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岁月|追忆红岩岁月

　　编者按:他们曾经在风雨如磐的岁月里生活、战斗在红岩；风雨之后，他们曾经在不同的时期和场合眷顾、追忆红岩。如今，这些革命先辈大多作古，留给我们的这些文字，牵起我们的无限追思和敬仰！值此南方局成立70周年之际，我们撷取刊发，以兹怀念。
　　
　　
　　王炳南:我所知道的南方局
　　
　　抗战期间，中共中央设在国统区的代表机关在武汉时叫长江局。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
　　会，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南方局，周恩来同志任书记。1939年初，南方局领导机构全部迁到重庆，负责领导整个蒋管区内党的工作。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东南局撤销。原东南局所领导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工作统归南方局领导。
　　重庆工委是1944年11月周恩来、董必武同志离渝后成立的，由王若飞任书记，继续负责南方局的工作，1946年夏南方局迁南京前夕，重庆工委撤销，成立了四川省委，由吴玉章、王维舟、于江震负责。
　　南方局是中共设在重庆的代表机关，它负责领导整个南方白区党的工作(包括港澳），是秘密的，对外公开的名义是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有时也叫中共代表团。
　　毛主席在延安党校的一次报告中就讲过，蒋管区党的工作主要是由周恩来、董老负责。一直负责南方局工作的主要是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同志，还有叶剑英同志。不过叶帅在重庆的时间较短，他主要是管军事工作。
　　当时南方局主要是通过领导下的各个组分别进行活动，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发动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斗争的。统战工作由统委负责，董老主管统委，他和王若飞就经常和一些民主党派的大头头以及知名人士如沈钧儒、章伯钧、张澜、黄炎培等等开座谈会，做这些上层人士的工作。军事方面的工作由叶剑英同志抓，外交活动则由我们外事组的人进行，青年通过青年组，妇女通过妇女组。各地下党也经常秘密派人来办事处联系工作，领取指示回去。同时，我们还通过公开的《新华日报》宣传我们的方针、政策，揭露敌人的反动活动。
　　当时我们的三大政治口号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廖志高:南方局将机关设在红岩的由来
　　
　　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一开始在机房街，南方局也设在这里。1939年“五三”、“五四”日机轰炸重庆，把机房街房子炸毁，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就搬到了红岩。
　　红岩这个地方怎么来的呢？在日军对重庆进行大轰炸时，南方局为避免在重庆机房街的房子被炸后，没有个适当的办公地址，要我设法在郊区找一个地方办公。我想到红岩这个地方在郊区山上，主人饶国模虽是个大地主，但为人开明，并且她的儿女都是我们的党员，她又特别喜欢小儿子刘圣化。我向南方局报告同意后，就要刘圣化和他的兄姐们去同他妈妈商量，饶国模欣然应允。以后就由办事处周怡等同志去同她谈。
　　饶国模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饶国梁的妹妹，受革命影响，她同意我们在那里修房子，还在备料和修建过程中为我们出了很多力。房子动工后，她的工作改由南方局（或办事处）的同志去做。不久，她的儿女们由南方局先后送到了延安学习。这样，她与党的关系就更密切。红岩这个基础之存在，对党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红岩这个地方很重要，它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所在地，南方局的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博古等同志都在那里。在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是由南方局领导的，红岩起着重要的作用。
