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嫦娥一号”总设计师】 嫦娥一号总设计师
时间：2019-02-20 05:44:0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1970年，中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主设计师是孙家栋；37年后，中国探月工程“嫦娥一号”的主设计师仍是孙家栋，他的名字与中国航天多个第一联系在了一起。那么，这位航天科学家有着怎样传奇经历呢？请看――
2007年10月24日，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大地轰鸣，腾空而起的长征运载火箭搭载着“嫦娥一号”探月卫星直冲云霄，奔月而去，开始了中国航天最远的“长征”。
峥嵘岁月，跟钱学森一起研制导弹
今年78岁的孙家栋，生于辽宁复县(今瓦房店市)，祖籍山东牟平。1942年，孙家栋考人哈尔滨第一高等学校土木系，中途因抗日战争失学。1946年，他又考人民国政府办的锦州大学。1947年冬，解放军逼近锦州，学校解散，孙家栋再次失学。1948年9月，孙家栋到了哈尔滨，考取哈工大预科班专修俄文。1950年元宵节，预科班安排学生聚餐。开饭后，校领导突然宣布:“新中国空军正在‘招飞’，如果想要参军的同学，晚上可以赶往北京。”一腔热血，满怀报国壮志的孙家栋，毫不犹豫报名应征。
1957年，孙家栋人选新中国第一批留苏空军学员，在著名的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攻读航空发动机专业，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一年后，设在学院大门最显眼处的“状元榜”上，赫然出现了中国学生孙家栋的照片。该校表示，学生成绩获得全优，其照片将放人金字塔形“状元榜”上，如果年年上榜，他的照片会一年比一年大，且逐年上升。到了毕业的时候，学生成绩如果依然名列榜首，学校就会颁发给该生一枚纯金的斯大林头像奖章。
学校人才济济，想年年保持全优很不容易。然而孙家栋认为，自己代表祖国，为了祖国的荣誉和尊严，绝不能居于人后，必须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和心血，取得全优成绩。
5年后，孙家栋果然攀蟾折桂，获得了那枚人人羡慕的纯金奖章，这在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中首屈一指。
学成归国后，踌躇满志的孙家栋，怀揣一腔报国宏愿，进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新中国组建的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起初，五院的科研工作是仿制苏“P－2”导弹。1960年，中苏外交关系恶化，反目成仇，苏联一夜之间撤走全部在华专家，许多科研及在建项目因此搁浅，致使中国蒙受巨大损失。事隔多年，孙家栋回忆当时情景，仍心绪难平:“研制导弹这么大的事，你背信弃义搞到半截，就撂挑子走人，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但是，这件事也激发起广大科研人员独立自主的斗志。面对乱摊子，我们没有一级不振，而是干劲倍增―让‘老毛子’看看，我们扔掉‘洋拐棍’，照样能研制出自己的导弹!”
从此，孙家栋憋足一口气，与其他科研人员一起，全身心投人新中国导弹研制之中。翻译资料，系统归类，反复验算总体技术指标和总体技术数据。为了研究苏式导弹设计思路，吃透其核心技术，为以后自行研制奠定基础，他办公室里的灯光经常是彻夜不熄。很快，他便完成了图纸描红、原理起步、消化仿制、改进创新等艰苦历程。身为导弹总体设计的他，凭借在苏联留学时打下的坚实功底，很快在同行中崭露头角:他参与了仿制“P-2”导弹，试射国产“东风一号”导弹，之后又成功进行了导弹核试验。
新中国的导弹从无到有，发生了翻天筱地的变化。在孙家栋及科研人员努力下，中国直主研制的导弹武器完成了独立飞行试验之后，又成功地进行了导弹原子弹“两弹结合”飞行试验。中国导弹的横空出世，长志气，壮国威，震惊世界，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作为中国导弹研制的先驱者和见证人，孙家栋参加了全部导弹研制工作，并且由导弹总体设计员、总体设计组长、总体设计室主任，一路升为总体部主任。
1967年建军节前三天的一个下午，孙家栋正满头大汗趴在火箭图纸上搞设计。一位同志受上级委托，专们来到他办公室，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为了确保第一硕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顺利进行，中央决定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由钱学森任院长。钱学森向聂荣臻元帅推荐了你。根据聂老总指示，决定调你去负责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
一听是钱学森点将，聂老总亲自批准的，孙家栋心里十分感动。他没有提任何条件和要求，便在节后扛着行李和书箱前去报到。从此，孙家栋从火箭设计，走上了卫星总体设计的道路。
在钱学森手下工作，孙家栋获益匪浅。而令他印象最深的是钱学森推功揽过，勇于替下属担责的精神。
1962年，一次导弹发射失败，大家压力很大。在分析故障原因时，钱学森主动承担责任:“如果要说考虑不周的话，责任在我，不在你们。你们只管研究怎样改进结构和试验方法，大胆地工作。你们所提建议，如果成功了，功劳是大家的，万一失败了，责任由我一人承担。”钱学森这种勇于负责精神，对孙家栋影响很大。当他走上领导岗位后，每当年轻人在工作上遇到差错，他也常像钱学森那样，担责揽过，鼓励他们:“放下包袱，大胆创新，出了事由我兜着!”
