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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联睿传奇]下一站传奇

    时间:2019-02-19 05:34:5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组织决定回乡隐蔽      1937年夏天,贵州省道真县青年张联睿考入重庆江北县立中学高中部。正当他埋头苦读时,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了学校,激起了他和许多爱国师生的抗日救亡热忱。他积极参加了校内的抗日救亡集会和校外的宣传演讲活动。学校的地下党组织对他进行重点培养。于1938年7月吸收他加入了共产党。
      此时,同情和支持师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校长戴世祯被撤职调走。在学校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张联睿等几个有影响的活跃学生,组织全校同学开大会和罢课,以反对当局的无理决定,挽留戴校长继任。国民党当局认为学生背后必有共产党在校搞地下活动,准备进行打击。为了避免暴露,学校的上一级地下党组织设法将张联睿等十多位师生转移到上海迁来重庆巴县兴隆乡下的中国公学。经北碚区委批准,在中国公学成立地下党特支,张联睿任组织委员。
      1939年“五三”、“五四”,日机对重庆实行了惨绝人寰的疲劳轰炸。张联睿请示特支同意,利用学生和市民的抗日热情组织读书会,成立抗日宣传队和抗日除奸队。读书会吸引了广大热血青年,该校进步力量日渐壮大。
      那时,不满20岁的张联睿热情有余,斗争经验不足。顽固派暗中翻查了他的箱子,发现有发展中共地下党员用的一张空白表。国民党内二警迅即来校侦缉,校内外一片白色恐怖。上级党组织决定他立即离渝回乡隐蔽,由组织派人同他联系,他不能擅自到渝找组织,也不能横向发生组织联系。
      张联睿按照特支决定,离渝回到了家乡道真县梅江乡。
      
      利用矛盾当上参议员
      
      当时,道真县国民党当局和地方势力有黄、张两派。黄派以匪首黄守瑛为首,势力占压倒优势,历任县长都要以黄派为靠山。张派以张兆魁为首,其势力远不如黄派,但以道真国民党党部为依靠,对黄派也往往起到牵制作用。张联睿认为,这两派都是骑在人民头上的恶魔,都要与之斗争。
      张联睿在重庆搞抗日救亡活动,这两派都有风闻。因此,张联睿离渝回乡后,立即引起两派的注意。对此,张联睿认为道真的顽固派还不知道他在重庆的真实身份和离渝回乡的真正原因,若隐居在家,反而会引起反动势力的进一步猜疑和查究。要斗争,就要会保护自己,必须有一块可以利用的挡箭牌,他决定利用矛盾,打入黄派。
      张联睿便先到梅江初小以教书为掩护。刚一踏上教学岗位,他的热情和真诚,很受师生和当地百姓赞扬,梅江初小的抗日救亡宣传也开始有了起色,使他开始小有名气。当时的国民党县党部书记王雪岩,看上了他的才干,便到学校找他说:“重庆传来风声,你是共产党!”他回答:“搞抗日救亡宣传,你我都有责任,但我不是共产党。”王雪岩进而提出:“你如果马上加入我们国民党,才能证明你不是共产党!”张联睿面临这突如其来的考验,决定来个将计就计,答应参加国民党。
      1942年,县长韩旭初认为张联睿博学多才,委派他为土溪联保主任。一年后又将他调作县府科员。1944年,他又先后被调作县立标小校长和道真中学教师。1946年,黄派的黄守瑛和张执中都被选为县正、副参议长,张联睿被选为县住会参议员。在此前后,张联睿与黄守瑛等拜了把,逐步打入了道真社会的上层,为尔后的潜伏斗争创造了条件。
      
      主持正义为民办事
      
      1942年,张联睿任梅江三个乡的联保主任后,见群众缺盐浮肿,盐商趁机大发横财,国民党县党部和县政府趁机共谋私利。张联睿便利用联保主任权力召开联保会议,决定动“公款”去四川毗邻县购回盐巴低价售给群众。他责令梅江的三个乡以户口为单位登记、填发购盐本。将盐购回后,又开保长会清点过秤,规定不准赚钱、不准营私舞弊、不准短斤少两、不准照顾亲朋和上层人物。连县财委会主任柯伯才托人说情,要多秤点盐巴,也被过秤人和监秤人以“张主任命令不准搞照顾”为由,顶了回去。这次“计口售盐”活动,解决了当时梅江联保三个乡2万多人无盐吃的危机。群众说张主任有乡土情,骂县政府是烂豆腐,都说以后听张主任的。
      这期间,小小县城的几个地头蛇常拦截四川来道真的牛商。几个保长常向老百姓加派捐款,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张联睿召集保长开会,先训斥一番,后约法三章:一、不准拦截过路客商;二、不准加派捐款和食粮;三、凡上面加派的钱粮,一律由大户承担,不准向穷人摊派。他还特别告诫:“有言在先,若有不从,一定严惩。”保长冉冠英首先反对,张联睿派人把他抓来关了几天,他才未敢违抗。
      张联睿为了严格实施那三不准,亲自向当地最大的8个首户摊派应缴纳的钱粮,限期兑现。这些人被他暂时镇住了,百姓的负担也暂时减轻了,但那些人暗中联络,屡次向县党部和县政府告状,说张联睿的作法有点像共产党一样迷惑人心。县党部对张联睿是共党的怀疑加深了一层。
      