　　
　　孔原:“南委”和“西南工委”的由来
　　
　　1939年冬，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针对当时国统区的形势和我党工作的需要，决定在南方局的领导下设立两个地域性的工作委员会，使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同南方局的公开合法活动分开。这两个委员会一个是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管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区工作，以方方同志为书记，参加领导的还有张文彬同志以及涂振农等;另一个是西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南委”，管川东、川康、云南、贵州、鄂西、湖南等地区工作，以孔原为书记，参加领导的还有钱瑛、廖志高、于江震等同志。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特务机关发布《处置异党活动的办法》，或者叫做《处置共党条例》，在他们所列的大后方地下党的黑名单中，头一个名字就是我的真姓名陈铁铮。为了保护我的安全，周恩来同志决定把我从地下党调回办事处，担任南方局组织部长的工作，由钱瑛同志接任“西南委”书记。
　　
　　荣高棠:我在南方局组织部
　　
　　据我了解南方局组织部开始是博古负责，1940年博古回延安后，孔原同志接任，1943年孔原同志回延安，又交给了张明(即刘少文)，一直到我离开南方局时都是张明同志负责，1945年冬钱瑛同志从延安到重庆任重庆局组织部长。钱大姐从西南工委撤回南方局后，还是在组织部工作，1943年夏她回延安去了。
　　
　　南方局组织部的负责人，先后就是博古、孔原、张明(即刘少文)。重庆局时是钱瑛同志。
　　1941年6月以前在组织部工作过的同志，我记得的有黄文杰、廖似光、张月霞。我到南方局的时候，组织部除孔原同志外，还有两人:一个是石磊(即曹瑛)同志，一个是龙潜同志。石磊同志是1940年11月到红岩的，1941年10月离开重庆回延安。石磊同志走后，组织部办事人员就我和龙潜两个，顶头上司是孔原同志，他管我们两个秘书，我们的职务叫秘书，但都不这么叫，当时如果有人叫荣秘书、龙秘书，就要把人笑死。后来，于江震上来了，也是秘书。湖南的高文华同志，湖北的蔡书彬同志，四川的廖志高同志也上了山，在组织部住过，他们是协助工作，等候去延安，不是组织部的工作人员。在组织部工作的同志，还有何清、管平、李惠文(陈远绍爱人)。南方局组织部人员的前后变化情况就是这样。
　　南方局组织部的工作有三个部分:贯彻执行党的决定，完成党的政治斗争任务;发展组织，巩固组织;干部的管理调配。组织部的工作，总括起来讲主要就是这三个部分。另外，还管党费、交通等等。
　　
　　许涤新:皖南事变中进行的阶级教育和气节教育
　　
　　为了防备国民党蒋介石搞全面破裂，搞突然事变，为了尽量减少党和进步力量的损失，南方局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有计划地把党内外一部分干部，分别送到延安、苏北和香港南洋，还有一些转入西南内地，找公开职业掩护。这样，留在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坚持工作的只有一小部分干部。对于这一部分留下来坚持工作的干部，周恩来同志反复地进行阶级教育，不断地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大节相勉励。无论在大会上，在小会上，以至在个别谈话中，总是不失时机地以先烈们坚贞不屈、壮烈牺牲的可歌可泣的历史进行教导。他向我们谈李大钊烈士的崇高品质和优良的工作作风;他还为我们谈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蔡和森、向警予、彭湃、杨开慧及杨匏安等同志的光辉事迹。1941、1942年那段时间，日寇飞机经常轰炸重庆，几乎每天都有空袭警报，警报时间也相当长。周恩来同志连躲避空袭的时间也不放过，经常在防空洞中为我们讲先烈的壮烈故事。还在防空洞中念诗给我们听，有好几首，可惜我只记得杨匏安烈士的这一首诗: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投止思张俭，迟行笑褚渊。行矣自兹别，相视莫潸然!
