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重立身 放荡为文|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
时间：2019-02-10 05:29:0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刘兴雨简介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生于辽宁省本溪,辽师大中文系79级学生。现在《本溪日报》工作。搞了十年诗歌、十年评论、十年杂文。十年来,有六十六篇杂文作品入选四十四个选本(不含本地的)。著作《追问历史》上过排行榜,再版过,被盗版过。名列“中国当代杂文108将”,高级编辑(待聘的)。
记者:“兴遣文章刀笔冷,雨狂却有肝胆温”,是著名国画大师冯大中先生读完《追问历史》一书后为您书写的条幅。这两句话,应是对您作为杂文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文格与人格的写照。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使得您用冷峻锋利的笔尖书写着一颗充满爱与火热的心?
刘兴雨:你访谈的前期工作之细真叫人吃惊,看来你读了李磊夸我的文章《我所知道的刘兴雨》,那里提到了国画大师冯大中给我书写条幅的事。我私下里很喜欢这两句话,觉得像我。
过去人们有一种误解,以为写杂文的人就是整天横眉冷对。其实杂文家多是一些古道热肠的人,他们写杂文常常不是出于恨,而是出于爱。因为爱,看到毛病就忍不住说,就像父母看到孩子身上的缺点,总不免要说上两句一样,所谓爱之愈深责之愈切。杂文是心灵经受煎熬的结晶。它不仅应娱人眼目,更应震撼心灵。尽管做人上我崇尚中国传统,但在精神上我崇尚民主、人权、公平、自由、正义,这也许就是我潜在的动力,是我选择“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原因。
记者:在杂文创作的探索过程中,您萌生了“写杂文不能有随意性,必须形成一个系列”的想法,这与当下很多杂文作者“看到就说想到便写”的创作习惯大相径庭。能给我们讲讲这一想法的渊源吗?
刘兴雨:说起原因也很简单,在读钱理群先生的《心灵的探寻》时,有一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鲁迅总爱探究娜拉走后怎样。”就像进到一个漆黑的房间,突然有人拉开了电灯,眼前一片通明。正在这时,一个叫王福建的编辑让我给他编的版写稿,我就依照钱先生的指点,对古今中外的历史进行探究。我不愿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就在历史这块地上挖井。我给自己立下了这样的标准:尽量选取历史上大家熟知而又有误解的人物和事件,结合现实,进行文化与人性的探讨。可以说三点连一线,缺一不可。
记者:因为这样一种理念,您的作品更多注重历史真相和历史人物,也就催生了《追问历史》这部杂文集的问世。这些作品着眼于历史,同时紧紧关照现实,您为何钟情寓批判反思于“追问历史”呢?
刘兴雨:鲁迅说“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来测将来,洞若观火”。我虽然写的是历史,可却都是由于现实的触发。历史是一面镜子,这里面不光有历史的影像,更有现实的鬼魅。集权统治者不但怕现实的反抗,也怕历史的真相,所以总想割断历史,视真实的历史为敌,所以揭出真相的人往往倒霉,君不见秦始皇焚书焚的主要就是六国的史书。
我不是历史学家,无法进行更深入的考证,只能点到为止。我的用心还在现实。史书史书,弄得不好就会成为死书。也许真像人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现实是历史的延续,现实的一切似乎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答案。可如果只是将现实与历史做一个简单的比附,那也是没出息的做法。只有进行文化与人性的挖掘,也许才能找到问题的根源。
记者:角度别致、选材恰当是您的杂文的突出特色,像《一个诗人的反思》、《很遗憾,我只能牺牲一回》等作品,以自然形象的角度切入,而随着阅读的深入,方给人以顿悟之感。您在创作中是如何兼顾的呢?
刘兴雨:古人言:“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人们读一篇文章总希望看到新的材料、新的观点、新的角度、新的表达方式,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记者:杂文创作不仅需要文笔,更主要的是判断力与胆识。好的杂文需犀利,咬准要害,需要一双能够洞悉真相的眼睛。在您的作品中,我们也常常有此种感受。那么,面对滚滚红尘、家常琐事,生活中的您又是怎样的性格呢?
刘兴雨:看我的文章谈古论今,仿佛老于世故,其实不过是纸上谈兵,在现实生活中常常碰壁。给人的突出印象是较真、执着。工于读书、拙于应酬。鄙视算计、陷害、投靠、欺骗、吹牛、虚荣。按传统标准做人,却常常被视作另类。不善交际,但知道感恩;会做家务,但懒得去做;不会搞关系,但有几个真朋友;吃饭睡觉马马虎虎,学习工作却一丝不苟。也就是说,立身要谨重,如果自己一天胡作非为,没有约束,怎么好意思总对别人说三道四。
记者:愤怒出诗人,愤怒也出杂文家。我们发现,诗与杂文的关系似乎很微妙,很多杂文家都是诗歌的爱好者和写作者,比如邵燕祥、刘征、叶延滨等,这两种写作方式似乎能更鲜明地表达对麻木的抵制,对此,您如何看待?
