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的四川大饥荒_１９３６年：四川大饥荒中的人吃人
时间：2019-02-20 05:42:5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大灾震惊国内外 1936年到1937年上半年，久旱不雨，灾情已蔓延全四川。一队金发碧眼的“国际社”记者。正行进在巴蜀大地上采访灾情。田野龟裂千里荒凉，饿殍遍野令人心惊……外国记者们坐在颠簸的车上，看着国民党《中央日报》对剑门关内饥荒的现场报道：
“梓潼一宿，路愈曲折险峻，土色赤红，重山裸露，草木稀疏，益觉不胜荒凉辽阔。沿途诸山高峰耸处。必有一二碉堡雄踞其上……一片凄凉，至此始知已入重灾区矣……计全县无一处不受旱灾，以树皮草根白善泥作食者约18万人，饿死者约1000人……民食恐慌，已达极点……倘非亲历灾区者，将不信四川夙称天府之国，人民生活竟一降至于如此，恐直与阎罗鬼国相似矣!”
旷野里，幼小儿童提着大竹篓，不顾危险爬上枯树摘叶充饥，而树叶几乎早已被捋光了；一群孩子饿死荒野。无人殓尸。在川北重镇遂宁县，成千上万灾民流落到县城觅食。饥民多半是老弱妇孺，衣衫褴褛。孩子们多赤裸全身，骨瘦如柴，手上还拿着一枝赖以吊命的树叶……
事实上，那场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非这篇报道所能反映!
从1930年后到1937年，是四川近代史上民不聊生的年代。旱灾、水灾、雹灾、虫灾、匪灾、兵灾不断。加上军阀割据，连年混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更为恐慌的1936年春夏到了。各路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到省政府：久旱不雨、田土龟裂，十室九空、饿殍载道，粮尽食绝、盗食死尸。省民政厅长甘绩镛和“赈委会”官员，慌慌张张把灾情公报向省主席刘湘报告：“川省共有148县、3屯、1设治局，现受灾者有125县、3屯、1局。除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万人以上!”
刘湘愁眉苦脸地问：“究竟饿死了多少人?”
甘绩镛小心翼翼地回答：“很难精确统计。但国民政府参政员黄炎培先生来川视察灾情，路过简阳县，看到饿殍遍地，惊讶之余说，简阳是‘新生活’的示范县，何以街间遍是倒毙之饥民。至于无人收尸!”
甘绩镛又拿出几张报纸，对刘湘说：“1936年4月23日重庆《新蜀报》上面《宣汉通讯》说：‘本县饿殍遍野。据前20日中统计。每场饥饿死者，日在10人以上，近复渐次增加，每场日达20人左右。’同日《绥定通讯》上说：‘现在万源人口骤减三分之一……万源城中，亦仅稀稀千余人而已。如旅行长途，整日难见炊烟，沿途倒毙饥民几无地无之。’该报5月2日《南江通讯》中也说：‘总计城乡饿死者，每日达千余人……2月1日迄今。该县饿死的饥民不下8万余人。”’
刘湘惊骇地问：“饿死了这么多人?”
甘绩镛叹了口气：“那还不算凶的。川北南江县(现为旺苍县)是重灾区，报该县仅黄洋乡160户587人，就饿死71人。那里田地龟裂，沟渠干涸，所种玉米，远望一片枯黄，可点火烧!溪边、道旁、桥下，举目都可见饿殍死尸!”
刘湘瞪大眼睛，有些发呆了。他沉默良久，两手捧头轻声问道：“那、那现在灾民吃啥子吊命喃?”甘绩镛回答：“据各州县急报，饥民最初以草根树皮、野菜野果野草等填肚。榆树、枇杷树、棕榈树等等，凡吞得下喉咙的树皮，早被剥得一干二净，还有苎麻根、黄花根、菟丝子、野百合、老虎姜、黄姜子、毛洋芋、土茯苓、兰草根、猪鼻孔，凡能吃的都挖，田埂山坡到处挖得像烂蜂窝，光秃秃的几乎都挖断种!灾民随挖随吃，活像饿慌的野兔子。有一天，南江县青龙乡王子珍锅厂的灾民区饿死了48个人。当时本街熊大湖运回两缸烧酒。缸底破裂。酒流满地。栖息王家锅厂的饥民大吼一声：‘酒倒地了啊!’蜂拥而来抢吃。躺在地下连泥带酒喝得一干二净。气息奄奄的饥民喝后，醉死在地，横着竖着摆了一大坝!”
