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猜焊条到嗜赌丢命】 嗜赌成性
时间：2019-02-20 05:38:4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20世纪70年代初,我在重庆一家机械厂当铆工,班组有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同事叫刘波。他人很聪明,又讲义气,业余时间我们常一起到嘉陵江游泳,上歌乐山眺望,发了酒票肉票后凑在一起“打平伙”(方言:几个人凑钱吃一顿)。我俩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那时电力供应不足,上班经常会突然停电。有一次,又遇停电,大家闲着没事儿。一位老师傅从地上捡起一根被人丢弃的半截电焊条说:“好可惜哟,这么长就丢了。”一个外号叫“王保长”的青工从老师傅手中接过焊条,说:“各位师兄,都来猜猜这截焊条有好长。”有人说“白猜没啥意思,我们来打赌”,话刚落音,立即有很多人附和。当下有12人各自掏出1角钱菜票,商定谁猜准就归谁。
那半截电焊条平放在桌上,十几个参赌者围上去仔细观察。刘波是重庆机械制造学校毕业的中专生,文化程度最高,脑瓜也灵活。他观察了几秒钟后,半闭着眼睛默想了一下,率先报出“9?郾5厘米”。接下来王保长等人也陆续报出“9?郾8厘米”、“10?郾2厘米”等数。最后用尺子量的结果是9?郾6厘米。虽然大家都没猜中,但刘波最接近“标准”,那1块2角钱的菜票被他装入囊中。
中午,他在食堂买了一大钵红烧豆腐,请我和另一个师兄美美地吃了一顿。
此后,刘波和一些“志趣相投”的工友经常相约,以猜焊条头子(用过后丢弃的部分)的长度、边角废料的重量、车间工房的高度,甚至某人的身高体重为“题材”打赌。在这些赌局中,刘波赢多输少,乐此不疲,渐渐染上了嗜赌的恶习。
那时的文化生活十分贫乏,不甘寂寞的人们常常用扑克牌玩“拱猪”游戏,输家被罚喝一大杯水或钻桌子、床底。刘波等人猜焊条打赌玩腻后,就用“拱猪”进行小赌,起初是赌饭菜票,后来赌钱,从几分到1角、两角、5角,不断“涨水”。那时每月工资只有三四十块钱,5角的赌注算是相当大的了。厂领导发现了他们的赌博行为后,找他们逐一谈话,进行批评教育,刘波还受到行政警告处分。作为朋友,我劝刘波就此金盆洗手,刘波也痛下决心,把几副扑克牌都扔进了垃圾堆。
没过多久,刘波又耐不住寂寞了,悄悄约了几个工友在单身宿舍赌了起来,还时常参加社会上的赌博。我劝过他,可他总是“口是心非”。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俩关系渐渐疏远了。
1976年底,各地搞“抓纲治国”,打击“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我从车间调到保卫科当保卫干事,并负责对职工中有过赌博行为的人进行摸底调查。领导特别打招呼,刘波是厂里出名的“赌徒”,要先从他“开刀”。我找他谈话时,他抱着一副无所谓的态度,还含沙射影地说我不讲情面。碍于情面,我有些心“软”。领导知道后批评了我,叫我要站稳“立场”,要敢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我只得向刘波表白,尽管我们过去关系很好,但现在是风头上,他若再不改掉赌博的毛病,我就只能按规矩办了。不久,我接到当地派出所转来的一份揭发刘波参与赌博的材料,并以此迫使他交代参与厂里和社会上的赌博行为。经过内查外调,证实近几年来刘波参与赌博金额累计达3000多元!按照当时的政策,参与赌博输赢金额累计1000元,就要送劳动教养。刘波因此被送到西山坪劳教农场劳教3年。
3年后,刘波解除劳教回厂(当时规定,“劳教”属人民内部矛盾,送劳教者保留公职,期满后仍回原单位工作),仍安排在铆焊车间当铆工。
1个多月后,有天我值夜班。半夜两点多钟,我被电话铃声惊醒。取过话筒,对方自称是渝碚路派出所的,问我厂里是否有一个叫刘波的人,还让我到派出所去“领人”。原来刘波参与赌博被公安干警抓了个现行。我赶紧去将他领回。因有“前科”,且刚解除劳教又参与赌博,于是,他“二进宫”,再次送到西山坪劳教。
刘波第二次解除劳教回厂时,已经三十好几了,此时我是厂人事科长,并担任厂里“帮教领导小组”副组长。刘波回厂报到那天,我找他谈话。看着他日渐苍老的“可怜”样儿,想起我们当初的友谊以及我两次亲手把他送进劳教农场,不知怎么的,我心中产生了一种隐隐的“内疚”,总觉得欠了他什么,决定再帮他一把。我想,他应该成家了,成了家说不定就会改掉嗜赌的坏毛病。可他要在城里找对象非常困难。我有个远房表妹在璧山县农村,结婚不到两个月,表妹夫就在煤矿干活出事故死了。从内心讲,我觉得刘波除了嗜赌,人并不坏。经过一番斡旋,表妹和刘波终于成了夫妻。
刘波结婚后确实变好了,平时在厂里老老实实工作,星期天便赶回璧山农村去帮妻子干些农活和家务,不再参与赌博。结婚一年,又生了个儿子。吃满月酒那天,刘波请了亲戚朋友和要好的同事。他喜滋滋地抱着胖乎乎的儿子对我说:“老表,我和小李(我表妹)的事是你搭的桥,这娃儿的名字该由你来取!”我谦让了一番,最后说:“恭敬不如从命。你叫刘波,这娃儿就顺着叫刘涛如何?”大家都拍手说要得。于是这娃儿就叫刘涛了。
