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流、长今与“超女”_超女长得像张柏芝
时间：2019-02-17 05:34:0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随着韩流在东亚地区的风行，许多韩国学者开始致力于破解这一流行的秘密，破解韩流文化的DNA。其中，大家最关注的，是解释东亚人为何会接受并热衷于韩流这一问题。答案则会指向韩国文化本身的特性，即认为，韩流中蕴含着与西方文化或者其他东亚文化相区别的、韩国固有的文化DNA。比如说，李御宁认为韩国文化中携带着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嫁接形成的独特的文化DNA，韩流作为“半岛形文明”的产物,“并不从属于大陆或者海洋文化，而是大陆与海洋这两种文明混合而成的半岛型新文明”。由此，便可以说，韩流是向人们预告二十一世纪“半岛型文明”走向辉煌的一个征兆。
与李御宁相类似的见解是传播相当广泛的一种言说。在此，韩国文化的混种性是指传统和现代、东方（亚洲）和西方混合而成的混种性。韩国文化的这种混种性，一方面把西方文化过滤得符合东方人情愫，另一方面，还起到了将东方的因素改编成西方的、现代的因素，履行了双重的职能。此外，这一派观点还评价说，韩国文化实现了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完美的结合，在丝毫不夸张地融合西方和现代特点的同时，又拥有着东方固有的文化传统，例如，以儒教为基础的情感，以及重视家族的观念等所谓的东方的价值观、亚洲的价值观。正因为如此，韩国文化的这一混种性才会引起了东亚人的共鸣。
相反的一种观点，则认为韩流中独特的文化DNA催生于其近现代史。比如，白元淡认为，韩流之中蕴含着由于长期的边缘生活而造成的强烈批判性，此外，殖民地、分裂、独裁的历史所碰撞出的多元指向型文化，以及韩国社会的驿动性、互联网的双方互动型文化、驿动的文化生产力、对西方文化的改写等其他各种韩国的经验，也都起着作用。在与韩国有着相似历史背景的东亚地区，韩流之所以成为一种流行，原因就在于此。
如果说李御宁的看法代表了一种保守观点，那么白元淡的见解则代表着进步的观点，但是，从政治范畴来看，两者在对韩流的分析方法上是一致的，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分析方法。当然，不能说关于韩流的这种解释就是错误的。但是，从所谓韩国固有的文化DNA角度来解读韩流，其预设的前提是，韩国文化具有与其他东亚国家的文化相区别的某种独有的特点，而这一独有的特点相比于其他国家，具有文化上的竞争力优势。如此，则韩流在东亚的流行，就成了文化水平从高流向低，成了文化交流的单向模式。进一步地，韩流就成了东亚文化应该追求的一种理想文化形态，具有其他东亚文化所不能取代的突出意义和地位。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沿着这一立场进一步推进的话，那么，原来只是韩国这一个别国家的“文化”的韩流，必然会在不知不觉间超越国籍的界限，上升到一种普遍“文明”的水准。正是因此，李御宁视韩流为二十一世纪“半岛型文明”的象征，并认为韩国将会引导二十一世纪的新文明。而在白元淡那里，对于当前东亚选择了韩流这一现象的表述，与相信东亚的文化选择只能是韩流――对于韩流的一种未来的展望――二者互不区分，混淆在一起。把韩国固有特点结合进对韩流的分析，作为一种本质主义的解释，很容易最终发展成为在韩流上的民族主义。
然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不仅仅是韩国，即使在接受韩流的那些国家里，也存在着本质主义的观念，也在从韩流中提取韩国固有的文化DNA。 仔细观察当前韩流在东亚地区的流通和消费现象，就会发现，从流行歌曲和电视剧等韩流文化商品跨出国境走向东亚的那一刻起，韩流的国籍性（民族性）就已经变得更为鲜明并被强化了。 自韩流跨越国境之际，韩流生产国――韩国和韩流消费国――东亚国家之间，赋予韩国电视剧和流行歌曲以更强的国籍性（民族性）代码，这一项作业就由双方共同地开始了。在韩国方面，这一作业表现在从本国歌曲和电视剧中提取出自己独有的文化DNA，凸显出韩流与其他国家的大众文化的差异。在接受韩流的东亚国家中，则是一直以来都将韩流文化商品的内容与韩国固有的文化特点相联系在一起，或者将之与韩国实际面貌、韩国文化的实际面貌相联系在一起。
