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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德林案侦破始末视频 [冒充周总理批示诈骗案侦破始末]

    时间:2019-02-21 05:36:4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惊天大案      1960年3月18日下午5点过,一名身穿灰色人字呢大衣的中年男子快步走进位于北京西交民巷东口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秘书室。   秘书室的办事员问来人:“同志,您有什么事吗?”中年男子递上一个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字样的大信封,然后打开一个紫色封皮的发文本,说:“我是国务院周总理办公室的,来给行长送急件,请签收。”办事员在来人指定的位置签了字,来人就收起发文本,从容地走出了秘书室大门。
      办事员见信封上写着“急件”二字,赶紧送到银行行长办公室。行长不在,行长秘书接过“急件”,见信封上标有“速送,限下午五点四十分前送到”的醒目文字,当即拆开,里面是一份公函,公函上有周恩来总理的亲笔批示。公函内容如下:
      总理:
      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作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15~20万元,可否,请批示。
      一九六O年三月十八日
      公函左侧是周总理的批示:“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现款20万元。”在周总理签字下方还有旁注:
      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
      1. 要市场流通的旧票;
      2. 要拾元票;
      3. 包装好看一点,七时务必送民族饭店赵全一(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看着熟悉而又潇洒的签名,年轻的秘书一点也没产生怀疑。她看了看表,发现离限定的交款时间只剩下1个小时了,而这时正、副行长都不在,她便去找计研局的领导。
      计研局值班的是王副局长,行长秘书把事情说了一遍。王副局长看了看那封急件,隐隐感到事情有些蹊跷,20万元可不是个小数目,为什么不通过财政部来提款呢?行长秘书催促说:“不能再拖了,时间来不及了。你看,还剩下不到一小时!”王副局长还在犹豫,办公桌上的电话铃突然响起。他立刻抓起听筒:“喂,这里是总行计研局。”对方不知说了什么,王副局长连忙回答说:“您是总理办公室的,好,我知道了,我们一定在7点以前准时送到,请转告总理放心。”
      挂上电话,王副局长立即给发行局下命令,让他们赶紧办理此事。发行局当班的科长撂下电话,带上科里的老吴,叫来小轿车直驱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分行的同志也不敢怠慢,按照总理批示公函的要求,到金库里取了20万人民币旧票,包装好,装了两麻袋。这时,发行局的朱科长也奉命赶来催办。随后,3人把麻袋抬进小轿车里,直奔民族饭店而去。
      当天傍晚时分,装有巨款的两个麻袋送到了民族饭店。饭店大厅里人头攒动,工作人员一时找不到赵全一,就把麻袋放在柜台上等候。这时,一个身穿藏青色华达呢中山装、黑色呢子裤的中年人走过来,说:“你们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同志吧?”朱科长点了点头,中年人就出示了一张介绍信。介绍信上写着:
      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前去你行领取拨款20万元整,此致中国人民银行。
      银行工作人员确认“无误”后,提出要收据,“赵全一”便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蓝格纸,签具了收条。朱科长还不放心,说:“上面应该有公章呀!”“赵全一”笑了笑说:“介绍信上已经有公章了。要不,你们把介绍信一起带回去?”朱科长将介绍信和收据小心翼翼地放进公文包,移交工作就算完成了。
      朱科长等人本想帮“赵全一”将麻袋搬进办公室,“赵全一”表示感谢,但还是请他们先回去向上级汇报,免得上级担心。自己另请来一位工人师傅将麻袋搬进了电梯。
      一个小时后,载着“赵全一”和两个麻袋的电梯停在大厅出口处,见“赵全一”搬得吃力,一个服务员走上前来帮忙,“赵全一”从宾馆拐角处推出一辆自行车,将两个麻袋拴在车子后座上,渐渐消失在夜色中……
      6天后,即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负责人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询问拨给西藏工委的款子如何入账。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感到莫名其妙,回答说:“你等等,我去问一下。”片刻之后,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回复说总理根本没有批过这样一笔款子。听到这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呆若木鸡,良久才回过神来,详细说明了拨款过程。总理办公室要求银行把“总理批示”的信函和“赵全一”的收条即刻送过去核对。
      结果发现这是一起伪造总理批示的惊天诈骗案!
      1960年,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家经济极端困难,即使是对国家来说,20万元人民币也不是一笔小数目!
      
