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沉默_我怎能保持沉默？

时间：2019-02-19 05:32:55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编者按:1945年,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在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期间，重庆毅然担负起了中国战时首都、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舞台的历史重任，为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值此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本刊开启新栏“抗战风云”，以反映中华民族暨重庆人民在那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建立的伟大功勋。
　　
　　
　　“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胡锦涛
　　
　　【章开沅】祖籍浙江湖州，1926年生于安徽芜湖。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第一、二届评议组成员、召集人。
　　章开沅教授在辛亥革命史、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等研究领域都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对于重庆大轰炸，我怎能保持沉默？我不仅是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者，而且还是重庆大轰炸的亲历者、目睹者。当时我曾寄宿南岸亲戚家中，在轰炸最猛烈时，从防空洞口可以看到重庆市区滚滚喷发的火焰与浓烟，连江水都被炸得激起高达逾丈的巨浪，这种惨烈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1938年秋，12岁的我离家到江津德感坝就读于国立九中。有年暑假与几位小伙伴在池塘里游泳，正好碰上日军轰炸重庆市区的飞机顺道在江津上空寻找攻击目标。我们慌忙爬出池塘，钻进玉米丛中，可能背上有水反射着耀眼的阳光，敌机立即俯冲扫射，雨点般的机枪子弹几乎夺去我们这几条幼小的生命。此外，由于大轰炸期间就医困难，缺少应急药品，我的外婆与两个弟弟都在这个时期悲惨病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家也是大轰炸的受害者，而我也可以算得上是个幸存者。
　　七十多年以前，我与数百万重庆人民一起，共同承受着日军疯狂轰炸造成的苦难，现在更应该与重庆人民一起纪念并且研究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我长期从事南京大屠杀研究，深知日军之所以要在占领以后的中国首都进行疯狂屠杀，用意就在于动摇乃至瓦解中国政府与人民的抵抗决心。正如当时的日本首相近卫文�所说的“把中国人民打得屈膝投降，在于摧毁他们的战斗意志。”
　　国民政府西迁以后，重庆成为战时陪都，是正面战场政治与军事领域的中枢所在地。日军疯狂轰炸重庆，其用意也正在于摧毁中国的抗战斗志，威逼中国政府屈膝求和，实现其速战速决征服全中国的美梦。所以，“重庆大轰炸”与“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七三一细菌战”一样，都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是日军侵华残暴罪行无可抵赖的铁证之一。
　　早在1991年12月12日，“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在纽约举行群众集会，我在会上即已公开声明:“我们回忆充满恐怖与罪行的往事，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寻求真理与伸张正义，同时也是为了汲取历史经验，用以教育后世人民。”我想，这正符合胡锦涛同志所说的:“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我们所追求的与日本人民所追求的，都是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经由相互理解而形成的真正平等、互利的和平相处。我们维护历史真相，反对掩盖历史，特别是反对因为某种政治、经济私利而随意歪曲历史。我们揭露日军侵华暴行，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但同时也把日本人民（包括一般士兵）看作侵略战争的受害者。中日两国人民都应该弄清历史真相，正确总结经验，理性沟通，求同存异，这样才能共同构筑中日两国乃至整个亚洲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
　　研究重庆大轰炸的历史，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学术工作，因为其全部史实陈述与相关论断都必须具备严谨而细密的实证基础，只有这样的成果才能经得住任何推敲并取信于世界。与“南京大屠杀”、“七三一细菌战”、“慰安妇”等研究领域相比较，重庆大轰炸史研究虽然起步稍晚，但我认为必定可以后来居上。因为它不仅可以利用上述几项研究数十年来积累的宝贵经验，而且还在史料资源的开发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者对此感受尤深，因为南京沦陷时原定留守的中国政府官员（原南京警察局长）竟然也逃之夭夭，南京安全区收容的二十余万难民竟然主要是靠二十几位外侨志愿者组成的国际委员会管理，所以根本无法对日军大规模烧、杀、淫、掠疯狂暴行进行比较全面的调查纪录。只有等到1945年日本战败，国民政府迁回南京，为了准备先后在东京与南京分别举办的日本战犯审判，才正式进行全面调查，然而由于相隔八年，时过境迁，人口异动，在资料征集与社会调查两方面都存在许多困难。至于日方的相关档案文献则绝大部分已经销毁或隐藏，至今所能发掘者为数极少。幸好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档案经过贝德士博士（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我的业师）的妥善保存，并最后收藏于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这样才提供了一批最有说服力的当时、当地目击者的原始纪录，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些纪录所能陈述的日军暴行也不过是安全区内外的一小部分。至于“七三一细菌战”及“慰安妇”问题研究所面临的资料发掘困难，就更不必言说了。
　　与此相对照，重庆大轰炸的相关原始档案、文献，保存的数量要多得多，当年受害者、亲历者及其亲属至今健在者为数也不少，加以重庆市领导与相关部门（如市政协、档案馆、党史研究室等）又一贯重视本地重大史实档案文献的保管与整理、编辑，所以已有多年雄厚的资料工作基础，这就必将为重庆大轰炸历史研究的顺利开展提供足够的资源保证。我深信重庆大轰炸研究其前景必将辉煌。
　　让我们永远牢记贝德士博士当年的诚挚呼唤:“给全球以和平，给人类以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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