刘湘闭着眼，听甘绩镛继续汇报：“草根树皮都没有了，饥民只好吞食俗名叫观音土的白善泥。涪陵县第三区因挖取白善泥致将北岩华厂坡山脚挖空，山石崩坍。压死饥民50余人。荣昌、岳池等县或因抢挖白善泥而发生械斗事件。各地均报，灾民食白善泥后，因屙不出来。许多人腹胀而死!”甘绩镛又翻出一张公文，继续说：“饿死路旁的饥民到处可见，有个叫石懋修的乡人对县长哭诉：‘3月初。父亲和我去赶后坝场。20多华里的大路上，来往看到的死人有12个。我们去的时候，看到路上偏偏倒倒的饥民还在走，转来时有的已倒在地上了。那些尸体的大腿、臀部上被割得血淋淋的。还在路上走的饥民，衣衫褴褛、骨瘦如柴，脸带黑浸色，颧骨高耸，两眼深凹，两颊皮肉下垂，看一眼都令人胆战心惊……’”
省府秘书长邓汉祥站在刘湘身旁，此时忍不住长叹一声：“这、这简直是一幅活生生的《饥民图》，难怪《中央日报》等报纸上。形容川省灾区是‘阎罗国’了!”
人吃人真况实录
1936年春夏到1937年夏一年多时间，四川各地频频传来饥民吃人肉充饥的可怕消息。
1936年5月4日《天津日报》载《成都通讯》说：“今年树皮吃尽。草根也吃完，就吃到死人的身上。听说死尸的肉每斤卖五百文，活人肉每斤卖一千二百文。‘省赈会’特派员王匡础到六口场视察，在一肖姓的屋里发现女饥民张彭氏、何张氏等围食死尸。通江麻柳坪有一妇女杨张氏因生活艰难，携其六七岁及九岁的两个女儿向他处逃荒。不料刚走不远，该妇遂倒毙道旁，二女饥极，就在她娘身上啮面部及身上的肉充饥。”
万源县出现更可怕的杀活人及小孩充饥的事。1936年4月10日《重庆快报》上《邻水通讯》说：“近有桐木洞贫妇邱氏因迫于饥饿，将其3岁小女杀而食之，以延旦夕之命。”
同一天的《赈务旬刊》载：“涪陵饥民、丰都饥民，烹子充饥，杀食胞弟。苍溪饥民、阆中饥民惨食子女，烧食小孩。”
大饥荒已使人性泯灭、变态。南江县木门文昌宫有个叫孟利生的，全家3人。母亲和妹妹都被饿死。他饿得没法，母亲刚死，即将她的一对乳房割下煮在铁罐里，被人发现，当即被群众打骂了一顿。有人说：“他也不行了，饶他罢……”
普济鱼池湾(今中江村)杨传兴全家5人，妻子和儿媳都已饿死，只剩下一个几岁的孙女。一天晚上，杨传兴饥饿难熬，用刀把孙女砍死吃了肉。砍的时候，邻居听到那孙女直叫：“莫砍我，我长大给你拣柴呀!”
