、浙江举义之际，终为其招来杀身之祸。倘若依据陈去病之言，“浙江光复，大率皆秋案之人，而贵林亦卒伏法，谁谓是非有不能明白耶”（《徐自华传》），则贵林的被处决，还是与其在秋瑾墓前的表现脱不了干系。
令人意外的是，这个最终被革命党枪毙的清朝军官，却与晚清许多维新人士交好。如宋恕即尝征引“杭防中人至有目君为清朝孔子者”（宋恕：《中权居士协和讲堂〈演说初录〉叙》）的传言，以赞誉其人。甚至革命元老蔡元培先生一九○二年一月一日与黄世振行结婚礼，座上宾也赫然有此君在。蔡氏日记记，当其“请以演说易闹房”后，诸友“各以意演说”，率先发言者正是贵翰香。而贵林之“善演说”早已闻名杭城，且本人也算得是满族中的维新派，“究我国之病而渐知折服西人”（宋恕上引文及《援溺说赠毕噜翰香》）。其热心接办惠兴女校，即为一例。
以一名自命新人物的清朝驻防营中的现役军官，前来参加杭州各界追悼秋瑾的聚会，而秋氏在时人眼中，并未有如今日一般的“革命英烈”光环，不过赞之为女界先觉、爱国女杰（见笔者《秋瑾之死与晚清的“秋瑾文学”》，《山西大学学报》二○○四年二期），如果说贵林是有意抱着敌意而来，无论如何于理不通。何况，徐自华在《会祭鉴湖公函》（致学界同人）中已明言：“凡我男女同胞，如痛鉴湖之冤者，届期务请降临。”（一九○八年二月二十日《时报》）则与祭本身，起码说明贵林对秋瑾之死抱有基本的同情。
但这毕竟只是我依照情理的推测，不好作为讲究“拿证据来”的学术研究的定论。幸好在贵林主编的《惠兴女学报》第一期（一九○八年六月十三日出刊）上，尚保存有《志会祭秋瑾女士事》，其中也节录了贵林在秋瑾追悼会上的演说，对其态度言之甚详。
因载有该文的《惠兴女学报》难得一见，特先将通讯文字抄录如下：
上海吴芝瑛女士、石门徐寄尘女士同任发起，为秋瑾葬于西湖一事，于二月二十日在凤林寺开会。到会者约二百人。由徐女士报告，“秋瑾女士死后，棺骸暴露，幸有吴女士创议商办，为其营葬。鄙人思秋女士提倡女学，为女界大（？）同胞谋自立，竟被冤杀。鄙人与吴女士商约葬事，往返杭、绍五次。现虽勉强入土，而鄙人欲谋永久祭扫之办法，只缘财力薄弱，尚要求诸先生公议长久之策，并代吴女士报告因有病不能与会”云。次由秋女士之兄徕绩君述女士自幼至死之历史，略言“女士遇人不淑，立志游学。其独立性质非常人可及”云。是日演说者六人，中权与焉，节录于后。继议墓工、扫墓各费。于是会员及来宾各输捐款，当时计书捐洋三百六十余元。散会后，同至墓前行礼，并撮一影而散。
此段叙述与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九日《神州日报》刊载的《公祭秋女士大会述闻》大抵相同，而更简略。唯时间写错，当为笔误，公祭之日乃是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二十四日，即西历的二月二十五日；另多出“中权与焉”二句，可知其文实出自贵林之手。就报道各情看，贵林应该始终参与其事，并无中途退场“怏怏去”一节。另据《申报》二月二十九日通讯，徐自华报告葬秋原委后，“次由贵翰香、杨侠卿、陈佩忍诸君演说”，可知此次来宾发言，贵林又是一马当先。
而演说开篇，贵林即表明了其来参加公祭大会，本是专门为了发起安葬秋瑾义举的吴芝瑛，所谓“兄弟今日专诚来谒吴女士，乃吴女士因病未莅会，兄弟为之怅然”。其拜谒的念头则出于对吴行事的敬佩：
兄弟阅《白话报》，知吴芝瑛女士为秋女士筑坟事，又知吴女士为文孝女表扬事。秋女士为实行家族革命者，故离家求学；文孝女亦为实行家族革命者，故守贞不嫁。然此二女士志虽同，而行则大异。设秋女士与文孝女同处，几何而不冰炭也！今得吴女士之大力，两为表扬之，以是而知吴女士持大同主义者。（《节录中权氏演说》）
所说“白话报”，应是指《杭州白话报》。吴芝瑛在与徐自华往复商量营葬秋瑾的同时，也在筹划为西湖边守墓五年的孝女赵麟募捐事。所撰《为文孝女募化启》，亦与贵林之追记会祭秋瑾文一道，刊于同一期《惠兴女学报》上。而赵麟之父文秀，曾任乍浦左司协领，与贵林同为驻防旗人。故而贵林之表彰吴芝瑛为“大同主义者”，也与其赞扬“愤某女校宣布不收旗女”而毅然办学的惠兴“愿大量宏，见识远到”一样，只因惠兴在遗嘱中特意强调“本校必须兼收汉女”（《〈惠兴女学报〉发刊辞》，《惠兴女学报》一期）――凡此，均表明了贵林本人消弭满汉矛盾的愿望。
持此理想，贵林也以“无满汉之见”论徐锡麟：
