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体制约束的学术】学术开放的体制包括
时间：2019-02-17 05:33:5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在为汪世清先生编著的《石涛诗录》所撰序言中，黄苗子先生称汪先生为“京城第一读书人”。偌大个京城，读书人成千上万，以黄先生的见识，能如此称誉，当属不易。然而，这位读书人一生低调，圈外人对他鲜有了解。
汪世清先生一九一六年生于安徽歙县，一九三五年高中毕业后，为北师大和北大两所名校录取。他向往北大，但考虑到经济条件，遂选择了北师大物理系，第二年又同时入北大哲学系。抗战爆发后南归，在家乡从事教育工作十年。抗战胜利后，他于一九四七年返回北师大完成学业。他的本行是物理学史，生前是高等教育研究院研究员。但青年时代的汪世清受乡贤汪采白先生的熏陶与黄宾虹先生的影响，对徽州书画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发生浓厚的兴趣，并由此拓展到整个明末清初书画家的研究。
友人曾向我形容汪先生读书的情景：离休前他每个周末到“北图”善本室看书，数十年不间断。离休后他每天早晨都乘公交车去“北图”看书，直到闭馆，再坐公交车回家，中午只吃简单的快餐。白天用铅笔所抄录的资料，晚上再用毛笔恭楷重新誊录。日积月累，集腋成裘。二○○三年汪先生逝世时，留下了他手抄善本古籍及整理集录的文献资料一百四十余种。
《卷怀天地自有真――汪世清艺苑查疑补正散考》（以下简称《查疑》）以明末清初徽州地区书画家的生卒、行迹、交游、作品研究为重心，兼及其时其他有影响的艺术家。本书虽没有宏大的框架，也没有高深的理论，但所显示的积学工夫令人敬畏。汪先生熟谙善本，精于考证，实实在在地解决了明清艺术史上许多模棱两可的问题，廓清了不少张冠李戴的错误，一些历来以为无从稽考的人物、事件也有了明确的答案。这样的工作费时费力，不少人视若畏途。不仅如此，人们甚或以琐碎零散而轻视之。但是，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至今为人们称道的乾嘉学术，就不难看出，对古代名物制度不厌其烦的细致考证，正是乾嘉学术的一个重要特征。那些看似琐碎的精致考证，为更为宏观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乾嘉学者集成的考证成果，后来学者莫不得其沾溉，其价值实不容置疑。如果我们把汪先生的研究放到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艺术史研究起步不久、尚很粗疏这一学科背景中去评价，其意义就更显得重要了。
《查疑》以讨论书画家生卒生平问题为多，辅之以家世、行迹、交游研究。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南昌青云谱道院创立者朱道朗即是八大山人的观点曾一度甚是流行。八大山人究竟是不是朱道朗，汪先生有三篇论文讨论这一问题。经过考察八大山人在国破家亡后的行踪，他发现这一说法与八大山人的生平事实不符。在顺治癸巳至康熙辛酉近三十年间，八大山人与朱道朗始终分居两地，且相距百里以上，所以朱道朗不可能是八大山人。再如《董其昌的交游》，详考了董氏与五个类别九十九位友人之间的交往活动，这些友人从出生于一五○九年的陆树声到出生于一六○九年的吴伟业，时间跨度长达一个世纪。这可能是迄今为止对于一位艺术家人脉网络最为细致的研究范例。交游与艺术家眼界、趣味之养成，其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在董其昌和歙县收藏家吴廷交游的个案研究中，汪先生就指出，吴廷收藏的法书名画不仅供董观赏，还比较长时期地置于董其昌身边供他临摹，那么，余清斋的收藏品与董其昌的艺术风格之间的关系就颇值得关注。