      贵阳高中的学生代表
      
      张联睿在家乡的许多作法,被地方恶势力认为是在搞“赤化”,开始秘密探究他的言行举止。张联睿为了避开锋芒,长期隐蔽,决定赴远离道真四五百公里的贵阳读完高中。
      1943年夏,张联睿以高分成绩被贵阳高中录取。为了躲避日机轰炸,贵阳高中此时迁到了离市中心几十公里的修文县城。
      贵阳高中27期同班同学邵冠群联合8名同学创办了《处女地》墙报,与国民党区分部领导的三青团骨干分子办的《野玫瑰》唱对台戏。张联睿认为这是进步学生创办的进步墙报,理应及时支持和扩大它的影响,把多数师生的思想和行动引导到抗日救亡的轨道上来,便写了《观墙报有感》,同时投给以上两个墙报。他在观感中写道:“大敌当前,青年人应以国事为重,不应风花雪月,莺啼燕语,误入歧途。”《处女地》很快登出,《野玫瑰》却迟迟不登,引起校内外的广泛抨击。几位进步的国文教师也对他的文章大为欣赏和推崇。后来,《处女地》请他当参谋,他成了进步师生的中心人物。《处女地》被学校国民党书记陈方波指使三青团骨干破坏而停办,陈方波因此成为进步师生的重点斗争对象。
      1944年上半年,陈方波和训育主任许传忠贪污学生伙食费,全校师生群起攻之。张联睿暗中支持和策划,27期全班起而罢课。学校叫陈本人到班上谈判,全校停课围观。张联睿最后慷慨陈词道:“父母为了养好娃儿,经常口中落食,这是中华传统美德。学校就是学生之家,校方人员管理伙食,就是学生的衣食父母,你陈方波为首抠学生的肚皮来养肥自己,不仅没有为人师表,而且连为人常识都不晓得,没有资格在校耀武扬威!”同学们乘势要求将陈方波解聘。
      然而,刘校长袒护陈方波,竟在全校的纪念周大会上宣布开除27期全班学生。在这关键时刻,张联睿挺身而出,当众宣布一切责任由他一人承担,要求只开除他一人,保留全班。接着,他昂首挺胸,勇登台上,据理力争,要刘校长同全班一道到省上去讲理。27班也一齐抗议校方蛮横无理,要刘校长一道去找省教厅。顿时,全校同学齐声痛哭,纷纷声援。有的还高喊27班是为全校同学反贪污,我们不能让他们孤军战斗……
      校方眼见众怒难犯,只好妥协,并宣布开除贪污伙食费的管理人员,令许传忠下台。陈方波见状,未敢出面,三青团在校的反动气焰随之有所收敛。全校进步师生也因此得到保护。
      不久,日寇沿湘、桂、黔铁路进犯,快要抵近独山,贵阳市紧急疏散,张联睿组织几位同学动员全校师生开大会声讨日寇,激励青年赶快奋起救国。声讨大会一开始,国防部陆军演习场三个军官带枪入场捣乱,并假借酒醉当场调戏女同学,外面则重兵包围学校。包括刘校长在内的全校师生义愤填膺,将30多条军训步枪拿出来自卫,当即强行扣留那三个肇事军官。有的师生冲出包围,要到校外呼救声援,被官兵殴伤。校长见状,为了保全师生性命,跑去仰卧在校门口,要求大家,除非是踩死他,否则决不准冲出校外。
      此时,张联睿高喊:“我们只能在抗日前线阵亡,不能在校门口倒下。有种的国军,赶快把枪口对准日寇!”同时呼请校方同军警谈判。
      师生们的血和泪,抗日救国的感人情景,激起了市民、学生和地方政府的声援,也引起了一部分军人的同情。这部分军人由团长率领,一面驱散围校的其他军人,一面声言保护和慰问受伤师生,严惩肇事军官,方才停止双方的冲突。接着各方派代表谈判。张联睿作为学生代表,终于与军方达成将围校部队调走、医治受伤同学等协议。
      