      紧急破案
      
      1960年3月24日,中南海西花厅传出一个愤怒的声音:“案情你们都了解了,那就赶快行动起来,绝不能让人民的血汗钱受一点损失!”发火的人正是周恩来总理,宽大的办公桌上,正放着那张伪造他签名的“批示”复印件。刚刚上任不久的公安部长谢富治站在一旁,紧张地看着在室内来回踱步的周总理。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谢富治立即命令负责侦破工作的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从山西赶回北京。杨奇清一到北京就组成专案组,从24日晚上一直到25日凌晨3点,专案组一直在民族饭店进行现场勘查,又请有关人员回忆案发情况,并进行案发时的模拟表演。紧接着,他又赶回公安部开会研究案情,决定以京、津、沪为重点,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部署。第二天清晨,他赶到西花厅向总理汇报工作。周总理对他说:“今天是25日,7天之后,你必须将破案的消息告诉我!”杨奇清起身向总理行了个军礼,说:“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在杨奇清的直接指挥下,京、津、沪公安机关紧急行动起来,展开全面侦查,并根据银行和民族饭店工作人员的回忆,绘出犯罪嫌疑人的画像,在公共场所张贴通缉令。
      公安局侦查科的刘文科长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侦查员,他接手案子后,注意到了犯罪分子在“收条”上写的一个符号“¥”。现在,大家都知道“¥”是人民币的代号,可在当时并没有多少人使用,这个符号是在1955年3月1日才正式使用的。刘文科长开始在各种档案文件中查找“¥”的出处,可翻阅了上千种文件,都没有找到。
      很快,公安局的人又发现了新线索,对外贸易部呈给国务院领导的报告,所用的横格纸和犯罪分子使用的信纸完全一样。刘文科长认真翻阅了报告内容,遗憾的是里面并没有“¥”的符号。
      这时,有个电车女售票员来公安局反映,她在电车上发现一个可疑的人。这人年龄、相貌都和通缉令上的犯罪分子特征相似,而且情绪很不正常,坐在车上不敢看人,一直长吁短叹。这人下车后,她看见他走进了外贸部……
      所有证据都指向外贸部,专案组火速进驻那里。
      在外贸部的秘书科,专案人员很快查到了大量的15行横格纸,这是外贸部过去使用的公文纸之一。刘文科长随手拿过几份材料,好些上面都写有“¥”符号,这说明外贸部很多人都习惯使用这个符号代替“人民币”三个字。
      专案组马不停蹄地进行筛查,又鼓励大家提供线索。第二天,一个叫董林的工作人员提供了一条很重要的线索:“案发那天下午,出口局的王倬请假没上班,说是带母亲去积水潭医院看病。经查发现他和他母亲那天并没有去过这家医院。前几天,办公室几个同事闲聊,说起最近发生的这起诈骗大案,提到犯罪分子有个特征是眼睛很小,我随口说‘老王,你眼睛可不算大呀’,本来这是句玩笑话,哪知王倬立即站起来,气冲冲地说:‘你诬陷好人!’并要拉我去找领导。他发这么大脾气,是从来没有过的……”
      董林反映完情况刚走,又来了一个女同志举报王倬。她说,前几天,一向脾气温和的王倬突然把蘸水钢笔扔到桌上,用拳头猛敲自己的脑袋,一副烦躁不安的样子。女同志以为出了什么事,过去一看,是王倬在填一张表格,把千位数写成了万位数。女同志打趣地说:“我当是多大的事呢,不过是多画了一个‘0’……”没想到王倬反应非常强烈,说:“多一个‘0’,千就变成了万,还算小事儿吗?”“‘万’怕啥?你又不是没算过,1万、2万,10万、20万的……”王倬顿时大怒:“怎么?你血口喷人!”女同事连忙解释说:“我没说你什么呀!”王倬瞪大眼睛说:“什么没骗过10万、20万?这是谁说的?”女同志这才知道他把“算”误听成了“骗”……
      还有人反映王倬曾以帮街道食堂刻印饭票为由,借过单位的钢板和蜡纸,而事实上,街道食堂并没有请他帮刻过饭票。经仔细辨认,伪造的介绍信上的印章,就是用蜡纸刻制,然后用红色印油印上去的……
      所有调查结果都显示王倬有重大嫌疑,办案人员很快找来他的笔迹,送去技术鉴定科。不到两个小时,鉴定结果就出来了:王倬的笔迹与“赵全一”所写收据的笔迹完全相符。
      
