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信访工作 刘少奇重视人民信访工作

　　刘少奇同志历来对人民信访非常重视，并且能够有针对性地、科学灵活而又不失原则地给以及时解决。在新中国成立后近20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受理了大量的人民来信来访，其间溶入了他无数的心血、智慧、才华和胆识。今年11月24日，恰逢刘少奇诞辰110周年，谨以此文纪念这位对共和国做出过卓越功勋的伟人。
　　
　　
　　(一)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党和国家各项工作逐渐步入正轨，人民信访工作开始建立和完善，人民参政、议政、督政等民主意识明显提高，人民来信来访日益增多。这时，为了听到群众的意见和呼声，真实而全面地了解群众的愿望，从而找到党制定政策的依据，刘少奇同志提出了做好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原则和要求，由此建立起党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桥梁。
　　1961年，有的地方将人民群众的来信错误地转到被告人手中，以至发生干部打击报复群众的事情，刘少奇当即要求中共中央办公厅起草一个关于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指示。1月27日，在审定该指示时，刘少奇向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龚子荣等就如何做好信访工作做出指示，他说:“近一年来，在中央和地方党、政机关收到的人民来信中，属于反映情况和干部作风的信，这类信必须受到重视。但是，据了解，有相当一部分地方的党、政组织对于这类信，是不够重视的，在处理上，也不够及时和认真。我首先问一下，中央重视了没有？你们就没有把群众来信送给我看。群众来信应该分配给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同志看一看。要把群众来信当作中央文件，送给中央同志看，请他们批办”。他还说:“看这类信件比看各种报告还要来得实在。尤其是那些关系到多数人的利益、带有一般性、普遍性的问题，如粮食问题、自留地问题、市场供应问题、物资分配不公问题等，对这些问题，应该从政策上考虑，党委要做出决定，有的中央要作出决定。”他还批评了那种任何一级机关都可以检查、扣留、追究人民来信的混乱做法，指出:“绝不允许任何一级机关随意检查、扣留人民来信，信写到那一级，就只能那一级拆看。如写给毛主席的信，只有中央才有权处理。反革命的信，也不许扣留。各级党委要指定一负责同志管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他还批评了不认真、不负责，将人民来信层层照转，以致转到被告人手里去的错误做法。他说:“这能说认真负责吗？对人民来信这样处理，人命关天的事，是要死人的呀！这怎么行？要立即改变这种作法！”
　　
　　1962年1月，刘少奇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明确要求“党和国家的一切机关，都应该密切联系群众，严肃地处理关系广大群众利益的问题，认真地对待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再次批评了“有的同志，对于群众向党、向中央反映情况，不看作是党和群众之间的一种必要的联系，而看作是告自己的状，这是极端错误的。有的地方、有的单位，公然扣压群众来信，甚至追究反映真实情况的人，对他们实行打击报复，这是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所绝对不能容许的。还有少数地方，使用对付阶级敌人和坏分子的专政工具，任意扣押、监禁群众，甚至对群众施行肉体上的处罚，这更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刘少奇的这些观点，表明了人民来信来访在他心中重达千钧。
　　
　　(二)
　　
　　建国后，刘少奇处理的第一封人民来信，是和原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一起率部起义的原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员、湖南省人民政府临时主席陈明仁的来信。来信中谈到的湖南省政府建设方针及所部的整训计划，刘少奇非常重视，并于1949年11月11日在复信中予以肯定:“来函奉悉。所言湖南省政方针及贵部军队整训计划，均甚得当。望与湖南省各同志密切合作，努力进行为荷。”
　　1956年，四川人大代表夏克刀登来信反映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民主改革情况。刘少奇阅信之后，不仅立刻于7月14日批示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办理，而且于8月4日又给夏克刀登写信解释:“关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民主改革情况，最近中央曾作了研究和讨论。你在来信中提到的问题和意见，我们也考虑了。讨论的结果已经由周恩来总理向桑吉悦希副省长和阿旺嘉措副州长和降央伯姆副州长和其他有关的同志作了传达。桑吉悦希副省长不久就要去甘孜藏族自治州工作，请他把中央的决定向你当面传达。你已经在实现藏族自治州的民主改革和平息叛乱工作中做了许多工作。我衷心地相信你还会作出更多的贡献。”