　　
　　
　　童小鹏:南方局的整风学习
　　
　　1942年2月，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先后发表，周恩来看到后十分重视，立即在南方局会议上讨论整风学习办法。
　　由于许多整风文件国民党不让在《新华日报》发表，地方党不容易收到，周恩来曾电告中央办公厅通知新华社，每天专门定时向国民党地区广播，除播发战争和建设新闻外，并播发整风学习材料，可公开发表的，用明码播出，不宜公开发表的，用比较简单的“党密”播出。这样，南方局就可设专台抄收，使密台专门收发机密电报，不互相影响。新华日报和地方党只要一部收音机就可直接收到新华社新闻和学习文件，使整风学习同时在各地开展。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南方局又专门布置了在文艺战线工作的党员和进步分子学习，并联系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端正文艺思想，促进文艺工作。
　　1942年3月14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示党报应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呼声。南方局立即对《新华日报》的整风改版工作进行了讨论和布置。在广泛征求读者意见的基础上，又在内部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了经验，指出了错误和缺点。
　　为了帮助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开展整风学习，在周恩来倡导下，创办了《团结》专刊。《团结》刊头的两个字，是毛泽东亲笔题的，这是怎么来的呢?说起来，事有凑巧。早在1938年8月，周恩来、王明、博古、徐特立回延安开六中全会，我随行，带了一本日本棉纸到延安请中央负责同志题字，备必要时使用。我先请毛泽东主席题字，他即题了“团结”两字。我一直保存下来带到重庆，也没想怎么使用，恰恰送电报给周恩来看时，他正在写《团结的旨趣》，知道要出《团结》专刊，我忽然想到还保存有毛泽东的题字，我马上拿来给他看，他很高兴地同意即以毛泽东题字连他写的稿子送报馆，报馆即用木刻刊上。大家看到毛泽东的题字后都很高兴。殊不知这是意外的收获。以后许多同志都根据整风的精神在《团结》上发表文章。
　　
　　为了配合整风学习，我们三楼的“鸡鸭行”支部，自己编了一出描写“主观主义”的小戏，是写一个教条主义者只会背战斗条令，敌人来了不会指挥队伍，一个经验主义者把山地战的经验用到平原，结果两个都失败了的故事。剧情虽然很简单，但把主观主义者搬上舞台，给大家以深刻印象。
　　周恩来在整风学习中，不论在言论上或行动上，总是根据整风精神严格要求自己，言行一致，身体力行。1943年3月18日他写的《我的修养要则》七条，1943年4月22日向干部报告的《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都是他的经验总结，也是他早就实行了的。不仅当时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整风学习，到1943年春基本结束。
　　我们参加过红岩整风学习的同志，都深感思想改造的重要和牢记所受的教益。周恩来、董必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我们的教导，永远是鼓舞我们前进的精神力量。
　　
　　郑伯克:在“三勤”“三化”中推动民主运动
　　
　　1941年2月，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带领一批叛徒、特务到了成都，策划大规模逮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南方局通知:本届特委领导成员全部撤离。于是我和特委的同志离蓉赴渝，到红岩村南方局机关报到。
　　5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恩来同志约见了我，通知调我到云南去主持工委的工作。他指示:今后省工委的任务是，遵照中央确定的隐蔽方针，把云南党建成秘密的巩固的党，为此，从组织形式到工作方式必须都相应地转变过来。
　　约见结束后，我随孔原去到他的住处。当谈到党员要职业化时，他明确指出:包括省工委的负责干部，都应毫无例外地职业化;当谈到党员要社会化时，他强调要做到深入社会，就需要有丰富的知识。
　　到达昆明后，我办的第一件事是从前届省工委手中把党员关系接过来。当时，工作中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贯彻在长期埋伏中积蓄力量的方针。南方局提出的“勤学、勤业、勤交友”的口号，是实现在长期埋伏中积蓄力量这一目标的具体途径与有效方法。因此，要求党员不仅政治思想强，勤奋工作，通晓业务，而且热忱待人，助人为乐，使群众乐于与我们亲近。为了落实这一要求，省工委规定，每个党员必交三至五个朋友（其中思想进步的至少占半数），然后通过他们，一层层扩展，使之逐步成为9人、15人、25人……这样凝聚在党周围的力量，经过日积月累，就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经过一两年时间，交友活动取得明显成效。在全省各地党组织周围，普遍聚集了数量多于党员若干倍的进步分子与中间分子。