刘兴雨:诗人更容易成为杂文家。他们都富于激情和血性,对现实反应比较敏感。诗人、杂文家的血液沸点都比较低,别人要一百度,诗人、杂文家六十度就可以沸腾。愤怒出诗人,更出杂文家;柔情也出诗人,但出不了杂文家。
“对麻木的抵制”真是好说法,可我从没想过抵制的事,因为我似乎没麻木过,也想不起抵制;好像没有感冒,也想不起吃速效感冒胶囊一样。
记者:朱健国先生在评说您的杂文时,以“不合时宜”的“故乡外思维”概括之,即不是以土皇帝、小国之君的爱好为金科玉律,而是站在民众的利益角度。由此联想到杂文创作繁荣的本溪,读者却并未充分享有这一优势,反而很难读到本地的杂文作品。能否就您的切身体会,谈谈这一现象?
刘兴雨:我们本溪写杂文的可以说是“四人帮”,三男一女。王重旭、马亚丽、李兴濂和我,我们几人都一连几年入选全国杂文选本。《杂文选刊》主编刘成信对本溪杂文现象高度重视,亲自到本溪参加本溪杂文现象研讨会,并真诚地说过“辽宁杂文在本溪”。我们本溪有杂文传统,搞过多次征文,我们都在市里获过奖。没听说市里领导批评过杂文,但不知何故,几年之间,杂文专版和杂文专栏都销声匿迹了。作者固然失掉了阵地,报纸也失掉了一些热心的读者。其实,“岂有文章倾天下,从来佞幸覆乾坤”。我们有时候就像俄罗斯故事中进坟地的小伙,明明是被树枝挂住,却以为遇见了鬼,自己被自己吓死了。
记者:在娱乐工业发达的今天,读杂文并不是一种大众行为,杂文创作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它无法献媚,被包装成令大众趋之若鹜的潮流品。但杂文的思考精神仍需传播下去,于是,思想性和可读性,便成了杂文创作的两大必需元素。而在图书市场低迷的情况下,您的《追问历史》一书曾经多次荣登图书排行榜,您认为秘诀在哪里呢?
刘兴雨:没有秘诀。不过人们读书时都有一种期待,对真见解和真话的期待、对历史真相的期待,用80后作家孙睿的话说就是:“这是一本对我们自以为熟知的历史发出不同的声音的书。”我不过适逢其时,部分地满足了人们的这种期待而已。
记者:大学期间,您曾经担任辽宁师范学院新叶文学社主办的《新叶》杂志主编,在1982年第8期诗歌专号上,发表了著名青年诗歌评论家徐敬亚的诗歌评论文章《崛起的诗群》,走在了时代潮流的前列,而您个人也因此遭遇了较大的麻烦。如今二十余年过去,回望那段岁月,您的心中定有一番别样的感慨吧。
刘兴雨:好汉不提当年勇,可我不提别人却常常提起。前不久我们辽师大中文系79级同学搞相识三十年聚会,文学院领导还特别提及《新叶》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说他至今还保存着七本完整的《新叶》。《新叶》是辽师大的内部学生刊物,共出八期,我主编了后面的四期。1982年接到徐敬亚长篇诗论《崛起的诗群》(原名《崛起的一代》),对北岛、舒婷等人的诗歌创作进行了全面而精彩的论述。兴奋之下,我们决定将四万多字的文章全文刊载。当时正面临毕业,考虑到文章可能会惹麻烦,那期的编辑,就落了我和董学仁(未来名著《自传与公传》作者)、林雪(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三个人的名字,颇有些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悲壮意味。后来,果然“清污”殃及池鱼,我们被点名,好一顿被修理。
这次回校,当年的老校长拉着我的手,说看到我心里难过,说我如果不是因为《新叶》的事,分配本来会更好的。那时,省里从我们系毕业生中抽五名学生党员,条件是学生干部,重点培养。我们那一届正好五名学生党员,我因为发徐敬亚的文章,失去了一个高就的机会。老校长为我惋惜,我倒觉得是塞翁失马。如果我当了官,也许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官僚。现在,二十多年过去,《20世纪80年代的校园文学社团》一书把我们列为当时最有影响的社团;《辽宁日报》专门发了一篇长文《为诗潮激荡的大学岁月》,把《新叶》结结实实地表扬了一通;评论家丁宗皓先生也著文肯定我们当年的功绩,算是为历史做了交待。一时胜负在于力,千古胜负在于理。时间是权威的裁判者,人心是更权威的裁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