一些人在大饥荒中丧失人性。已成野兽。鹿停溪有个康三春。女儿饿死后，就把她身上的肉割下来吃，说比野菜味道好。从此便到处找死人吃，后来竟发展到吃活人!他家在岔路口上，有人路过时，他寻机将人打倒在地，然后勒死，把死人肉割下装在缸里，将骨头埋在窖中。有人听他说：“小娃儿肉好吃不出门，小伙子肉好吃打不赢，老婆婆的肉吃起绵得很!”联保处去抓他。他便逃往外地。
南江县木门场下街大桥巷还有个趁乱世卖死人肉挣昧心钱的孙光。他原本在本地卖牛肉，后来卖起了人肉。有人在联保处告发，派团丁孙骞、谭正明去检查。去时装着买肉吃，先问：“是啥肉?”孙答：“牛肉加野猪肉。”团丁买肉后发现， 的确是人肉，便将他擒获，绑在石门枋上审问，孙对自己卖人肉的事供认不讳。
张孝忠先生20世纪80年代末编修金川县志搜集资料时，在百岁老人口述和尘封多年的民国档案里，还接触到1937年四川靖化县(今金川县)几十例触目惊心的案件：马奈联保的农民罗老四绑送王大妹姐弟俩到县政府。县长于竹君审问，王大妹供认：“我骗二妹说：‘二妹，我们来学咋个套獐子。你当獐子，我和弟娃套你。’二妹信以为真，于是我和弟娃用麻绳将二妹颈项套住，一人一头扯住，用脚蹬紧，把她勒死后，我俩就把她的肉煮来吃了。隔了几天，我和弟娃又把隔壁罗四爸家的4个娃娃哄到我家里来睡觉。夜深时，我俩用青冈棒把他们打死后，又煮来吃了。过了几天，罗四爸回来后到我家里找娃娃，发现了人脑壳骨头和衣服，就把我俩绑起送来了……”
另一起案例是，观音岩农民刘文元到县里向于县长哭诉：“我妻去年病故，遗下两男一女。4天前因家中断炊，我走了20里路来县里买粮，耽搁了3天。回家后却不见娃娃，到周家询问。周云发说：‘3个娃娃在房后玩耍，我去叫他们来!’转身到房后去了。我突然看见周家屋内有几个箩筐里堆满了人骨头，我心想大事不好，娃娃肯定叫他杀来吃了!正惊疑间。见周云发手提斧头直奔我而来。我见势不妙，转身就跑。”于县长当即派县保安队长申时全带3名士兵去抓周云发。周早已逃得不知去向，屋内箩筐里共有孩童头骨41具，大人头骨22具!
可怜的政府赈灾
小小一个靖化县，人吃人案接连不断。1937年4月8日，靖化县长于竹君写信给四川省主席刘湘：“此间食人之风日盛。急盼赈灾!”刘湘吩咐甘绩镛：“赶快赈灾!”
但赈灾粮迟迟不到。本来对人吃人深恶痛绝的县长于竹君，被一桩桩人吃人的案子弄得近于精神失常。他是学法律出身，后来竟然写了一篇为吃人者辩护的文章，说食人者不犯杀人罪，应正名为正当防卫：“食人者不食人，则时刻有被人食之危险!”这篇引经据典的奇文还登在某学术文集之中。
1937年9月5日，抗战已全面爆发，四川省政府委派的查照员黄正中向省府报告：“十室九空，饿殍载道，尸骸满谷。虽有回天之力，亦不能赈靖化县灾民于水火!”
身为四川省主席的刘湘，对大灾荒无计可施。他多次向国民政府请求赈灾，却毫无结果。
1936年6月15日《西南评论》载：“蒋介石来川招待绅耆时，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灾区拍摄的人吃人的照片交蒋，蒋阅后放在袋内。”此后便没有了下文。早已被内忧外患弄得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在庐山的牯岭就说过：“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赈济，试问中央以有限之财力，何能补助你们川人?”
1937年4月。甘绩镛又捏着厚厚的文书、报纸，向刘湘汇报说：“1936年夏季到今年的旱灾，已持续近一年之久。近90％的县受到影响，以川北、川东灾情最重。据《新民报》等报纸说：不甘坐以待毙的饥民，到处抢米夺食，成群结队‘吃大户’。潼南、铜梁、广安等县饥民，计有81万之多，沿乡挨户乞讨。无数饥民被逼迫为匪为盗。稍有钱粮的人户日夜不安，常备刀枪棍棒防抢，猪、牛不敢出户，人不敢夜走……旺苍县何家垭有户人家中只有三斗包谷，结果粮食被抢走，三婆孙被杀死……”
刘湘瞪大眼睛呆呆地听着，一筹莫展。甘绩镛接着说：“《西南评论》上这篇《饥饿压迫下的四川》，还登得有绵阳、剑阁等地出现‘教匪’……其实咧，都是逼慌了的饥民，他们拖儿带女，喝了碗啥子草纸灰灰的‘符水’，高吼‘刀枪不入’，冲击县城、砸烂政府，同军队拼死拼活要抢粮，被开枪打死不少!”刘湘大惊失色，忙问：“是饥民造反?还是驻军处理失宜?”