当然，韩流歌曲或者电视剧中的确存在着与其他国家的大众文化的内容相区别的国籍性，这是事实。韩流电视剧所表现的内容，在一定的程度上，确实也存在于韩国的现实中。但是，韩流歌曲或者电视剧的内容并非就一定是与韩国的现实相贴合的。韩国电视剧与其他国家的电视剧一样，大多情况下反映的是在现实中人们所匮乏的欲望。例如，在中国提到最多的，是被当成韩国社会特征而在电视剧中登场的儒教传统和对家庭的关爱，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事实，但是并不一定真的与韩国社会实际情况完全吻合。众所周知，韩国是世界上家庭暴力最为严重的国家，另外，目前，像韩剧里的“四世同堂”大家庭也很难真正见到。《大长今》中的女主人公长今、《爱情是什么》中的男主人公代发，以及《冬天的童话》中的俊相，在过去和现在的韩国，都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找到的形象。
但是，韩国歌曲或者电视剧的内容是否符合韩国文化的特征，或者是否与韩国现实相符，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一种现象的存在，即，韩流跨越国境被流通和消费着，而东亚的韩流消费者在观察韩流内容的同时，将韩流某些特定的部分设定为韩国文化的固有成分，并认为这就是韩国文化的实体。东亚消费者在消费韩流的过程中，不仅以为，而且乐于相信，韩流中所蕴含的东西在韩国是确实存在的，这种心态确实很有必要仔细分析一下。随着韩流跨越国境而越发鲜明的韩国的国籍性（民族性），烙印其上的，其实是东亚韩流消费者的欲望，这很值得凝神观察。用萨义德式的话来说，衡量韩流中的韩国是否与现实中的韩国相一致，或者解释韩国固有的文化DNA是什么，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必要检讨为什么东亚的韩流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会强调韩流的国籍性（民族性），并主动地构建“韩国独有的东西”这件事。这一观察，是从世界的视角而非以韩国为中心的视角出发，向东亚人发出“韩流对于东亚、对于东亚人是什么？”的质疑。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解释东亚的韩流欲望中所蕴含的韩国国籍性（民族性），而是为了解读通过东亚文化而暴露出的东亚人的欲望。
一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热行于中国电视剧市场的，都是以明星为主打、表现浪漫爱情故事的日流电视剧。但是，九十年代后期以后，日流电视剧为家庭题材的韩流电视剧所取代。那么，中国电视市场的这一变化意味着什么呢？由于大众文化现象总是蕴含着复杂因素，难以用某一要素来解释，所以从任何一个简单层面去理解都是不可能的。不过，意味深长的是，关于韩流之取日流而代之，中国的大众文化也在解释其中的原因，而在这一解释当中，首要强调的就是韩国和日本的国籍性。
在注意到这一点之后，当我们再考虑问题的背景时，就应该首先想到如此的事实――大众文化所表现出的中国人的欲望已经有所改变。日流风靡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正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现代化和城市化蠢蠢欲动的时期。但是，到了韩流流行的九十年代中后期，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促进与发展，其所带来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开始真正地进入中国大众的日常生活，并开始改变大众的日常生活和思维方式。因此，要探讨日、韩之“流”转，必须考虑到，在这两个时期当中，发生着中国大众文化消费者的大众欲望的变化。
