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视野下的唐宋变革:思想史视野中的汉代美术

时间：2019-02-17 05:34:21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万历年间写《宋史纪事本末》的陈邦瞻曾说，有明一代“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这时距宋亡已经三百余年。二十世纪初，严复谈道，“中国所以造成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这时距宋亡已经六百余年。宋以后各时代不断有人认识到，宋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对后来数百年间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要建构一个中国近世的原点，那么许多问题的追溯可能都会集中到宋代，赵宋一朝实际为十世纪以后的中国奠定了基本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格局，直到二十世纪前期，这种大格局在根本性的方面基本没有改变。胡适曾说主张中国的现代阶段是从公元一千年（十一世纪）的宋代开始的。如果要深刻理解中国的现代性转换，我们没有理由不关注这一前现代的原点。刘复生先生的新著《中国古代思想史（辽宋西夏金元卷）》就是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对这一原点进行的辨识和描述。
　　在辨识宋代文化特点时，各家都从不同角度进行表述。陈寅恪先生有华夏民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的论断；日本人提出了“唐宋变革”（the Tang-Song transformation）的范式来讨论唐宋之际中国社会发生的深刻转型，将宋代视为中国近世社会的起点。自内滕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这一范式以来，它一直是理解宋代社会的重要概念，前人重在从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对这一变革做深入研究，而对这一变革中唐宋思想文化的转换，虽有蒙文通“天宝、大历以降直到仁宗庆历新学术兴起”、傅乐成“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陈植锷“唐宋士人不同知识结构决定唐宋不同文化模式”以及包弼德（Peter Bol）关于“斯文”的论述，但我们对唐宋思想文化变革的细节仍然有待辨识。在刘先生的思想史研究视野中，思想不是存在于人头脑中的抽象观念，思想总是借着某种物质形式表现出来，它贯穿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体现在广阔、丰富的生活世界里，凭着历史学者敏锐的洞察力解读缤纷世界的种种物质和文化现象，就能把握到时代思想变革的深沉脉动。
　　书中随处显示了这种洞察，比如谈到宋儒的复古主义这一唐宋转型中重要的思想潮流时，就是从许多具体的方面切入问题，论述是多维度、多层次的。礼乐制度中的制乐改乐，刘先生提到唐代雅乐杂取胡乐，而宋代士大夫斥之为“郑声乱雅”，多次改乐以求合于理想化的三代雅乐传统。士大夫在制乐观念中倾注了深刻的文化价值关怀，马端临说：“士大夫之说则欲其律吕之中度，工师之说则不过欲其音韵之入耳”，专业的制乐人员工师们关注音乐实践中解决乐律“还宫”这类技术性问题，即现代音乐理论讲的“十二平均律”的问题；儒者关注的是合不合乎古代雅乐留下的“三分损益”的教条的问题，以及“此非胡俗之杂行者乎，宜雅乐之未易遽复也”（吴莱），即希望消除唐代以来胡乐对华夏雅乐的影响等文化价值关怀的问题。乐律领域的儒者和工师之争表面是音乐技术细节的争论，背后反映的却是宋代士大夫复古主义的思想观念。又比如战国以降流行的德运观念在宋代有了一个深刻的变革，郑獬不相信五德转移的政治神学，认为是衰世之说而非三代之典；欧阳修认为，王朝正统的焦点不在德运当否，而在于王朝的道德合法性和社会因素，以道德正统论代替神秘德运论应当是政治思想史上的一大进步。宋儒剔出包括“五运”说在内的谶纬思想，其实也是宋儒在复古主义思想影响下恢复理想化的三代醇正儒学的努力之一。憧憬兵农合一的井田制，倡复井田解决现实矛盾，贯穿有宋一代的“井田梦”是宋儒复古主义思想在又一个层面的表现。其他，如宋儒热衷于乡约、乡仪的制定以恢复淳厚古风，理学中人实践上古士人“深衣”古制，同样是这种复古思潮的影响。宋初有“疑古”思潮表面上看与复古是对立的，但宋初所疑之古主要是汉唐章句之学，宋儒是要抛开旧经学，直探《六经》中体现的圣人的精神本质，也就是说疑汉唐之古而复三代之古，说到底宋儒的疑古是另一种方式的复古，复古与疑古在这里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思想史在这种多维度的关照下，就不再是一些抽象的教条，而成为具有丰富层面和细节的历史场景，唐宋变革中的复古主义思潮的内涵在这种描述中显得生动、直观而易于辨识。复古一直是前现代的一个根本主题，回归过去的复古与面向未来的进步是前现代和现代思想层面的分水岭之一，直到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还借复古的主题谈变革，而《大同书》着眼于建构未来乌托邦才标志某种现代性的创生。作为现代性转换的前现代背景，复古主义的诸多内涵其实是宋儒奠定的。
　　追溯唐宋变革的根本原因时，一般将其归结于生产工具的进步，宫崎市定曾谈到了土地制度的变革和身份制的打破，而刘先生特别强调这两点是使宋代社会、文化不同于前代的根本所在。宋代田制不立，土地不再是国有，前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已经不是一个现实，国家允许私人占有大量土地，兼并成为合法，“千年田换八百主”，“十年财东轮流做”。土地自由买卖，“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由此使社会阶层垂直流动很频繁，身份制被打破，贵贱的身份区别在宋代没有多大实际意义，这在塑造宋代文化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宋代把晚唐以来的历史发展趋势继承和固定下来，并为后来的一个千年奠定了基本的社会、文化格局，具体到土地与身份这两点来看，唐宋之际的变革也是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大变局建构的近世社会的原点，一直到二十世纪的前半叶仍是塑造中国社会、文化的根本性结构因素。
　　我们在谈论现代性转换时，若具一种更为深远的历史眼光，关注到前现代的诸多原点性问题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可能更有利于我们全面深刻地理解这种转换，这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史（辽宋西夏金元卷）》的一种读法。
　　（《中国古代思想史（辽宋西夏金元卷）》，广西人民出版社二○○六年十月版，34.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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