      意外被捕中途获救
      
      1946年4月,军统黔渝特工侦知,一个中共地下党员被捕至遵义受刑后,供认自己在江北中学加入共产党,还供认了包括张联睿在内的“同党”。
      川黔敌特机关立即分别追捕,妄图一举剿灭川东特委及綦南工委、绥桐工委。幸好当时在绥阳县当看守所长的绥桐工委负责人温凯庭在绥阳县城赶集,巧见一过境囚车上五花大绑的那位被捕地下党员,他便火速通知渝、黔一带的川东地下党员紧急撤离和疏散。
      当时的道真县,山势险恶,距绥阳县城也有200来公里,消息不灵,又长期是张联睿独自隐蔽之地,组织关系又由重庆中国公学特支转至綦南工委,温凯庭和綦南工委又派不出同志来及时给他报信。
      1946年冬的一天晚上10点多钟,张联睿从标小行至校门前的操场石梯坎,被突然跳将出来的四五个彪形大汉按倒,他当即用力呼喊,几个大汉急塞住他的嘴,五花大绑押走……
      县标小一教师听见张联睿的呼救声,赶忙跑来,未见人影,急到县参议室追问道:“你们为什么今晚把张联睿抓走?不马上放人,全校师生不放过你们!”参议长张执中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惊了一下,速报县长沈旦。
      沈县长急打电话质问县警察大队,其副大队长张提伦答道:“是县党部书记史赞恩、秘书申庆燕协助正安县警察大队来密捕的,据他们说是上级密令,才未向县长报告。”
      沈县长认为张联睿是他最器重的人才,张也很尊重他,这样来密捕张,也是对自己的一大侮辱,因而怒不可遏,大骂史赞恩之流挖他的墙脚,背后放他的冷枪,急电必经之路的云峰乡乡长黄云祥,要他用脑袋担保,武力拦截张联睿回县。此时,其他师生和黄派的一些人也先后赶到,给沈县长急救张联睿壮胆和献策。
      黄乡长接沈县长电话后,连夜组织,拉出30多条枪,二三百梭标,分编十多个小组,将所有能通过之处都堵住,严阵以待。
      拂晓,十来个便衣人员簇拥着满面血迹的张联睿急奔而来。顿时,四周刀枪直指,将这批人层层围困。“把张参议员放过来!”“不立即放人,就大开杀戒”等喊声震撼山谷。黄乡长趁押送张联睿的正安县警察还在惊恐中没有清醒过来时,急令预设的十多个悍将将张联睿抢回。
      
      陷狱一年死里逃生
      
      张联睿虽然被截回,但其“共匪”案子未了结。遵义地区行署专员邵陵再次来令,要张联睿就地办理自新悔过手续,报行署备查。县党部书记史赞恩找他威胁说:“你不交待悔过,我有权立即枪毙你,再公诸于世。这回,谁也不敢保你,也保不了你!”
      张联睿沉着地答道:“我只参加过合法的抗日宣传活动,不知道共产党在哪里,我怎能成为共产党呢?你有杀人权,你就杀吧!”当即挺胸逼史开枪。
      史赞恩见张联睿不吃这一套,也对张联睿的这个“罪名”产生了怀疑,认为他在重庆读书时还不到20岁,时间又短,也许是别人在严刑下乱咬一通吧?便以此想法向邵专员汇报。邵专员斥他无能,要他务必尽快逼张悔过自新了结。但史赞恩几次逼张联睿仍无结果,最后邵专员只好将此案暂时搁下。
      张联睿始终记住沈县长“你的安全仍无保障”的告诫,便去找道真住省参议员、省新生活运动委员会主任秘书柯之盟(张的同县亲戚),通过柯的好友将张联睿介绍到省伪保安四团团部当文书。
      张联睿在当文书期间,得知省保安总队命令该团速开滇黔边境镇压“共匪”武装的消息,他向团长何某建议道:“如今世道混乱,各怀鬼胎,谨防你被‘共匪’消灭,解他人之恨,你以筹集军晌难度大、雨季行军慢等理由,渐进开赴,由其他部队完成任务,你既开去了,又未作战而保存了实力,无非挨顿训斥而已。”团长按照张的说法,行动迟缓。率先开去的其他团中了“共匪”武装的埋伏,死伤惨重,溃败不堪。随后赶去的何团追击“共匪”无果,只好撤回。何某只是受到其上司一顿训斥,安然无恙,此后他对张联睿十分器重,军机要事都找他商议。
      张联睿任文书两月后,对何团的“赤化”,更激起国民党的猜忌,贵阳军统特务抓紧侦控。1948年,军统特务在贵阳赛水路群新大戏院门口,将张联睿逮捕。
      张联睿在狱中被特务多次提审,拒不承认是共产党。无论敌人施以任何手段,特别是对他用过两次电刑,他都坚持原供不改口。他在狱中一年,备受酷刑摧残,命在旦夕。柯之盟闻讯,把他取保出狱治疗。
      柯之盟连夜护送张联睿回道真至三江旅店暂息时,几个不明身份的人也随后赶到,气势汹汹查找张联睿,并拔出短枪威胁店员。旅店邻居的何大娘,趁不明身份的人未发现张联睿之机,从店后门将他藏到自己内房床底下隐蔽,才幸免于难。何大娘等人还放出风来,说张联睿的拜把兄弟黄守瑛也派人来找张,长短枪有好多条……那几个不明身份的人闻讯不敢滞留,赶快回逃了。柯之盟见状,又急将张联睿赶紧送回县城,将张联睿交给他的父亲张心余说:“你的医术好,尽力医。医不好就罢,万一医好了,必须隐蔽敛迹,我也好推脱。”
      经过张心余半年的精心医治,张联睿终于死里逃生。
      
