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息的川江 永远的号子|川江号子传承人
时间：2019-02-19 05:32:3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从四川省宜宾市到湖北省宜昌市1000多公里的长江江段俗称川江，航道艰险，险滩密布，礁石林立，水流湍急。在千百年的木船航运时代，行至不能鼓帆或摇橹难行的激流险滩，就靠船工强拉硬推。船工们在与凶滩恶水的殊死搏斗中，为了十几个、几十个甚至上百人步调一致，确保木船顺利前行，他们发自本能地高喊号子，或协调用力，或鼓舞情绪，或消除疲劳。一代一代传唱下来的川江号子，就像一扇窗户，透过它，可以窥见这条母亲河边古往今来人们的生活。
2009年，三峡工程完工后，水库将逐步蓄水至175米。那曾记录中华民族几千年斑驳历史的三峡，以及沿江城镇、村落和古迹，都已渐渐沉入水底。但那些依附长江特殊的地理环境而产生、发展的文化与艺术，依然长存人间，就像那滋养了无数华夏儿女的长江，生生不息。
川江号子就是其中之一。因此，2006年她当之无愧地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劳动者的歌
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曾述:“我们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地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到 ‘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
川江号子就是一首“嘿哟嘿哟”之歌。
关于川江号子具体的形成时间，有不同的说法，因时间久远，现已无法考证。据推断，应该是川江上有了专业的木船航运，就有了川江号子。
古代的巴国和蜀国，被崇山峻岭裹挟，仅两个主要出口，一是剑阁山道，一是川江水路。后者经三峡，连中原，通东海。自从有了商品和商品交换，这条路就担当起对外交流的大动脉作用，十分繁忙，有道是:“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近年来，在川沿江流域陆续发掘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的“石锚”、东汉时期的“拉纤俑”等文物，为当年的风光提供了直观的佐证。
然而，川江并不好走。它是典型的山区河流，花岗岩河床极不规则地排列，使得江水落差大，流速快，加上江中石嘴、石梁、石盘、暗礁犬牙交错，急流、跌水、泡漩、涌浪环环相连，行船十分危险。其中三峡河段更是呼作“天险”，其200多公里河段内竟有各类滩险七八十处，古人形容其“滩如竹节稠”，且“滩滩都是鬼见愁”。号称“枯水滩王”的青滩，乱石雍江，如同一道堤坝，江水翻堤而过，上下落差高达1米多，滩下水流如矢，最严害时达到7米多/每秒，就连鱼、鳖也不能上，世所罕见。上行船若无岸上助力，根本无法航行。然而对比崆岭滩，青滩之险又略逊一筹，民谚云:“青滩、泄滩不算滩，崆岭才是鬼门关。”崆岭滩区内，一块200多米长的礁石纵向而卧，将水流劈为南北两半，航漕分外狭窄，其间却又蹲伏200余块明、暗礁石，船在其间，只能插缝航行，操作上稍有不慎，即会船毁人亡。很长时期，船行至此，都得卸载，空船拉纤过滩，所以最初叫“空�”，后才依其偕音改为“崆岭”。建国前，这里年年都要坏船数十只。清朝政府一度在滩区下游设“救生船”，专为打捞滩中落水者。20世纪初，外籍轮船闯进川江，第一艘是德国的“瑞生”轮，它就没迈过崆岭这道坎，触礁沉没。这次试航备受国内外航业界关注，噩耗传出，业内为之震动。以后人们谈及川江航路，自然就想起了那句古诗:“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尽管如此，川江船还得走，于是，在那特殊的环境中，就产生了特殊的职业:川江桡夫和川江纤夫。前者在船上操篙弄桨，后者在岸上负缆拉纤。他们少则十几人，多则几十、几百甚至上千人，齐声吆喝，共心协力，脚蹬手爬，用如铁的肌肉同凶滩恶水角力，生生把一只只船拉过滩险，维持着川江这条交通动脉的通畅。这是一种绝处求生的抗争。