　　正是刘少奇对人民来信来访的高度重视，并把它看成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所以，他对于人民群众给中央写信、到北京告状，甚至出墙报、闹事等现象，表示理解，大度而科学地处理，而不是一味粗暴简单地动辄上纲上线。
　　1956年秋冬，由于国内社会主义改造的急促局面，加上经济建设上未能完全克服的冒进，使经济和政治生活出现一些紧张，造成一些地方的学生、工人和复员转业军人、农民，因升学、就业和安置等方面遇到困难，而发生给中央写信、上访，甚至罢课、罢工、请愿、闹退社风潮等问题。对这些问题，刘少奇说:“站在领导的地位，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一切没有办好的事情，领导上都有责任。人民会来责问我们国家、党、政府、经济机关的领导人，而我们对这些问题应该负责任。”
　　
　　为了调查研究酿成这些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缘由，也为了防止我们国家发生像波匈事件那样的情况，1957年2月至4月，刘少奇亲自率领调查组一路风尘，沿京广线南下，先后到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五省调研。4月27日，他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根据这次调查研究的情况，就群众向党中央写信、上访，甚至闹事等现象，进行了辩证、系统、深刻的分析。他认为，造成群众闹事的主要原因是官僚主义，而官僚主义层层都有，因此，要解决群众闹事问题，应解决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他指出:“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激化起来就可能闹事。我研究了一些地方的闹事，几乎全部是为了经济性质的切身问题……群众闹事中提出的要求，我研究了一些，大部分是合理的，是可以实现的，一小部分是不合理的，是不能实现的。这一小部分不合理的不能实现的要求，经过认真的解释，向群众讲清楚道理，群众也并不坚持。所以，群众是有相当高的觉悟的。当然群众觉悟不高的也有，但是经过解释，可以讲清楚。”刘少奇以豁达大度、理智达观的态度看待群众闹事问题，他指出:“应该允许群众提意见，提要求，派代表交涉，开会，向北京告状，出墙报，向《人民日报》写信。要允许这些事，要听闲话，就是说要允许小民主。不允许小民主，势必来个大民主。”刘少奇还认为，由于造成群众上访、闹事的原因，“上面有责任，下面也有责任。凡是要中央负责的，部里面负责的，局里面负责的，应该把责任担负起来。但是还有很多事情不是部里的，不是中央的，是下面做的，工厂、基层单位也应该负一定负责。”刘少奇要求层层把关，各级领导都应负起责任来，做好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力求减少群众上访、闹事等问题。
　　
　　对于如何正确处理群众上访、闹事问题，刘少奇提出了许多正确的、积极的、科学的见解，指出:第一，把群众当作跟自己一样的人来看待，处理人民内部的事情，就必须把普通的工人、普通的农民、普通的学生与我们的党员和干部一样看待;第二，应该分清领导上的是非，检查领导上有哪些错误，然后再去分清群众中的是非。分清群众是非的时候，不只是说群众中不好的，好的地方也要讲。这样才全面，人家才会服;第三，应当用道理去说服，想尽法子使群众闹事解消，使矛盾缓和。刘少奇强调:“一个好的领导者，要善于听闲话。特别是听到告状一类的事，要沉住气，要学会正确地、妥当地处理这些问题。”在这次南下调查研究中，刘少奇不仅这样总结了信访工作的方针和指导思想，而且身体力行，亲自妥善处理了多起人民群众极为关注的问题。
　　1960年，湖南省郴县鲤鱼江电厂青年女临时工刘桂阳因不满当时的人民公社制度，冲动之下跑到北京在国务院北门外墙壁上张贴了一些标语，要求中央派人了解农村的情况。同年9月，刘桂阳被郴县人民法庭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因刘当时怀孕，保释回家）。湖南省公安厅在对刘桂阳案的处理意见中认为，刘桂阳过去一贯表现较好，同共产党在根本利益上没有矛盾，张贴标语的动机是想让党中央、毛主席知道农村的真实情况，不是以推翻人民政府为目的，因此作出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决定，提出可以由原判单位撤销对刘桂阳的判决，予以释放，并与她原工作单位协商，仍让她留在原单位工作，不予开除，也不要歧视，但要对她进行反复耐心的教育，使她认识自己的错误。1961年2月10日，刘少奇审阅了湖南省公安厅对刘桂阳的处理意见，作了批示:“我同意湖南公安厅对刘桂阳的处理意见。将此件寄湖南省委，建议张平化（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同志亲自找刘桂阳谈一次，一方面适当地鼓励她认真向中央反映农村情况，另一方面适当地批评她对人民公社的认识，和她采取的方法，以便引导她走上正确的道路。”张平化和鲤鱼江电厂、郴县人民政府的负责同志，遵照刘少奇的指示都找刘桂阳谈了话。刘桂阳深受感动，一再检查自己的错误。不久，刘少奇回家乡考察农村情况，他没有忘记刘桂阳一案，还专门向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询问对刘桂阳案件的落实情况。