秋女士因徐锡麟之案牵累被杀。兄弟与徐某前曾为友，且曾与之深谈，并无宗旨离奇之处。且世廉访善在江臬任病故时，徐送奠仪三百金，亦可证明徐某无满汉之见。何以徐某之口供有曰，“恩抚待我甚好，我所以必刺之者，因其为满人也”；又伪示首一条曰，“凡兵至之地，遇满人者斩之”？兄弟于此二事，断定为他人所伪造。
其说很有些质疑官方文告、为徐辩解的意味，出自满族军官之口，尤其需要勇气。不过，虽然努力为徐锡麟辩冤，贵林对秋瑾的看法却不佳：“若秋女士，兄弟虽未与之接谈，然今日闻诸君之演说及兄弟平日之调查，知秋女士志大行粗，语言不谨，文字蛊祸，而‘家族革命’之说实有以尸之。”公正地说，贵林的这一印象并非独见，据云，汤寿潜即“认为秋瑾经常穿了日本学生装骑了马在街上跑，太随便”（周建人：《回忆鲁迅片断》），章太炎也批评秋瑾“素自豪，语言无简择”，“卒以漏言自陨”（《秋女士遗诗序》）。至于称秋瑾因提倡“家庭革命”而被杀，也是其时舆论抨击、谓为冤狱的公论。只是在追祭亡人的场合讲这样的话，贵林之触犯众怒已可想而知。
更进一步，贵林更公开表示秋瑾实为政治犯：
兄弟姑不论其是否冤诬，然可断定其为国事公罪之案。
从案件的性质来考量，我们应该承认，贵林的说法确有道理。问题在于，“国事公罪之案”是否必得死罪？从贵林的演说看，他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提出了另一条思路。他以被时人称颂为日本“明治维新功臣”的西乡隆盛为例来说“国事公罪”，颇耐人寻味：
故兄弟有一言正告于诸公之前：诸君讲新学，必知日本西乡隆盛之历史。西乡氏组织宪政党，因目的不能达，竟致起兵谋叛。当时虽被罪诛，而不久即赦其罪，且旌其行。盖日本之宪政党以天皇为神圣不可犯，立论宗旨以改良政治、实行立宪为目的，故不论某党之进用，而其忠于天皇、保全治安则同也。
贵林当然明白，西乡与秋瑾并非一事，虽然二人的“谋叛”在他看来都是事实俱在；但一“以天皇为神圣不可犯”，一以推翻清政权为职志，谋反的目标决然不同。是在“谋叛”之中，贵林又分出等次。
因此，接下来话锋一转，贵林又回到中国现实，以日本宪政党为榜样，批评“我国戊戌变法，即谣传有谋围慈宫之举，嗣后报界、留学界以及谈士言论，累有斥指朝廷，牵及种族”。贵林认为，这反映出“我国人有私利党、扰乱党，无义侠党、宪政党，所以人心疑忌，救死不暇”。话题又牵涉到他所关注的满汉矛盾，“私利党、扰乱党”云云，在他眼中，正是制造、加剧民族矛盾以及抨击现政权的人，故有“凡东西各国种种有效力之学说，一至我国，皆无益而有害”之叹。
而贵林开出的救国方略，也正显示出其为满族改良派的政治立场：
兄弟请诸公联合团体，速速组织宪政党，尊今上如明治天皇，为神圣不可侵犯。抱定尊君爱国主义，庶几乎人心一定，万事可为。
前文既已将宪政党的宗旨归结为两条，即在承认“天皇为神圣不可犯”之外，也强调其“以改良政治、实行立宪为目的”，则贵林“速速组织宪政党”的要求，也证实了其对正在国内展开的立宪运动的赞同。而他与浙江著名的立宪派领袖汤寿潜、陈黻宸等人的友谊，未始与此无干。
贵林之看好宪政，大之是为强国，小之亦以为有益于如秋瑾一类国事犯的处置：
一旦立宪诏下，凡因国事公罪之犯，有不即日救[赦]免并旌表其行者乎！
显然，贵林亦了解在实行立宪制度的西方国家，政治犯与刑事犯是有区别的。而视秋瑾与西乡隆盛一样，为应该获得“赦免并旌表其行者”，则秋瑾并不该杀的一层意思仍然婉转而清晰地表达出来了。
至于陈去病与徐蕴华记述的贵林言论，虽不见于这份节录的演说稿，但相信也是其基于消除满汉矛盾总体构想、自以为坚实的一个理据。不过，抢先发言的贵林尽管胸怀大志，所选择的场合却不对；或许这正是贵林的性格使然，有意当面向革命党剖白其主张。而言说的结果，以贵林本人作为谦辞的结束语“兄弟愚拙之见，不知诸君子以为然否”分解之，“诸君子”既不会首肯其见解，贵林之晓谕众人“尊君爱国”亦诚为“愚拙”。
不必说，贵林是站在满人的立场上表达他对秋瑾革命的看法，其持反对态度因此可称为意料中事。而这里想分辨的是，其间不只有“革命”与“反（对）革命”之争，也有“立宪”与“革命”之争；更细致区分，则贵林代表的实为满族内部期望自新的立宪派的政治理念。这部分人的努力与声音，在迅速到来的革命风暴中被无情地席卷而去，可严肃的历史研究者不应该追随时事变化，漠视其存在，对其活动与心事一笔抹杀。这也是本文写作想要表达的一点意思。
二○○七年七月十一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