但如果只把这种现象放在经济层面去看待，那就很难真正理解其丰富的内涵，事实上，这种独特的生产方式，有很深厚的人文环境基础。
川江一带曾经是巴人的地盘。这个原始部落以白虎为图腾，粗犷剽悍，他们生活在山水之间，伐木刳舟，猎熊叉鱼，天地不惧。而三峡的旷世奇险又为他们提供了安全保障，他们在物产丰富、气候宜人的川江流域，过得无羁无绊，自由自在，因此性格直率豪爽，乐观畅达。周武王伐纣，就是巴人打的先锋，锋芒所向，敌人纷纷倒地。而且他们战术很特别:“歌舞以凌”，就是唱着舞着，在激越的旋律中厮杀，表现出一种不把一切困难放在眼里的大无畏气概。这种民族精神代代传承，给予纤夫和桡夫信心与勇气，所以他们面对川江，敢于踏滩斗浪，用独特的生产方式推动着人类文明，尽管那样做非常地危险和艰难。
正如朱光潜先生那句名言:“民歌在野蛮社会中最发达。”纤夫和桡夫在与凶滩恶水斗力中，创造了撼山摇水、穿云裂帛的川江号子。
拉船过滩，有时生死就在一瞬间，要么化险为夷，要么打张毁船。为了绝处求生，纤夫、桡夫们只得拼死一搏。号子头首先扯开嗓子仰天大吼:
“吆哦嗬，哦――”
成百上千的人立即负缆于肩，用胸音齐声应道:“嗨――！”声音低沉而厚重，有如虎啸狼嚎。
号子头提高音量再一声:“吆哦嗬，哦――”
众人齐刷刷匍伏于地，脚蹬手爬，同时放开喉咙，合着节拍回应:“嗨！嗨！哦、哦、哦，吆哦吆嗬哦，嗨！嗨！嗨！嗨！嗨！嗨！嗨！”声音穿云裂帛，令人毛骨悚然。此时纤缆嘎嘎作响，就是碗口粗的竹缆也被绷直。
号子头竖眉瞪眼，以更鼓动人的音调再吼:“吆哦嗬，哦――”
众人此时已经筋腱鼓胀，血脉贲张，几近疯狂，他们杀气腾腾地喊着:“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声音震天撼地，在峡谷中激起巨大回声。
……
这惊心动魄的场面，在世界航运史上极为罕见，在世界江河文化中独一无二。
川江号子基调高亢、激越、雄壮，充满阳刚，但还是不免夹着一丝苍凉，那是纤夫和桡夫心中的呐喊。川江航路在经济社会中的位置如此之重要，川江纤夫和桡夫在航运中的作用如此之不可或缺，但封建社会却对纤夫和桡夫十分不公。纤夫和桡夫从下游千辛万苦把船弄到上游，赓即就没了生计，运气蹇的，几个月回不了家，流落在沿江城市街头。而当地官府为了方便治安管理，往往不准他们在城内过夜，于是他们只能宿于江边山洞或庙檐，在彻骨寒风中抖抖瑟瑟盼望日出。清晨城门开启，他们衣衫褴缕一涌而入，为人扛抬负重、扫地拾秽以资口食。降滩斗水的豪情和世态炎凉的委屈交结于胸，化作愤懑与怒吼，借号子声声尽情渲泄。
如果说纤夫和桡夫是川江的魂魄，那么，川江号子就是其文化内核。
命运与激情
最能展示川江号子激情的，当数抗日期间那次大抢运。1938年，上海、南京、武汉相继沦陷，日军步步逼至三峡出口宜昌。而此时，9万吨国家重点工业设备堆积在宜昌码头，数万各界同胞困在宜昌城内，情况万分危急！国难当头，850余只民间木船被紧急征用。一时间，三峡中号子声声，彻夜不断。日机轰鸣、炸弹呼啸，船工们都没被吓退，船被炸沉了，落水人爬上岸继续拉纤。遇到水浅处，船工们更是前拉后推。在炸弹激起的冲天水柱旁，一艘艘船只破浪前行。终于赶在宜昌沦陷前将物资和人员抢运进峡，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立下了旷世殊勋。
有外国记者拍下了抢运中那些感人的画面:几近全裸的拉船人，在寒风凛冽中沿着江岸匍匐前行，纤缆指向，是满船的战时物资。照片在美国著名报刊登载，震撼了全世界。
唱出巴渝风情
巴渝偏居西隅，受中原正统文化的规范较少，川江号子作为巴渝文化的结晶，体现出纯真、质朴的地域特色。
“十唱十不同”是其中之一。川江号子音调大致统一，但曲牌、曲调和演唱形式很多，目前收集整理到的曲牌就达近30种，其唱腔视劳动状态的不同而有四平腔数板、懒大桡数板、起复桡数板、快二流数板和落魄腔数板等种类。在长江各个航段及众多支流上，还有一些唱腔唱法大同小异，但又各具特色的支流号子。