凡是跟孙家栋共过事的人，都评价他作风严谨。孙家栋说:“这种严谨，得益于钱老的教诲。”
20世纪60年代后期，中国自行研制的一种新型火箭即将运往发射基地。按惯例，产品出厂前要完成装配、测试等工作，而其中惯性制导系统平台上的4个陀螺，先要精确地装好，再拆开来，然后打包运往发射基地。当时，由于时间紧，装配师傅跟孙家栋说:“4个陀螺是同一批次生产的，第一个能装上，其余的应该没问题。”孙家栋觉得言之有理，便同意了。可是万万没想到，在发射现场装配时，怎么也装不上，只得向钱学森报告。钱学森得知情况后，没有责备孙家栋，而是想方设法帮着出主意。孙家栋和同事们从下午1点多，一下干到第二天凌晨4点才装好。事后，孙家栋为自己一时疏忽深感自页，钱学森虽然没有批评他，而且一夜没合眼，跟着大家一起干，但孙家栋感到比挨了批评难受。从此，孙家栋从点滴小事做起，不敢再有丝毫马虎。后来，孙家栋把这种严谨作风，带到了空间技术研究院，有人认为他有时严厉得不近人情，他解释说:“钱学森为我们树立了严谨的好作风，我们必须认真办好每件事。”
情系太空，光荣与梦想铸就航天人生
卫星发射是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与发射，不仅是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也是中国迈向宇宙空间的第一步，无论在国内国际，意义非凡，影响深远。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许多航天专家就开始了中国第一星的研究设计工作，到孙家栋上任之时，不少研究项目已取得很大进展，但把这些零散项目，整合成一颗卫星放飞太空，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要想卫星上天，没有拔尖人才不行。可是在“文革”派别林立的年代，抽调相关人才谈何容易!被挑选的人才，或多或少都有“出身不好”、“历史不清”等问题，搞不好就会背上“重用坏人”、“打击革命派”的罪名。
东北汉子孙家栋却“管不了这么多”。他什么派也不考虑， 一切从卫星研制需要出发，奔波了两个多月，详细考察了各部门有特长的技术尖子，从中选拔出后来被称为“航天十八勇士”的得力干将。有了这些人才，卫星的总体设计如虎添翼。有人后来评价说，孙家栋不但抓技术工作出色，就连做“人事”工作也同样是行家里手。
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第一颗卫星的研制工作。1969年10月下旬的一天，孙家栋作为卫星总体技术负责人与钱学森一起来到人民大会堂，受到周总理的接见。
钱学森先将孙家栋介绍给总理，周恩来亲切地拉着他的手:“这么年轻的小伙子，就是卫星专家，今年多大年纪?”
孙家栋激动得满脸通红:“今年40岁了。”
周恩来风趣地说:“哦，还是小伙子嘛!”在场的人都被逗笑了，紧张的气氛也缓和下来。
接下来，钱学森汇报了“东方红一号”的研制工作和“长征运载火箭”发射准备情况;然后，孙家栋对卫星的初样进行了讲解和说明。周恩来听完介绍，领首微笑，很是满意，忽然，他话锋陡转问孙家栋:“你知道卫星上共有多少插座吗?”
孙家栋只负责卫星总体把关，从未统计过星上到底有多少插座，加上毫无心理准备，霎时语塞。见此情形，总理忙解围:“你们搞卫星工作的，首先要仔细认真，应该像外科医生那样，熟悉患者每条神经，每根血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卫星万无一失。”
那时候，正逢“文革”领袖崇拜风潮，就连成套设备安装时，也要在卫星仪器上镶嵌毛主席像章以示敬仰，而且大小不一。对此，孙家栋很有想法，但又不能直说。于是他趁征询总理意见的机会，大胆提出了自己想法:“从政治感情上讲，大家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在卫星仪器上镶像章，无可厚非。但从技术层面讲，一是重量超限，增加卫星负担，存在安全隐患;二是卫星上天后，会对其质量产生影响。”
孙家栋反映的问题，立即引起总理重视:“我看这件事不难解决，只要我们心中热爱毛主席，不一定什么地方都挂像章，要把道理跟群众讲清楚。我想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嘛!”