当然，汪先生主要的学术兴趣还是艺术家生卒与生平的考证。生卒考证看起来是个小问题，却能引发艺术史研究中的其他重要问题。比如生卒疑问中的蛛丝马迹，有可能是解决风格、真伪等问题的切入点。在清初安徽画家孙逸的研究中，论者常将《歙山二十四图》作为其作品进行风格阐释，因为在张庚《国朝画征录》“孙逸”条下，明确记载着：“歙令靳某所雕《歙山二十四图》，是其笔也。”靳治荆所纂《康熙歙县志》成书于康熙二十九年，越二年刊刻行世。汪先生通过考证孙逸的卒年，发现其时孙逸已去世三十多年。《歙山二十四图》的作者其实是另一位歙县画家吴逸。因此，根据《歙山二十四图》来分析孙逸的艺术风格，不免离题万里。再如八大山人有两幅《三友图》传世，作品画面不同，题识的位置也不同，但所题内容除署年外完全相同。其中一幅署年“己巳”（一六八九），另一幅署年“丁丑”（一六九七）。画是送给一位沈先生的，八大山人在题识中记沈自言“麟今年六十有八”，可知此人为沈麟。根据两幅作品的不同署年，推其生年有二：天启二年壬戌（一六二二）和崇祯三年庚午（一六三○），故必有一伪。汪先生根据沈麟友人王原《东皋尚齿会记》的记载，考其生于一六二二年，卒于一六九二年。则署年“己巳”的画作正好相合，而在“丁丑”之岁，沈麟已去世五年。
汪先生自言，其从事生卒考证，是受到汪宗衍先生的影响。汪宗衍先生著有《疑年偶录》，曾与陈援庵先生就疑年问题论学。疑年学的魅力在于，人只有一生一死，生卒时间只能有一、不可有二，对它的考证最能体现科学精神。汪世清先生的这些考证论文，单独一篇似乎并不引人注目，但数十篇聚于一书，且每篇都有坐实的结论，相信读者会为之敛衽。汪宗衍尝评价陈援庵《释氏疑年录》“考证精严，组织缜密，辞约而意赅”，而这正是汪世清先生所期望达到的境界。
考证离不开资料，在美术史研究中，人们总是较为关心画史画论著作，而很少留意艺术家同时人的诗文集。汪先生《查疑》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大量使用诗文集，其资料开掘工作具有文献学意义与示范价值。就艺术家传记而言，他并不十分信赖那些晚出的画史载籍，因为时代相隔造成许多不实之处。而诗文集中常会有同时友人为艺术家们所做的传记，而且往往不止一篇。有些诗文集，作者既不著名，亦不能经见，但汪先生百般搜求，披沙拣金，往往有意外的收获。如程邃生卒，通常的说法是生于一六○五年，卒于一六九一年，年八十七岁。但这明显与程邃同时人陈鼎《垢区道人传》“卒年八十六”的说法不合。汪先生从李念慈《谷口山房诗集》、费冕《费燕峰先生年谱》、王撰《揖山集》中搜得三则材料，确定程邃生于一六○七年，卒于一六九二年。又如，在考证石涛好友“岱瞻”时，汪先生首先根据一件石涛为岱瞻所作画扇上“江氏子孙世守”的收藏印，得出岱瞻江姓。从沈大成《学福斋集》卷十四《江氏先友尺牍跋》，又知其为“新安”人。再据江登云《橙阳散志》，知“江世栋，字右李，号岱瞻”。从闵华《澄秋阁集》卷二《题江右李表母舅楷书册子后》，考得江世栋为歙县江村人，以书法名于江淮间。“岱瞻”这样一个后世无闻的名字，汪先生却通过文集考证出他的生平。虽说小人物的生平似乎无关宏旨，但石涛有四封写给他的书信，若没有对其生平的考证，这些书信很难在研究中被充分使用。更有意义的是，汪先生考出了若干像岱瞻这样的小人物，在讨论石涛行迹时，这些人物的生平发挥出不可或缺的作用。
汪先生广搜清初文集，许多文集中的史料都是由他首次使用的。这些材料我们不熟悉，也常常被人忽略。汪先生的搜集工作围绕艺术家交游圈展开，其基本方法是艺术家本人诗文集、艺术家友人诗文集、友人诗文集中所及人物的诗文集、艺术家同时同里作家诗文集，一圈一圈扩大开去。当然最需关注的仍是艺术家及其直接友人的诗文集。如程邃《萧然吟》孤本，卷首《良友赠言》收程氏五十岁以前知交三十七人的赠答诗五十首，见于诗题的人名又有一百七十多个，这无疑是程邃前半生社交活动的记录。根据《萧然吟》所及人物，再去搜集文集，定然会有不少相关资料，汪先生《程邃年谱》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写成的。