甘绩镛苦笑一下说：“仓促急变，说得清楚啥子?遂宁县蒋系人员强调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县政府在城内竖立了一根旗杆，说‘悬挂国旗可在老百姓中培养爱国感情’。结果谣言纷起，当地老百姓说：‘旗杆’就是‘齐干’，才引起了大旱灾。他们要求拔掉旗杆，王县长拒绝了。老百姓就冲进县府，捣毁了办公室。警察开枪，许多人被捕或打死。你说这是饥民造反还是百姓愚昧?警察开枪又是不是处理失宜?”
甘绩镛接着说：“还有大批难民拥入重庆。成千上万的人饿死街头。警察仅在今年2月和3月两个月中，就埋葬了近4000名灾民尸体。重庆专门修建了一个火葬场来烧死人……连外国人都在关注川省的大灾情!”
刘湘很少向下属发火，这时也大为恼怒：“妈的，你们搞的啥子赈灾哟?死了那么多人，叫我这个省主席，挨国内国外的人臭骂!对不起川中父老，叫老子脸面往哪里搁啊?”
甘绩镛犹豫一阵，说道：“我们也没办法呀，无数次报中央求助，拖到今年，才拨下一点点。省政府为赈灾，好不容易向银行借了131万元，又由民政厅筹款10万元。共140余万元。赈灾人员出发前，省赈会主席尹仲老涕泪满面。大哭着向发赈人员下跪，叮嘱务将赈款发到灾民手中……”
刘湘急忙问：“赈灾可有效果?”
甘绩镛叹了口气：“区区赈款，如按灾区120余县平均分配，每县仅1万元；如按受灾人口3000余万人平均分配，每人仅能得4分钱!能起啥子作用嘛?”
刘湘一愣，大骂起来：“妈哟，蒋介石要统一四川。四川遇到麻烦他又不管……统一他妈个铲铲!”
各地纷纷“拜神祈雨”
为了求雨减灾，刘湘亲自到重庆请江湖术士“刘神仙”(刘从云)帮忙：“蜀中大旱，恳我师广施大法以求甘露。以救百姓!”“刘神仙”说：“请将军于朝天门内搭二丈高台，再派生肖属龙蛇之兵丁，我自有法。”“刘神仙”选定时日，身着道袍、披发仗剑装神弄鬼。按“刘神仙”之令，36兵丁按地煞之数、取北方壬癸水之义。手执画戟、幡旗，香烟缭绕中，“刘神仙”踏罡步斗，口中呢喃有词。然而却滴雨求见。
重庆《商务日报》1937年5月1日报道：“成都绅耆善士联合组织办祈雨法筵，于北门石马巷玉参慈善会内。由二仙庵退隐老方丈王伏阳法师主坛，并由省赈会主席尹仲锡手撰祈雨疏文川川”
宜宾专员冷寅东见许多人吃白善泥充饥，就请某大学鉴定。上海某科学家回信称：白善泥含有人体所需要的矿物质，吃百斤可获热能三百卡云云。冷寅东兴奋地上报刘湘。刘湘批示省政府转发到全省各市县。灾民吃了排不出大便，腹胀如鼓，匍匐呻吟，痛得喊爹喊娘，死者不计其数。有人还编了一段顺口溜：“吃了神仙面。胀得光叫唤。屙又屙不出，只有上西天!”
四川大学某教授搜寻典籍，从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书中发现一个“解旱古方”献给刘湘。刘湘便明令各地对民间祈雨活动一律保护。各路神仙妖人也纷纷出头，怪闻不绝。明眼人都知道，这类活动，对改变四川的灾荒情形是不可能起任何作用的。
“天府之国”为何满目疮痍，几成人间地狱?当时有识者就评论说：民国后四川军阀之间470多场混战和横征暴敛，是根本原因。“果无军阀防区制之毒害，则虽有天灾，亦能预为应付。而无吞泥粉、嚼草根、啮树皮、人食人之惨相。是故今日四川之一切灾象，统谓之不良政治之总暴露，亦无不可!”
这场大饥荒从1936年熬到1937年，下了几场雨后才逐步缓解。
(责编 何 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