总理一番话，令孙家栋如释重负，回去后，便按总理指示作了安排，这件棘手难题也随之化解。
“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后，孙家栋相继担任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颗遥感探测卫星的技术总负责人和总设计师，并参加领导了各类其他卫星的研制发射工作。随着这些卫星升空，孙家栋的名字也载人中国航天史册。
1984年4月8日，试验通信卫星发射成功，掀开了中国卫星通信事业新篇章。但接下来，麻烦也随之而至。卫星在定点飘移过程中，星上蓄电池发生了意想不到的热失控现象，持续高烧，如果不立即采取调整措施，极有可能引起蓄电池损毁或整星夭折。
问题出现后，孙家栋很快提出了一套技术应急方案:对卫星进行大角度姿态调整。但如此的“大翻身”，超过了卫星姿态控制系统设计范围，如果调整得好，卫星故障可能排除，若“高烧”持续不退，那么这颗卫星危在旦夕。
然而情况紧急，各种审批手续都已来不及。怎么办?孙家栋冒着极大风险，将一切顾虑抛置脑后，大笔一挥，写下一纸责任状:“孙家栋要求再调5度角!”
经过试验人员紧张认真地工作，卫星险情终于排除。4月16日，卫星成功地定点于东经125度赤道上空，星上设备一切正常。
在当时技术条件下，孙家栋对这枚“发烧”卫星的处理决策，在世界航天界也十分罕见。
奔月惰缘，而今迈步从头越
2000年，时任中国航天局局长的亲恩杰找到孙家栋，说出了埋藏已久的探月想法。孙家栋也深有同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在他们看来，我国已经掌握了卫星技术，运载火箭技术，遥控网技术和发射技术，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卫星研制人才和空间科研队伍，因此，开展月球探测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两位在业内极具影响力的老航天，满怀神圣使命感，又找来月球应用科学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院士，一起谋划中国未来航天发展战略。三人灵感一经碰撞，便产生了具有前眩性的火花:虽然我们探月晚了点，但我们起点要高。于是，他们开始分头行动，着手组织专家，进行专门论证，编制技术可行性报告，确定首次探月采用绕月探测方式，分成“绕”、“落”、“回”三步走。
中国为什么要实施月球探侧工程呢?孙家栋说，如果说“两弹一星”和“载人航天”是我国航天史上两个里程碑的话，那么探月工程则是第三块里程碑，意义深远。从另一个层面讲，当今世界，谁先占有探月优势，谁就占有了开发月球的主动权和发言权。话语朴素，传递着一个共同心声:在世界尖端领域，中国必须亮剑，有所作为!
探月工程，不仅仅为了圆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因为月球还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价值。它不但是地球未来重要的能源基地，也是控制全球的太空堡垒，同时还是科学观测理想场所。第一轮探月，我们没有赶上，但在新一轮探测热潮中，中国决不能落后!