清人选集也被汪先生视为美术史资料之渊薮。今人选今诗，在清初的百余年中蔚为风气，仅面向全国的选集，就有数十种之多。如《诗观三集》、《国朝诗的》、《扶轮广集》、《岁华纪胜二集》、《国朝诗正》、《名家诗永》、《宛雅三编》、《诗最》、《国朝诗乘》等。这些选集中常收有作家集外诗，一些未有诗集传世的诗人作品更是赖此以存鸿爪。在为谢正光先生《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所作序言中，汪先生深有感触地说：“我很喜欢翻阅诗选集，特别是清初诗选集。因为从那里，我常常找到我所期望找到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而这往往又是别处所找不到的。”汪先生的考证确实从选集获益殊多。如在倪匡世《诗最》中有姚有纶《祝汤老师七旬寿》，题下注“师字岩夫，乙丑九月初八日诞辰”，据此可确知汤燕生（字岩夫）的生年。在刘然《国朝诗乘初集》中又有沈思纶《哭汤岩夫师》，刘然评语云：“岩夫为余老友，壬申。”汤岩夫的卒年又有了下落。倘若汪先生没有从选集中发掘出这两条资料，汤燕生的生卒也许至今还是悬案。
宗谱也是汪世清先生非常善于使用的资料。宗谱对于人物姓字、名号、世系、籍贯、辈行、事迹等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其收藏一般较为偏僻，不易罗致。如清初诸家曾为一位呼为“中翁”的人作书画册，在考证“中翁”名姓时，汪先生不仅使用汪济淳《脉望公集》等孤本文集，还使用《潜川金紫汪氏敦 目击 门支谱》，来确定“中翁”家族世系与兄弟姓名。在《江韬不是江一鸿》一文中，他比较了万历《重修济阳江氏宗谱》与乾隆《新安东关济阳江氏宗谱》中的细微差别，否定了江一鸿祖父辈迁居杭州的陈说。一般情形下，宗谱较为可信，但那些修纂时间较晚的，也会杂入不实的材料。如讨论八大山人世系问题时，汪先生认为《江西朱氏八支宗谱》乃入清八十余年的雍正年间所修，而又重修于民国己巳（一九二九），辗转传抄，多有缺漏错乱。他根据八大山人从侄朱堪注、直接友人朱观、间接友人李的诗文，结合朱元璋子孙的命名特点，雄辩地推翻了《宗谱》的错误说法，指出八大山人为“统”字辈，是宁藩朱权九世孙。
文字资料之外，传世的书画作品中亦蕴藏了许多信息，这些也是艺术史研究不可多得的材料。如石涛《丁秋花卉册》，其中有三开抄录“格斋诗”。格斋何人？汪先生在李《虬峰文集》中发现了他的踪影，其人卞姓，“素负艳才”。但是遍查清初选集、志乘，并无其他消息。他偶然翻到《至乐楼书画录》，在清代之部著录了禹之鼎《写古于夫子于亭图轴》，上有《江都后学卞恒久敬题五古》一首，钤“恒久”、“格斋”二朱文印，可知格斋乃卞恒久之号。又从王仲儒《西斋集》与朱观《岁华纪胜三集》卷前选诗人与参阅人中，获知卞恒久字梦龄。看起来，找到清禹之鼎《写古于夫子于亭图轴》这个关键性的证据具有相当的偶然性，但这正是汪先生长期关注书画作品的结果。在谈论石涛绘画时，汪先生经常将之称为“史画”，他认为石涛为好友所作的画，题跋均有故实，详加考证，即可得知石涛与好友交往之迹。其实，不仅石涛，清初许多画家作品中的纪年、上款、印章、题跋（诗）都具有史料价值，而过去，我们习惯于“但以画观之”。
黄苗子与薛永年先生在《石涛诗录》与《查疑》二书的序言中，都不约而同谈到汪先生考证工作的两个学术传统，一是乾嘉以来的朴学统绪；二是他治物理学史，有科学精神、科学态度与科学思维。秉承着这样两个学术传统，汪先生搜集资料不嫌其多，不避其杂；而考证过程中又十分注重方法的科学性。他强调任何历史事实的考证只有依靠直接而确凿的证据和科学的论证方法。证据必须具有三个品质，一是直接，必须与论证的命题直接相关――汪先生打了一个比方，可以用作论证八大山人有没有道家思想的证据，即使有上百条，却也绝不是论证八大山人是否朱道朗的直接证据；二是可靠，尽可能使用第一手资料，他提醒读者在引用第二手或晚出证据时尤其要慎重；三是准确，证据只能有唯一的解释。准确的可靠论据才是确凿的证据。只有根据直接而确凿的证据，才能得出准确无误、符合事实的结论。