　　
　　(三)
　　
　　刘少奇在对中央办公厅摘编的群众来信来访情况反映的处理上，则更分明地表现出他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慎重决策、果断处理的一面。
　　1955年6月9日，刘少奇阅看一份反映不少职工疗养院医疗效率不高、床位使用率低、修建中有浪费现象的材料后，立即批示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指出:“过去办这些事，是有一些错误的，没有严格地从中国工人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加以考虑。应总结这些经验，并拟定以后的办法。在没有拟定新的办法前，这类休养所不要新建。”
　　1961年2月10日，他将中央办公厅一位回河北省探亲的工作人员写的情况反映批转河北省委书记、省长刘子厚:“看来，下面还有一些干部向群众封锁中央的政策，对生产不闻不问，并且还在进行违法乱纪的事情。在这些地区如不放手发动群众，直接宣布政策，让群众大鸣大放，使群众翻过身来。……那里的情况是不会改变的。”
　　刘少奇在处理人们来信来访中，尤其是涉及到政策性的来信，是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才提出决策的。这些信，他写得观点明确、言之有理、发人深省，有着较深的内涵和较高的马克思主义政策水准。
　　1965年5月21日，刘少奇就北京一○一中学校长王一知来信的批示中就体现了这种精神。当时王一知根据党中央的号召，拟在该校全面实行半工半读教学。关于半工半读的教育制度思想，是刘少奇首先提出来的，但是他在对王一知的信进行批示时，还是根据当时我国的教育方面的现实情况，提出结合客观实际的实施办法。他指出:“在短时期内半工半读还不可能代替全日制学校。全日制学校大批改为半工半读学校，目前也不适宜。但是作为试点，个别地改制是可以的。而且似乎也应从一年级开始逐步地进行改制，分几年改完。教师学生不愿意半工半读者，都暂不勉强。半工半读学校同样有一个升学问题。半工半读的小学、中学、大学的课程，都应该衔接，以便毕业后能够升学。”为了探讨城市半工半读教育制度改革问题，同年11月刘少奇还专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过两次讨论，足见他对事关国家大政方针问题进行决策时的慎重和不倦的探索。
　　刘少奇对人民来信的合理要求，还能够及时敦促有关部门落实解决。
　　1958年冬，唐山铁道学院一年级学生韩东石，本来由于其父患脑溢血突然病故，家中经济拮据，在同学们的资助下，才得以参加高考，被唐山铁道学院录取。谁知入学后其母又病危入院，为支付医药费，债台高筑。韩东石多么希望读完大学，为祖国多作一点贡献。在万般无奈之际，韩东石终于鼓足勇气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反映个情况，信中说，“请您给我指个生活方向吧，告诉我该怎么办？”刘少奇看到此信后，深情地读了几遍，说:“人民有困难，我们有责任，我们要尽一切可能帮助他们，使他们度过难关，感受到党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并在回信中写道:“来信收到，你的困难己经请有关部门协助解决。务必不要失学，继续在唐山铁道学院攻读。”此后，韩东石顺利地读完了大学。
　　
　　(四)
　　
　　刘少奇带头摒弃封建特权思想并对此深恶痛绝，也体现在他处理的人民来信来访中。
　　1955年8月11日，刘少奇在对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挥希仲来信反映干部子弟特殊待遇的问题复信，肯定挥来信中所说的加强对干部子弟教育和取消对干部子弟特殊待遇的意见是正确的，并告:党中央为此已经或正在采取一些办法。1961年6月17日，他在一份关于《长沙县福临公社对干部特殊化走后门处理情况》上批示:“必须迅速查清并坚决改正。”
　　1964年9月14日，刘少奇在一封署名“一群女护士”反映中国煤矿工人北戴河疗养院某领导干部在长期养病期间搞特殊化的群众来信上批示:“由全总、煤炭工业部处理。照中央决定，一切高级干部的专职医生和护士，一律撤销。”
　　1966年8月，苏州市中学学生高德兴给刘少奇写信，认为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有误。此时，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已经召开，毛泽东已出人意料地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刘少奇的处境已经很困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于8月23日认真地函复了高德兴的信。他在复信中以一名普通党员的身份、平常人的心态说:“高德兴同志:你的来信收到。你对我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的一段，提出了你的意见，我认为你的意见是正确的，可将‘使他不能（其实也能，如斯达汉诺夫就是技术工人中出来的）扬名一时’这一句删去。我十分感谢你向我提出的意见！”与此同时，刘少奇还按高德兴的要求，嘱咐中办信访处找一本解放军总政治部出版的《毛主席语录》寄给高德兴。他还勉励高德兴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