许多号子头往往是地方戏曲的爱好者乃至优秀的表演者，因而，许多号子糅进了川剧、花灯、车车灯、竹琴、扬琴、清音、金钱板、荷叶里等民间曲艺的唱腔唱法，演绎出不同的风格，使号子的地域韵味更加丰富和浓厚。
然而川江号子最显著的特点，还是其贴近生产、生活。
川江水势复杂多变，在不同的河段、不同的水势中，要唱不同的号子。开航时，船工们架好桡，号工屹立船头，即起腔喊“起桡号子”，把船工的注意力集中起来，继而循序渐进逐步展开。在船放江流时，众人反复应“喔嗬”，这是桡子板在用力划水。上水时，号子头走在纤夫前头领唱，边拉边喊:“船只要上滩，两眼都望穿，拉得汗如雨，船在浪中颠……”声调雄壮高昂，众人则应“嘿拉哟咳”。遇到陡坡，号子头就喊“起呀！起呀！”众人就应:“也！也！”总之，号子随山势水情而变，时而雄壮、血性，时而舒缓、调侃，在质朴中透出一股特有的灵性。
在水流稍略平缓的地方，号子头往往将生活内容随意填入，表现为一种生活“写真”。
“手提搭帕跑江湖，哪州哪县我不熟;‘长寿’生产沙田柚，‘忠州’好吃豆腐乳;‘合川’桃片‘保宁’醋，‘云阳’盐巴运下河……‘奉节’本叫夔州府，古迹‘白帝’来托孤;‘臭盐碛’武侯显威武，河下摆了八阵图……”这首《跑江湖》，将地域名称与主要物产串连成歌，描述了峡江两岸的风土民情、古迹物产。类似的还有述说重庆城十七门中九道主门的《说重庆》，以及搜尽沿江滩口的《川江两岸有名堂》、《数滩》、《数码头》，等等。
“今天出门好灵光，看到么妹洗衣裳。手中拿根捶衣棒，活像一个孙二娘。打得鱼儿满河跑，打得虾子钻裤裆。惟独对我咪味笑，笑得哥哥我心发慌……”“小河涨水大河清，打渔船儿向上拼;打不到鱼不收网，缠不上妹不收心。” “太阳落坡四山黄，妹儿出来晾衣裳;衣裳搭在手腕上，手把竹竿哭一场。问你妹儿哭啥子，别人有郎我无郎;只因去年发大水，卷走桡片淹死郎。”“豌豆开花要长角，我来说个恶鸡婆，别个婆娘样样好，我的婆娘实在恶。清早要我生早火，夜晚要我脱裹脚，好说歹说不依我，罚我下河洗裹脚。裹脚臭得人难过，拿根棍棍敲下河。敲下河里更可恶，水都浑了大半河。上头浑到朝天门，下头浑到唐家沱。沿河两岸不依我，要我担水洗大河。全靠老天凑合我，落泼大雨祸才脱。”
这类号子，调侃、诙谐、轻快，充满了生活的情趣。船工们用其独特的语言，传达了川江一带民族生存过程最精炼的信息。
在川江号子中，“号子头” 非常重要。纤夫和桡夫都背对船头，看不见船头水情，全靠号子头传递信息。号子头随时根据水情变化，指挥众人或急或缓，或轻或重，一人领唱，众人相和。一定程度上，船和所有人的命运皆系于号子头。号子头这种特殊岗位，造成了许多技术能人，据说当年青滩曾有号子头站在纤缆上领唱。
1955年，以范裕伦为“号子头”的团队，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放开喉咙演绎“川江号子”，一炮走红，夺得金质大奖，成为新中国在音乐作品上获得的第一个世界级金奖。1987年，受法国文化部的邀请，重庆的号子头陈帮贵、蔡德元与一位民歌演员一道参加“世界大河相聚在罗纳河”的阿维尼翁民间艺术节，没有伴奏，也没有伴舞，三幅肉嗓子说吼就吼，轮流领唱，让异国观众们听到了一种震撼心灵的声音――就像穿树叶、用石斧的祖先，在峡江里随心所欲地扯着嗓子放歌，富有鉴赏力的法国人为之疯狂。
永恒的记忆
建国后，国家加强川江航运建设，大规模治理航道，用机动船替代木船，川江号子渐渐淡出经济领域，尤其葛洲坝工程和三峡工程建成，往日的急流险滩沉没江底，川江天堑彻底变通途。川江号子作为一种特定环境中的生产手段，终于完成了历史使命。但她创造的文化信息依然长留人间，迄止今天，有关它的一切，还在不断被人忆起，被人诉说，她是值得我们永远珍惜的宝贵文化遗产。
如今川江号子已经由“野生”变为“家养”，转为一种特殊的舞台艺术，有了专门的传人。但失去了所依赖的客观环境，川江号子的传承、延续是否还能保持其特有的质朴和血性？这是我们应当认真思考、对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