　　1944年秋，根据形势的变化，省工委决定，要不失时机地带领群众，一个一个地夺取和扩大工作阵地。我们从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以及部分中学的学生自治会选举着手，使进步力量掌握了领导权。机关、企业职工中也是如此。随着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又出现了许多新的活动方式。这样，在昆明，一个以学运为主，团结、争取部分教师、职工参加的民主运动开始兴起。
　　1944年9月，我从昆明到重庆汇报工作。董老和若飞同志听取了我的汇报后，主要由若飞同志与我谈话。若飞同志联系云南的实际，对武装斗争问题作了分析。这一期间，有一次董老把我叫到他房里，叮嘱我:地方工作主要由你负责，做对了，成绩有你一份;做错了，则惟你是问。并提醒我目前形势不同了，你不应象前几年那样，把过多的时间花费在那掩护职业上。
　　工作接洽完毕离开红岩，搭若飞同志的车进城，在车上，他再一次嘱咐我要以西南联大为重点，下功夫抓好。
　　这次回滇后，省工委首先抓紧了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的地下外围组织的工作。我们在学生、工人、职青中，分别建立了“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民主工人同盟”（简称“工盟”）、“新民主主义者联盟”（简称“新盟”）。它们都有章程，明确规定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奋斗为自己的纲领。
　　从1944年秋到1946年春约一年半时间，我们的工作重点放在城市群众运动上。它发展迅猛，而且，把各阶层发动起来了，广度和深度都是空前的。
　　群众运动的高涨，使顽固派惊慌失措。我们也预料国民党顽固派迟早会下手镇压。因此，在胜利形势下必须居安思危，坚持那些行之有效的隐蔽措施。
　　1945年10月，由于形势的发展和当地环境的骤变，城市群众运动进入了一个与反动统治势力短兵相接的阶段，终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但是，血腥屠杀并没有使广大群众退缩，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市学联总罢课，教师总罢教，群众性的哀悼被难烈士活动，以及在云南各专县、国统区各大、中城市和解放区，广泛开展的多种形式的声援活动，汇合成一次以声讨国民党反动派内战独裁罪行，要求和平民主，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为中心内容的斗争高潮，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一”运动。
　　农村工作方面，在结交朋友的基础上，逐步积蓄力量，随后建立起兄弟会、姊妹会、互助会等半秘密组织，团聚了成批的积极分子，在条件具备的地方，还开展了抗捐等项斗争。
　　全面内战爆发以来，云南军政当局秉承蒋介石意旨，对人民进行血腥的统治，云南共产党面对着穷凶极恶的敌人，展开了尖锐巧妙的斗争，工作取得了全面进展，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徐迈进:《新华日报》关于宣传报道的方针
　　
　　在党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以前，我们在国内宣传方针是团结抗战。在国际宣传方面，我们着重宣传反侵略、反法西斯斗争。与此同时，我们提出了提高质量和发展数量的三个口号，即“编得好，出得早，销得多”。这三个口号从武汉时期就提出来了，经过党中央肯定，就成了我们办好《新华日报》的三条基本的原则。
　　编得好，就是要报纸的各个版面，每条新闻，以至大、小标题都尽量编得扼要、醒目，反映问题集中突出，文字上要能使广大群众都能看得懂，而且还要有创造性。例如:综合报道，就是我们《新华日报》创造的，是熊复同志在做新闻编辑时创造的，是其他报纸所没有的。
　　出得早，这也是《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在发行上能取得优势的十分重要的一环，而要做到这一点很不简单。我们在出报的过程中，不仅有封锁与反封锁的斗争，还要跟其他各报纸竞争。人家物质条件比我们好，有卷筒机，平板机也比我们多，纸张充足，并且比我们好。我们要胜过他们只有从工作上改进，其困难是很大的，但我们做到了，我们的报纸出得比他们早，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就表现出来了。我们提早出版，突破了特务的种种封锁。
　　销得多，做到了。编得好，出得早，对销售增加当然是有利，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要做到销得多也并不容易。为了能销得多，我们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采取了公开的和秘密发行同时进行;面、线、点三者结合的办法，并随时根据情况改变我们的发行。在全报馆同志的一致努力下，《新华日报》真正实现了编得好、出得早、销得多，这是我党在国统区新闻战线上的一重大胜利。