　　1968年2月11日，刘少奇处理了他毕生最后一封人民来信。他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部的通知，答复“中南海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份书面信。信中实事求是地叙述了他入团、入党和历史上两次被俘及经营救出狱的经过。展示了他相信党，相信人民群众，及在高压之下威武不屈的革命品德。
　　
　　(五)
　　
　　刘少奇在处理故知亲友的信访时一向严于律己，不循私情，不搞特权，大公无私，坚持原则，一视同仁。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愈显其品德之高尚。
　　陈步舟是刘少奇的旧友，当时因父子二人均失业生活十分困难，于是他给刘少奇写信求助。1949年12月4日，刘少奇收到陈步舟的来信，毫不迟疑地即刻给以复信。
　　刘少奇在信中直言相告:“先生父子近年失业，生活困难，极愿有所帮助，但因目前国家困难甚多，原来公务人员失业者甚重，故现今找一有薪水之事，极为困难。而我们革命组织人员，则大多实行无薪水的供给制，个人生活虽可勉强维持，赡养家属则不可能。供给制将来亦改为薪水制，但在一二年内，国家财政还无力负担，总在一二年后才能改制。公子曼伯如能不怕艰苦，则可先进湖南省现有之革命军政训练班，受训半年，然后工作，而这种工作，现在是没有薪水的。”
　　刘少奇有一个感情处得很深的姐姐叫刘绍怡。她嫁给一个地主家庭，在建国初期党领导的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不仅分了她家的土地财产，而且迫使她也要自食其力参加劳动。对此她难免有些抱怨情绪。一次，刘绍怡在写给弟弟刘少奇的信中流露出这种情绪。她说:“我在塘边打水，一边打水一边想，我弟弟在北京做大官，可是我却在此打水……”希望刘少奇能帮帮忙。
　　刘少奇接到信后，不仅没有利用自己的职权为姐姐谋取私利，而且在1950年5月2日给姐姐复信，以理服人地给以说服教育:“你三月九日写来的信，我收到了并看懂了。”“二五减租及三七五限租是人民政府的法令要办的，你们必须老老实实办。”“你家过去主要是靠收租吃饭的，是别人养活你们的，所以你应该感谢那些送租给你们、养活你们的作田人。人家说你们剥削了别人，那是对的，你们过去是剥削了别人。乡下现在要减租退押，也是对的。你们应该照减照退。”并且进一步循循善诱告诉她:“你们以后应该劳动，自己作田，否则，你们就没有饭吃。……我当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你们在乡下种田吃饭，那就是我的光荣。如果我当了副主席，你们还在乡下收租吃饭，或者不劳而获，那才是我的耻辱。……你现在自己提水做饭给别人吃，那就是给了我们以光荣。你以前那些错误的老观点，应完全改正过来。”“……我回这封信给你，还是为了你们好，你们必须听我的话，老实照办，否则还要讨苦吃的。对于过去，你们必须认错，请求农会原谅和教育你们。”本来，只要刘少奇稍一开口，就可以招呼有关方面给以刘绍怡照顾，但是刘少奇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去信为她指出路，提要求，教育她遵守政府的政策法令，安心劳动，好好改造，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1953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工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拉开了序幕。为了解翻身人民群众对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看法，这年秋天，刘少奇托人捎信给自己的家乡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乡，请乡亲们选派几位老实的、有经验的、敢讲真话的老农到北京来，当面促膝谈心，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乡亲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高兴，经过认真商量，选派成敬常、黄瑞生、齐海湘、刘永武四人，代表全乡人民进京汇报。当时担任乡农民协会主席的青年王升萍和乡长邓子卿，也想进京向刘少奇详细汇报，但是因他们是乡干部脱不开身，还因为他们年轻，不够老农资格，没有被选上。于是，王升萍急中生智给刘少奇写了一封长信，托成敬常亲手交给刘少奇。王升萍没想到在一个月后的10月23日，即收到刘少奇的复信:“请你们告诉我实在的情形，是好的就是好的，是坏的就说坏，并且最好能说具体些，说明事情的发展经过，而不要有任何夸大或隐藏。”信中还希望王升萍和邓子卿每年有一次至两次来信，真实反映农村的情况。王升萍、邓子卿和乡亲们读着刘少奇的来信，心里说不出有多么激动。