当年，日流给中国大众文化带来的是千篇一律的由俊男靓女演出的浪漫爱情故事。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日本电视剧都是如此，但是，中国却仅仅引进带有如此特点的一类日本电视剧，本地观众也就产生了相应的固定印象。浪漫的爱情和恋爱，以及现代化方式的生活，也就成了被中国人重译而成的、所谓日本独有的并且也是在日本电视剧中所蕴含的日本文化的特征。之所以会如此，乃是因为当时中国大众，特别是青少年，充满着对浪漫的爱情和恋爱的热望、对现代化的憧憬。在改革开放之后，如此这般的现代化观念成为重要的标准，个人的价值得到大力宣扬，爱情和恋爱作为个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被披上浪漫色彩，加以理想化。以爱情和恋爱为题材的一类日剧，就是在这个时期，十分合拍地迎合了中国大众的这种欲望。
与之相比，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 以家庭问题为题材的韩国电视剧被大规模地介绍到中国。其中像《澡堂老板家的男人》或者《看了又看》等，或者表现出强烈的家长制式的权威，或者宣扬家庭伦理的珍贵性。这些电视剧在中国享有极大的人气，引发了韩流热风的盛行。在此之前，中老年阶层本来对韩流持有反感的态度。所谓韩流，原本以流行音乐为主，引发十几岁的中国青少年热追韩国歌手，在成年人的眼里，这样的韩流几乎等同病毒。在将这一人群转化成韩流的爱好者的过程中，恰恰是以家庭问题为题材的韩国电视剧发挥了重大作用。据观看这些家庭剧的中国观众认为，为中国人所丢掉的中国传统文化、儒教文化依然在韩国社会存在着。须知，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文化当中最重要的潮流，就是文化保守主义的浪潮，是传统的复兴。采用中国传统“汉服”的倡议出现了，祭孔仪式被恢复，小学开始教授儒教经典，大学中则设立了国学院。另外也很重要的一点，在五四以来的现代中国，“家”一直是破坏以及解体的对象，以“单位”或“公社”替代了“家”；但随着“国家―单位”体制进入解体以来，“家”的重建，变得对个人和国家都异常重要。 正是在当前的这一文化环境中，在文化保守主义的浪潮中，被中国人认为融合了儒教价值精髓的韩流电视剧，得以在中国市场享有爆发性的人气。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大众文化消费市场中，无论是日流和韩流的先后流行，还是韩流之取代日流，其促成力量，与其说来自日流或者韩流本身所具有的某种本质性的文化DNA，不如说来自中国大众文化的内部逻辑，来自中国文化消费者的文化消费的欲望。中国观众根据自身的需求，引进日本和韩国的大众文化，然后，又将引进之物贴上“日本独有”、“韩国独有”的标签――恰恰是通过这样的贴标签，而对引进之物进行了重译。
例如，二○○五年，中国大众文化界的最大事件，是“超级女声”和韩国电视剧《大长今》的流行。“超级女声”这样一个地方卫星电视台推出的节目，能够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享有巨大的人气，当然有着很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这一节目的特点之一是，参赛人员的进阶，依据于观众短信投票、中途遭淘汰的参赛者组成的观众审查委员会的投票，并且，是以透明的形式当场公布投票结果，这令人联想到政治民主的实践过程。因此，该节目的走红，实际反映了中国人的希望与需求――表达自己的意见，贯彻自身的要求，在保证公正而又透明的竞争秩序和竞争系统的条件下，做出自己的选择。
“超级女声”能够大为风行的另一原因，是触动了大众希望能够塑造“成功神话”的神经。在现今的中国，“成功神话”是一大流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成了新的国家意识形态。这一神话一方面不断地宣传不管是谁只要努力就能成功，另一方面也在宣扬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正当性，而人民也就深信不疑地被“成功神话”所吸引。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超级女声”恰恰提供了一个没有任何社会背景，只凭自身的实力与才能，就从十五万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修成正果的神话。此外，在与其他候选者进行竞争的过程中，竞争者之间在才艺表演等场合也需要相互合作，还要适当地照顾淘汰者，从而争取最终的成功。实际上，中国人在观看此一节目时，当然会狂热于冠军获得者的“成功神话”，但是，他们更狂热于最后的胜出者凭借其能力通过一道道难关，从底层逐渐登上顶峰的透明的成长过程。