　　六中全会以后，我们的方针还是坚持团结、抗战。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后，我们的宣传报道方针根据党中央指示的精神，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们的宣传报道方针，除了前面提出的如团结、进步等等还要继续宣传外，着重提出了和平民主建国的方针。
　　《新华日报》采用了一种以开展各种活动的方式来体现我们党的宣传方针。这就不是用文字、版面来反映，而是以艺术形象来反映。例如:我们根据周副主席的指示，利用《新华日报》七周年纪念，在化龙桥报馆的球场上举行了一次招待会，招待重庆的文化艺术界、工商界及各方面知名人士，在会上演出延安的秧歌剧。那可以体现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这就给文艺界指出了方向。这对大家的影响还是很深刻的。
　　
　　许涤新:关于《群众》的情况
　　
　　《群众》是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机关刊物，它同《新华日报》像两把锐利的宝剑，深深地插进国民党反动派的胸膛！
　　《群众》于1937年12月11日在武汉创刊，它比《新华日报》的出世，还早一个多月。在这一个多月中，《新华日报》编辑部的同志，集中力量办这个刊物，到了《新华日报》出版以后，才在编辑部里指定几个人专门负责《群众》的编辑工作。
　　《群众》出版的初期，正是国民党忙于从南京、上海步步败退下来的时候，这个反动而腐烂的统治者为了应付事变，来不及对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进行压制，因此，《群众》在这个时期发表了不少有关推动群众运动的文章。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很久。1938年7月，国民党不但宣布《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及《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而且解散了武汉的许多救亡组织。跟着抗战困难的增加，国民党的反动性也就越来越厉害了，在这种情况下，《新华日报》同《群众》的困难也必然是与日俱增。
　　从1937年12月到1946年6月的8年间，《群众》正如《新华日报》一样，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高压之下，进行着艰苦的斗争。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的迫害，大体有这几个办法:一是检扣稿子。二是替我们改文章。国民党的检查官比日本人还要高明:日本统治者对于它的国内的进步书刊删去多少字，补上多少个X;而国民党检查官在删节以后，却不许补上X，不管理通不通，总是把相差很远的下段同上段连接。我们对付的办法是把被删的地方，开了“天窗”，留出空白，让读者知道。三是迫害读者。凡订有《新华日报》和《群众》的人，都成了特务们盯梢的对象。四是任意截留邮件，使订户不能经常接到《群众》。这些蛮横的、无耻的做法，当然给予我们不少困难，但是，我们的工作并没有因此就停止。
　　《群众》和《新华日报》对于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宣传，对于国统区的人民，发生了巨大的影响。1944年重庆曾经有一些民主人士和记者到延安访问，回来之后有的写了文章、写了小册子，大体上也证实了边区建设的成就，证实了《新华日报》和《群众》的介绍之正确。生活在恶性通货膨胀的狂涛打击之下和失去了呼吸自由的国统区的人民，怎能不向往丰衣足食的新民主主义的陕甘宁边区呢？
　　1946年“旧政协”闭幕以后，《新华日报》准备在上海和南京出版。蒋介石决心打内战，上海、南京的《新华日报》筹备处虽然建立起来，但是，出版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为了对东南各省进行宣传，党就在上海《新华日报》编辑部的基础上，出版了《群众》。这时的《群众》是周刊，它负起了党报的战斗任务，用各种方式，揭露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揭露美蒋勾结和国统区的殖民地化，揭露国民党政府的恶性通货膨胀和财政破产，揭露国统区人民生活的痛苦与民族资本的没出路，同时，宣传解放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成绩和广大农民在土地改革运动的翻身。随着国内政治的日趋恶化，《群众》的任务也就越来越艰巨了。
　　1947年2月，国民党蒋介石最后断绝了国内和谈的一线希望，在重庆封闭《新华日报》，接着强迫中共代表董必武同志和其他工作人员离开南京和上海，这样，在上海出版的《群众》，也就被迫停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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