在有关石涛生卒研究的力作中，汪先生具体而微地解析了他的证据观，完全可视为他为读者所做的示范。他举出有关石涛生年的五条证据，前四条为石涛手迹，后一条为石涛友人李《清湘子六十赋赠》。五条证据都直接、可靠，但最准确的却是李的诗歌。前四条材料都不能确定具体年份，都有一种、两种甚至更多的可能性，无法从中得出单一的结论。而李的寿诗作于康熙辛巳，“出腋知君岁在壬”句中的“壬”，只能是崇祯十五年壬午（一六四二）。关于石涛的卒年，李《哭大涤子》第一首后注“前年八大山人死”，第二首夹注“交恰十年”，八大卒年与李、石订交时间都是确切的，故其卒必为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一七○七）。至于其余文献――如著录中的绘画，其价值都不能与李氏挽诗相提并论。“我们只能根据李挽诗来证明这些说法的不可信，而不能用这些说法的证据来证明李氏挽诗的可疑。因为它们丝毫也不能证明八大山人不是卒于康熙乙酉，李与石涛订交不是始于康熙戊寅。”由此可见汪先生在证据搜集、辨别、勾连与解释中的科学精神与过人的思维能力。
汪先生用以论证的材料都是从文集、方志、选集、宗谱、书画、著录中一条一条爬梳而得，远非一般的索引书籍可以提供。即使是翻读原书，如果仅仅浏览目录也不能一下子发现，许多看似无关却十分紧要的材料必须逐字逐句阅读才能辨别其价值。没有地毯式的细致搜索，掌握如此丰富的材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在汪先生的研究中，大量的材料乃是第一次进入美术史研究的视野，因此，其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不言而喻。而能够这么做，既需要作者学术上的定力，也需要有足够的时间以为工作的保证。
但是，反观当下的学术体制，却常常不能为学术定力和时间提供保障。在目前大部分院校与专业研究单位中，硕士生、博士生要在三年内完成学位论文，此外还有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的硬性要求。教师的科研考核也完全是量化的，每年年终都要填写著作、论文、课题等各项指标的完成情况表，这直接关系到当年的岗位津贴。各个大学都重视课题，虽说课题能带来一定的经费，但同时也意味着严格的时间表。各种课题在申报时都有言在先，如果不能按时结题，申报者不仅要承担后果与责任，其所在院校新课题的申报也将受到连累。这样的学术体制逼迫研究者不断地努力制造学术成果。当人们为应付考核和获得学位、职称、经费而写文章时，体制便使得学术成为一种量化的产业，体制内的学者或多或少受到“截止期”的干扰，很容易产生体制性的浮躁。
相比之下，汪先生的美术史研究比体制内的学者有着更长远的目标，而少了许多直接的紧迫感与功利心。除了应邀参加学术会议需要在一定时间内完成某篇论文之外，他的写作通常并没有截止期。只有当他觉得某个问题到了可以解决的时候，才会动笔，这其间的等待也许是一年，也许是几年，也许是几十年。由于功夫做得到家，问题研究得彻底，那些带有结论性的成果便能让人们一劳永逸地享用。从这个角度看，没有体制约束的学术活动，倒也显出它的长处了。
（《卷怀天地自有真――汪世清艺苑查疑补证散考》，汪世清著，台湾石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二○○六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