那年年底,刘波被评为厂里先进工作者,我也成为“帮教模范”,受到了上级的表彰。
几年一晃又过去了,刘波的孩子也慢慢长大。改革开放后,赌博之风渐起,刘波经不住诱惑,嗜赌的老毛病又发了。有一个月发了工资后,他输得分文不剩,气得妻子和他又吵又闹。还是我借钱给他,好歹把那个月打发过去。此后,刘波再也听不进妻子和我的劝告,只要手里有钱,就去赌博。有一次,竟把刘涛上幼儿园的学费也偷去输了。妻子和他大吵一场后,便各自分道扬镳。
1991年,我因工作原因调离了那个厂,对刘波的情况了解得少了,只偶尔从老同事口中得知,刘波离婚后嗜赌如命,成天呆在麻将桌上,输了钱就找人借,借了后又不及时归还,得了个“刘烂账”的外号。
表妹离婚后没有再婚,带着刘涛艰难度日。我偶尔也寄点钱予以帮助。90年代后期,因开发白云湖,表妹的地被占后,“农转非”变成青�镇吃商品粮的居民。她用几万元土地补偿费先做小生意,有了些积蓄后又开了家小小的皮鞋厂,日子越来越红火。刘涛一天天地长大,初中毕业后辍学回家给母亲当帮手。母子俩苦拼苦打,创下了上百万元的家产。今年4月中旬,表妹打电话告诉我,刘涛五一节结婚,请我无论如何都要去喝喜酒。
我按时去了璧山县青�镇。
刘涛的婚礼办得很气派,在青�镇最大的酒店办了40桌。光小车就动用了十几辆。等客人逐渐散去后,我悄悄问刘涛:“你父亲现在怎么样?”刘涛闻言一脸的不高兴,说:“我不想说他的事。”我说:“不管怎么样,他是你的亲生父亲。你现在发了,如果他有困难,给点帮助是应该的。”他顿了顿说:“他死了!”我听后一怔,问道:“怎么会这样?”刘涛说:“表舅,今天是我喜庆的日子,我不愿意说他的事。过几天我要和小燕(他妻子)到城里来看新建的朝天门大桥,到时我到你家里讲他的事吧。”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小两口参观完大桥后来到我家。让座寒暄后,刘涛便向我讲起了刘波的事来。
原来,表妹的生意做大以后,刘波曾死皮赖脸地要求复婚,但都被拒绝了。刘波于2003年提前退休,每月有八九百元退休金,过日子是没有问题的。可他仍然是有钱就赌,经常输得精光,连饭都吃不起。刘涛不时背着母亲悄悄给他一些补贴。2008年下半年,刘波在沙坪坝三峡广场偶尔碰见一个久不见面外号叫“杨老脉”的赌友。那人告诉他,说现在中老(老挝)边境上开放得很,赌场公开,建议他去开开眼界。刘波说:“我一个月八九百块钱,上不了‘杀场’。”杨老脉说:“不要紧,那边的赌场是政府批准的博彩业,业务大得很,只要你愿意,往返的车费、吃、住都包,而且可以不带钱,‘签单’参赌。”所谓“签单”,就是赌客不必带现金,由赌场的经纪人开出筹码,赌完之后,再由经纪人和赌客结算。刘波在赌场上混迹几十年,从未听说有这等“好事”,当即表示愿意去开下眼界。
到了那儿,刘波才知道,杨老脉是个专为赌场拉“客源”的。在杨老脉的安排下,刘波签了单,获得了筹码。头两天,他的手气不错,几乎场场只赢不输。可从第三天起,手气直转急下,几乎只输不赢。第四天,便把筹码输得精光。此时,赌场依然给他提供食宿,但把他请进了“逼单房”。所谓“逼单房”就是逼欠债的赌客还债的羁押地。那里有电话,看押的人逼着欠债者给国内亲属打电话,让把所欠的赌债打到指定的银行账户上。
刘波最初以为他光棍一条,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拿他没办法,抱着“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逼单房”的看守人员见他这副德性,进房后便给他一顿拳打脚踢,打得他皮开肉绽,嘴角流血,躺在地上。然后把他从地上拉起来,给他一个空的可乐瓶,不让他上厕所,小便只准解在可乐瓶里。紧接着命令他面壁站“军姿”,从上午8点站到凌晨两点,除吃饭时可以坐下外,其余时间全部保持立正姿势。若坚持不住靠了墙或蹲下,就抓住身体将头往墙上撞。撞完墙,又强迫将小便喝下。看守员一面对他进行体罚,一面逼迫他向国内亲属打电话,让亲属早点拿钱赎人。刘波先还“坚持”了一阵,到第二天就实在熬不住了,哭着给刘涛打电话,叫刘涛打5万元人民币到指定账户上。刘涛一听这么大个数,不愿意给。赌场老板见账号上没有进钱,又令人变本加厉地折磨刘波。刘波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呻吟着再次给刘涛打电话,刘涛于心不忍,瞒着母亲把5万人民币打了过去,赌场才放了刘波。
刘波放出来后并没有回国。养好伤后,竟成了像杨老脉那样专为赌场拉客源的“经纪人”,常常偷渡回国哄骗一些赌徒前去赌博。今年3月,刘波带着两名赌徒偷越国境时被巡查队发现。两名赌徒被当场抓获,刘波仗着路熟拼命逃跑,慌乱中跌下了悬崖……
刘涛讲完后说:“表舅,我已尽到了当儿子的责任,可他偏要一条黑路走到死,只能是咎由自取。”
我心里很难过,没有答话,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压题图:《五十年前的中国》)
(责编 何 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