同样在湖南卫视播放的韩国电视剧《大长今》，恰恰呼应了这样的心态。这部电视剧超越了男女老少的分群，即使原本反感韩国电视剧的人们也往往被其吸引，形成了一种“大长今症候群”。这其中有很多要素在起着作用，比如说电视剧介绍了已为人们所生疏的汉医学，还激起了人们对于韩国饮食的好奇等等。但是，综合中国观众的反映，就会发现，他们最关注的还是女主人公的“长今精神”，认为长今“不论出身如何，依靠后天的努力克服重重难关完成自己的人生”，最终得以登顶。在观众看来，由于长今拥有坚忍不拔的意志，面对困难不妥协， 发挥自强不息的精神，才获得了最后的成功。韩国网民曾就“长今给自己带来了什么”这个问题，对“长今精神”的特点做了这样的排序：“第一，坚定的信念； 第二，永不妥协的精神；第三，对工作真挚的态度；第四，享受克服、战胜自己的乐趣；第五，拥有同情心；第六，友情深厚；第七，不嫉妒他人， 将所有的精神集中在自己比其他人更擅长的方面。”
二○○五年，《大长今》赢得了韩流电视剧登陆中国以来最旺的人气，与中国观众收看本国电视节目“超级女声”并为之狂热，二者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叠的。通过“超级女声”节目的参赛者与《大长今》中的长今，观众演习了仅依靠自身的努力，从底层开始奋斗，最后到达顶峰的“成功神话”，同时，还满足了对公正的竞争体系的期冀。另外，即使是在为了成功而展开的炽热竞争中，长今也能照顾到周围的人，与周围的人一起同舟共济，她那善良的心灵也引发了共鸣。从这一点来看，在“成功神话”既是国家意识形态也是最强大的个人欲望的现今中国，“超级女声”和《大长今》的流行，是文化事件的同时，也是政治事件。
“超级女声”和《大长今》激起的热浪，是因为其中折射了中国人在自身的现实生活中所缺少的或者所希冀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 “长今精神”是被中国人根据自身的需求而重新加以构建了。这一“精神”由《大长今》而呈现，因此它当然属于韩国，但是，经过中国观众的重建，也就属于了中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韩国社会民主化以后，诸般新的、重要的社会话语浮现起来，女性主义便是其中之一，在韩国，《大长今》恰恰明显反映着女性主义的话语。在这部剧当中，没有其他韩剧中常见的“白马王子”（即有钱的男孩）拯救“灰姑娘”的老一套模式。与其他韩国青春偶像剧里的男性角色相比，闵正浩这个人物的作用相当有限。但是，韩国的《大长今》在跨越国界进入到中国以后，原来剧中的女性主义因素就大大地被忽略了。由此，可以说，在中国重构《大长今》的过程中，该剧中固有的文化基因(DNA)被本地文化消费者的欲望加以重建了，以至于产生了与韩国《大长今》既相同又不相同的另一部《大长今》。
“大长今”所以成为二○○五年中国大众文化的一个核心词语，正是由于上述缘故。 当然，《大长今》中令人垂涎欲滴的各式各样的韩国宫廷饮食勾起了以食为天的中国人的胃口，华丽的韩国宫廷服饰给中国观众提供了一饱眼福的机会等等，也就是说，剧中韩国特有的文化DNA也发挥了一臂之力。但是，这些固有的文化DNA与中国大众的欲望相结合，其所得的混成物却被认定为单纯的韩国特性，这一个现象，实在值得细加斟酌。
《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书系
主编资中筠、陈乐民
作者资中筠、陈乐民、冯绍雷、刘靖华
由资中筠、陈乐民主编的《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二○○○年初版，此次再版，作者分头修订，增加许多新的内容。为便于读者选读，改为《冷眼向洋》书系，分作四册：《二十世纪的美国》《二十世纪的欧洲》《二十世纪的俄罗斯》《二十世纪的国际政治逻辑》。
书系围绕美、欧、俄三大块，探讨对20世纪历史走向起决定性影响的思想体系和文明发展模式，特别着眼于政治思潮和人文的、精神的层面，以及从20世纪国际发展总体趋势中看全球化及其悖论。
三联书店 二○○七年八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