　　1958年夏秋，生产发展上的高指标，带来高估产。各地兴起一阵虚报产量、竞放卫星的浪潮。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蛊惑人心的宣传下，一些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头脑开始发涨。时任公社社长兼书记的王升萍怎么也理解不了，觉得心里没有底，不知怎么干才好。于是，他拿起笔向刘少奇写了第三封信。但是，信寄出后，杳无音讯。1959年，面对越刮越凶的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王升萍又连续给刘少奇写去3封信，同样是石沉大海。接着，整风整社开始了，王升萍受到了批评，被撤了职。他的心冷了！1961年5月，刘少奇轻装从简回故乡调查研究时，专门去看望了王升萍，当刘少奇得知王升萍每年都给他寄去一两封信，但他只收到三封信时，他紧紧握着王升萍的手说:“今后还希望你每年给我写一两封信，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把农村情况如实告诉我。如果信寄不到，你可以直接到北京来，为了群众的事到北京来，路费归我负担。”对照有些干部对群众来信来访存有戒备和防范情绪，刘少奇却主动要乡亲们到北京直接找他反映情况，这种气度、胆识、精神，体现了人民领袖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刘少奇情系家乡建设而秉公处理的另一个案例，是平反原宁乡县委宣传部长老程的冤情。1959年老程带领工作组到月山乡作社员的思想调查，了解到不少地方早稻还没有成熟，而有的基层干部只强调插晚稻要抢季节，硬性规定所有早稻一律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割完。未成熟的早稻在高速转动的打谷机上，竞被打成谷浆流出来。社员们看到自己辛辛苦苦劳动大半年的成果，就这样白白浪费掉，伤心地流出了眼泪。老程将群众的不满如实反映给县领导，建议应立即纠正这种不从实际出发、劳民伤财、瞎指挥的不正之风。没成想县委领导不仅没有采纳老程的意见，还给老程扣上莫须有的罪名，他被打成全县“右倾”的总头目。在经过几个月的大小会批斗后，他被开除党籍、干籍，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送回老家监督改造。老程对所判罪行一直不服，从被开除的那一天起，他就一再向党组织申诉要求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予以平反。但是他每次的申诉都是有去无回。1961年5月，他听说国家主席刘少奇回到了家乡，便萌发了向他写申诉信的念头。但他又想，国家主席工作繁忙、日理万机，哪有时间管这些琐事。不过他还是抱着试一试的侥幸心理给刘少奇写了一封申诉信，并托人送到县委传达室。他怎么也没想到，这封信很快就转送到刘少奇手中。刘少奇在仔细地审阅来信后，指示:情况如属实，应从速予以平反。并将申诉信批转时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徐启文。徐启文又将此信转给正在陪同刘少奇做农村调查的省公安厅厅长李强。李强遵照刘少奇的指示，与有关部门经过调查、研究、核实，建议主管单位撤销对老程的错误处分。一个月后，老程接到了上级的通知，撤销原来的处分，予以平反，并恢复党籍、恢复工作。
　　1961年刘少奇回乡调查研究时，还根据群众的反映，实事求是地处理了齐海湘错案和冯国全“破坏耕牛案”。刘少奇在做调查时，群众向他反映齐海湘案件是错案，当时齐海湘已经死了。但是刘少奇仍然主张调查清楚，他对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说:“人虽死了，也应该查清，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本人死了，还有子女后代，我们要对案件负责，还要对他的子女负责。”在刘少奇的干预下，终于洗雪了齐海湘的不白之冤。对于群众反映的天华大队饲养员冯国全父子将一根3寸多长的铁丝钉进他们为生产队喂养的耕牛肺里，致使耕牛死亡的“破坏耕牛案”，刘少奇觉得可疑，立即指示湖南省公安厅复查。经过详细调查和技术鉴定，否定了原定的结论。原来这头牛曾几易其主，早在1955年8月在长沙县青山乡社员彭秉泉家喂养时，由于其子出于好奇心，将铁丝包在青草内喂牛，致使这条耕牛落下病根，并最终因铁丝进入肺部而死。湖南省公安厅经过复查为冯国全父子平了反，并于6月30日向中共湖南省委和国家公安部写了《关于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社员冯国全破坏耕牛一案的调查报告》。刘少奇对人民的负责，不仅表现在他发现错判后及时地予以纠正，还在于他工作缜密细致，由此及彼，考虑到全国如果还有这样的冤案也应一并认真调查研究，予以解决。1961年7月10日，已经回到北京近两个月的刘少奇在审阅这一调查报告时，致信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各地如冯国全这样的冤案还是有的，应由各地公安政治机关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作出合乎实际情况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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