      缉拿归案
      
      王倬,又名王连升,36岁,辽宁省辽阳县人,1952年9月到外贸部出口局工作,家住北京北海后街。王倬究竟是单独作案,还是团伙作案,专案组内出现了两种声音,最后决定暂时不抓王倬,对他进行24小时监控。
      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的刘汉臣处长亲自带领10多个侦查员到王倬家附近蹲点监视。
      第三天一大早,侦查员发现王倬在西屋烧东西,后来又端着烧完的东西前往胡同口的垃圾站。刘汉臣处长得到报告后,下令把垃圾搞来,送去做技术鉴定。经鉴定确认,王倬倒掉的垃圾里有残存的人民币,大量灰烬是人民币燃烧后留下的。
      经过几天侦查,专案组确定王倬并无同伙,决定即日零点动手抓捕。
      抓捕王倬的过程十分顺利,他被从被窝里拖出来,没有争辩一句,甚至连吭都没吭一声。
      接着,专案组在王倬家分头搜查,搜出一堆碎布、绳子和被拆散的自行车。碎布拼接起来,正是王倬作案时穿的那件呢子上衣,自行车和绳子也是他作案时使用的。接着,装赃款的麻袋也被搜了出来,就差赃款没有下落。
      天大亮了,侦查员们借来铁锨、镐头等工具,挖遍了院子,都没找到赃款。刘汉臣处长仔细观察了王倬家西屋南侧堆着半人高的蜂窝煤。蜂窝煤最上面一层落满了厚厚的灰尘,像很长时间没人动过。刘处长观察了一会儿,就叫人来把蜂窝煤搬开。
      搬开最后一层蜂窝煤时,侦查员发现下面有新鲜的黄土。挖了几铁锨,黄土下面露出苫布,揭开苫布,里面包裹着一捆捆人民币。
      面对铁证,王倬很快招认了全部犯罪过程。他平时特别贪财,总是梦想不劳而获得到大把钞票。他在单位见过周总理的批示,也知道下面的人对总理批示总是无条件地执行。他想,如果用总理的名义行骗,准能畅通无阻。所以,他决定模仿总理字体写一个批示,让人民银行交一笔巨款。他在公安部礼堂看电影,看见舞台两侧挂着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和周总理的题词,便找来一张纸,用钢笔把周总理的题词临摹下来。回到家,他天天晚上都用毛笔在报纸上练。练得能够以假乱真了,又开始伪造公章,伪造的公章也跟真的差不多了,他便开始行动。
      王倬曾给他的一个哥们儿伪造证明信,帮对方改名叫“赵全一”,后来还到派出所用这个名字报了临时户口。这次,他决定使用“赵全一”这个名字作案。
      他从单位找来国务院来函使用的信封,落款上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字样。他在信函内容上写拨款是毛主席的意思,表明有来头,不易被怀疑。他写拨款是为了修缮寺庙,并且要求在当晚9点西藏活佛讲经会上出示,也符合当时报纸、广播的宣传方针和国家政策。1959年平息西藏叛乱后,有关西藏的消息,尤其是西藏活佛活动是国内最有吸引力的新闻,所以,信函上要求晚上7点前送现款的理由是充分的,人民银行肯定会深信不疑。拨款数额写15万~20万元,是因为款子少了用不着国家总理来审批,也用不着惊动毛主席。在附注中要求提供旧票,是因为新票有号码,而且号码还可能都挨着排序,拿出去一花就会被查出来。至于限定交款时间为7点,是考虑到这时正值单位下班后不久,人民银行的工作人员急着下班,办事必然草率、疏忽。“西藏工委”这个单位名称,王倬是蒙着来的。自从1959年平息西藏叛乱后,“西藏工委”这个词就经常出现在广播里和报纸上。王倬自认为行动方案十分周密,干起来信心十足,却忽视了在收条上写了一个普通人不常用到的人民币符号“¥”。这个符号成了后来侦破案件的关键。
      王倬炮制了这起惊天大案,最终也受到了法律严惩。1960年7月28日,他被判处死刑。
      (责编 王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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