蝉娟从此不寂寞，广寒期盼故乡人。2004年2月25日，国防科工委庄严宜告:中国月球探测工程正式实施，标志着中华民族千年奔月梦想开始启动。基于它与“嫦娥奔月”这一美丽的中国神话传说有着奇妙的联系，这个工程被命名为“嫦娥工程”。
40多年来，中国所有航天实验，均围绕地球运行，如今，月球探测拉开了中国深空探测的序幕。搞了一辈子航天的孙家栋，在中国航天发展新跨越的重要历史关头，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上。古稀之年的他，将接受新的人生挑战。
嫦娥舒袖神话浪漫，但卫星探月却道路艰辛。探月工程是我国第一次向深空探测领域迈进，关键技术涉及诸多新领域，因此面临着突破轨道设计与飞行程序控制，远距离跟踪测量与地面操作控制等等从未遇到过的一系列难题。
作为探月工程“五大系统”总设计师，孙家栋在工程方面考虑最多的，就是如何实现工程目标、解决关键技术及配套协调各大系统的问题。在制定“嫦娥”卫星技术方案上，他认为，“嫦娥”探月卫星与其他卫星一样，都是由卫星平台与有效载荷两部分组成，为提高可靠性，应尽量采用成熟技术，这样不仅可以提高稳定性，减少成本，还能缩短研制周期。但作为一项全新的航天工程，必然要攻克从未接触过的新问题，因此需要将成熟技术与新技术交错使用。同时，他特别强调:“虽然中国探月工程比西方晚了40多年，但我们不要重复别人的老路，要走中国自己的创新之路。我们有能力有信心将它做成功，实现中国航天新飞跃!”话语中充满了豪气与骄傲。
“嫦娥一号”所承担的探测任务，有许多是国外没有做过或做得不全的。就拿月球三维影像图来说，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国外只有零散的局部图。如果有了这张图，我们就能更好地了解月球构造。另外，我们还将探测月球表面14种资源元素分布，而美国只做了其中5种，这些都是我们独特的地方。
探月工程启动后，数千人的研制大军投人其中。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层以上科研骨干的平均年龄仅35岁左右，通过探月工程，培养一支出色的航天科技队伍，这也是中国航夭事业的 未来所在。看着一批刚毕业的博士生，经过三四年时间磨炼，如今已成为探月工程的主力军，古稀之年的孙家栋，甚感欣慰。
要实现工程技术世界领先，就必须要有所创新。为此，孙家栋组织科技人员，逐一攻克工程中出现的技术难点并反复进行分析论证。孙家栋强调说:“我们把能用的成果都用上，需要攻关的都攻克下来，形成一个完整系统。”
卫星研制与发射，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每个环节都必须严格把关，做到万无一失。其户火箭点火最为关键，也是牵动全局的事情，因为火箭、卫星、发射场、测控、通信保障等诸多系统都要保证与这一时间绝对同步，这对搞了一辈子航天的孙家栋来说，既是一种全新尝试，也是一场严峻挑战，仅“五大系统”绝对同步这一要求，在中国以前所有的航天发射中，从未经历过。
作为中国首位“月球使者”，“嫦娥一号”在茫茫太空中奔月，必须要有一条天路，航天专家称之为轨道，这是绕月工程的核心技术之一。发射一般的地球卫星，只需考虑卫星和地球之间的关系，现在还要上月亮，就带来了力学和轨道研究等多方面的复杂问题。孙家栋用了个形象比喻说:“这就好比猎人打猎，最大的区别就是，‘嫦娥一号’打的是移动月亮靶。”难度可想而知。最后经过反复论证，确定了“嫦娥一号”奔月轨道:先围绕地球沿着三个椭圆形轨道飞行，并不断地调整姿态，然后开始真正的奔月之旅，经过38万公里的星路历程，最终抵达月球。
搞航天的人，总透出一种紧张，这既是因为工作的繁重压力，同时也因肩负的使命重大。多年来，孙家栋养成一个习惯，只要重任在肩，就会废寝忘食，日思夜想的都是卫星、火箭，不能自拔。自从担任“嫦娥”卫星总设计师以后，每当碰到技术难题，孙家栋就夜不能寐，常常是半夜醒来，辗转反侧睡不着。怕惊醒老伴，他就摄手摄脚走到阳台，望着夜空中的明月，飘飞思绪。一想到中华民族的千年奔月梦想，“我欲乘风归去”之感翩然而起。当然，更多的时候，他举头望月，心里是琢磨“嫦娥一号”的技术难题，有时他在阳台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直到夜色褪尽，东方放晓。有几次，老伴半夜发现老头子不见了，还以为出了什么事，起来到处找他。孙家栋总是对她说:“你睡你的，别打搅我。我在想卫星上的事情。”
探月工程，是我国航天领域重要标志性工程，就像一部气势磅礴的交响乐，每个音符都不能错。自从探月计划启动以后，孙家栋事无巨细都挂在心上，频繁在全国各地往来奔波。据说因为走路很多，每年他都要穿坏几双布鞋。在3年多研制时间里，他几乎没休过一个节假日。在卫星临近发射的时刻，各种问题都汇集到一起，其复杂程度难以想象。但孙家栋却说:“最后的骨头虽然硬，但我们航天人练就的本事，就是专门对付硬骨头的。我们一定能把最后的硬骨头啃下来!”为了确保一次成功，“嫦娥一号”工程上下开展了“两个100%工作”，一是所有单机、分系统和系统总体设计都要进行全面复查、审查、反思质疑，不遗漏任何一个间题，做到100%;二是所有产品生产质量都要进行全面复查、复审，做到100%。
2007年10月24日，万众瞩目的“嫦娥一号”点火发射。在隆隆呼啸声中，孙家栋望着“嫦娥”绝尘而去，心潮起伏，感慨万千……
(组稿 责编 江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