      斗智斗勇迎接解放
      
      1949年6、7月,张联睿风闻我军南下渡江的消息,他拖着刚从病床上下来的十分虚弱的身体,准备迎接解放。
      1949年10月24日,我刘邓大军三兵团十二军35师一部,经道真去围歼蒋介石在重庆的国民党军队时,国民党道真县的军政要员早已躲进深山,地方反动势力也纷纷逃离县城。作为当时有国民党员、县参议员身份的张联睿,若不跟随那些反动家伙逃离县城,可能被他们认定是共党分子而当即诛杀,张联睿便假意提出回家乡梅江躲避,朝梅江方向走了几里路后,便悄悄折返县城。这时,县城已乱作一团,部分老百姓惧怕国民党反动派宣传的“共产共妻”、“拉兵不从,诛灭族系”等谣言,有的已进山暂避,有的正在六神无主之中。张联睿动员未逃的居民不要害怕,解放军来不会把老百姓怎样,并发动各户赶制小红旗,正常开门。下午4点左右,张联睿率队出城迎接解放军。
      1949年12月,成都战役后,西南大部解放。其间,国民党宋希濂部的陈鉴民、曾志彬两团(当地俗称“陈曾二团” )沿川湘公路溃退到道真三会乡。张联睿得知后,只身前往该乡的桥塘坝,动员陈、曾率部起义(与此前后,还有陈铁、朱振名、熊先煜等作过动员起义工作),这两团开赴遵义后起义,改编为解放军。接着,张联睿秘密绕道南川、桐梓前往遵义军管会,到我十六军政治部联络处汇报了道真的情况。此时,遵义军管会已派陈彬率队来和平解放道真。
      
      饱经磨难终获昭雪
      
      1950年9月27日,张联睿向中共道真工委申请承认党籍,因百废待兴,地方党组织没有时间和人力去调查其是否入党问题。省委的有关领导同志,认为张联睿的言行像个共产党干部,很有马列水平,便责成遵义地委通知道真县委,培养和发展张为共产党员,并参加县委常委工作。县委领导给张联睿谈话,他说:“我是1938年的党员,一直为党工作,我不能无缘无故第二次申请入党。我现在又再次请求,望及时研究承认我的党籍。”
      随着时间的推移,县委一直未能将张联睿的地下党历史问题查清,仍以党外进步人士安排他当选副县长和省政协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的1970年5月,在全国深挖“叛徒”内查外调中。贵州和遵义地区揪叛徒领导小组电告道真县有关部门:据敌伪档案记载,道真张联睿被叛徒供出他是在渝加入的共产党后,曾两次被捕受刑,当过国民党员和伪参议员,要深挖他的“叛徒”问题。张联睿被挂上黑牌,戴上高帽,在县城游街示众,在机关逼他交待,受尽折磨和凌辱。
      张联睿的父亲张心余被从遵义地区医院叫回揭发张联睿的“叛徒”问题。老人无从说起,遭到批斗,一病不起。
      张联睿的爱妻张志坚是个优秀教师,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这时再次遭到打击,导致精神分裂,不幸去世。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了结了全党全国人民的不少心愿,也满足了张联睿多年的渴求。1981年,中共道真县委依据张联睿的申请,派出人员,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找到当年的一些知情者,作了认真调查、核实,查清了张联睿的历史,经遵义地委批准,恢复了张联睿的党籍。
      1991年2月14日,72岁的老共产党张联睿病逝,中共道真县委用隆重的追悼大会,向他表示了崇高的敬意。
       责任编辑 苗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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