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中士的形象 [汉代史传文学中士人形象探析]
时间：2019-02-12 05:29:4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史传文学 精神倾向 经学 摘 要:汉代经学昌明之下,史传文学中不同时期士人表现出不同的精神倾向,其与经学兴衰、变迁关系紧密。本文通过展现士人与政治、经学的双重纠葛,以揭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与学术、学术与士人命运,特别是主流意识形态与士人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复杂关联。
我国经学研究历史悠久、著述丰赡。经部文献不仅卷帙浩繁,而且一直居于传统图书分类首位。清乾隆年间撰修《四库全书总目》中经部著录之书多达695部,10271卷。汉代经学作为具有表征性的时代文化思潮,对当时的各类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序》)的认识,正式形成于汉代,之后超越朝代的更迭,直至晚清从未改变。
一、经学与史传人物的身份定位
“经”字原本指织物的纵线,推而用以指国之纲纪或既定法规等。《庄子•天运》中已有“六经”之说,《荀子•劝学》亦云:“其数则始乎诵经”,但是先秦儒家的习经、尊经,并未能得到大范围的认可。西汉前期“武帝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汉书•武帝纪》),出于治理国家和规范天下思想的政治需要,儒家地位得到空前提升,儒家尊崇的“五经”等,遂由本门学派之经,一变而为王朝治国的要典,成为天下之经。而以诸经为研究和传习对象的学术,就是治经之学,简称经学。
经学对汉代士人的影响极大,誉之者称其为“经世致用”,毁之者责其为“禄利之途”。但无论怎样,经学成为国家倡导的学术之后,读书人皓首穷经的事业就有了开端。在这个过程中,经学的思想虽经繁衍,但不脱儒家方略。
经学昌明及经学博士设立,经学大师层出不穷。经学作为时代镜子的文学,深刻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所以汉代文学和经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彼此渗透,双向互动,呈现出许多相似的特征,而许多作家更兼有经师和文人的双重身份,因此,在所作的史传中,为与己同类的士人作传时,往往会有个人的思想渗透。可以说,两汉主流文学思潮与创作很少超越经学的藩篱,是经学的延伸和具体化。汉代史传文学以崇尚“实录”精神而彪炳后世,深入分析其创作者和创作形象,我们能体会儒家士人与政治、经学的双重纠葛,亦能探寻不同时期士人精神倾向背后经学的兴衰与变迁。
史传文学则以司马迁、班固为代表。虽然刘熙载肯定他们各有所长:太史公“疏荡有奇气”、班孟坚“裁密而思靡”(《艺概•文概》),但程颐评价“子长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径之外;孟坚之文,情旨尽露于文字蹊径之中。读子长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乃解其宗。班氏文章亦称博雅,但一览之余,情辞俱尽,此班、马之别也。”(焦 《焦氏笔乘》引)可见高低。
二、经学重建下的进取、独立精神
士人形象的建立,是通过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以自身的功业及特定的精神指向为基石,逐渐固定为类型化的人物。史传文学中较突出的有以下几类:
一方面,以礼治国,学以通政。西汉政权初建,社会生活相对稳定,政治环境比较宽松。刚刚平定天下,刘邦大宴功臣,将领们“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皇帝也毫无办法。叔孙通乘机进言:“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他那“采古礼与秦仪杂而就之”的朝仪,使“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竟朝置酒,无敢灌哗失礼者”(《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所以虽然刘邦不喜儒生,对儒士傲慢,谈不上发自内心的尊重与认可,但出于“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荣名者,必尊贤而下士”(刘向《说苑•尊贤》)的现实需要,再加上儒生所拥的知识对于秩序的建立、皇家威望的巩固,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思想实质上,都有他人不及之处。因此,他不得不重视儒家思想和礼仪强大有效的规范作用。
另一方面,强烈的忧患意识。儒家虽然被逐渐重视,但社会思想文化仍呈现多元化特征,其他如道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也同样在朝野活动广泛。汉初士人饱受人生忧患,表现出强烈的现实忧患意识以及积极进取的精神,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大一统的现实和君权的无上,所以不再一味地是古非今,而是变通所学,参与现实的政治建设,探索理想与现实的契合点。尽管由于陆贾的一句“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获得了高祖刘邦对儒士的认可,但是,要想在多元化的思想环境中巩固自身的地位,还得时刻处于警惕中。定天下,安社稷,离不开《诗》《书》之道,但《诗》与《书》毕竟只是工具,还需要人对其进一步地阐释。利用这有利时机,汉代士人推动了经学的重建。他们极力宣传自己的学说,希冀得到统治者重用。就汉代经学发展而言,从秦汉之际到武帝时,正是儒家经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时期。《汉书•艺文志》说:“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书•儒林传》中讲述西汉经学的起源道:“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记载了今文经学最初的经师。
当然,在先秦儒家“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荀子•大略》)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识的浸染和启迪下,在汉初相对宽松的思想环境包容下,部分士人没有曲学阿世,一味逢迎乖巧,如许多帮助刘邦夺取政权的儒生功成不居,隐居山林,甚至多次征召不应,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人格的独立性。
三、经学分化与融通下的反动
在经学发展史上,从章帝以后直至汉末,是古文经学渐盛、今文经学衰落、经学走向融合会通、乃至整个汉代经学衰微的时期。东汉末年王朝式微,士人开始转向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已经壮大起来的古文经学开始与今文经学争立官学地位。这时经学家兼治数经或今、古文兼通的现象随之增多,如郑玄遍注群经达百余万言,既以古文为宗,又兼摄今文,甚至谶纬,成为东汉后期“通学”一派经学家的突出代表,深受推重。
古文经学固有多讲文字训诂,留意典章制度,注重历史事实的客观解释和清理,具有浓厚的实证色彩等“尚实”特征,这使经学的“缘饰”功用明显减弱,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传统儒家精神的回归。面对专制政权的淫威,《后汉书•党锢列传》中汉末党人不畏强暴、杀身求仁,坚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追求,的确是对先秦传统儒家精神的继承和发挥。而范晔为人不媚事权贵,对现实不满,表现在《后汉书》中“贵德义,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其人其文,深有汉末党人风范。
李膺、陈蕃、范滂、贾彪、朱穆、张俭等一大批正直之士,直接继承了王充“疾虚妄”的批判精神,猛烈抨击宦官的黑暗统治,提出改革主张。面对“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后汉书•朱穆传》)的宦官,他们搬出“高祖之约”和汉家“旧典”上书苦谏。态度最坚决的要数李膺。他处死贪残无道的大宦官张让之弟后,宦官“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宫省。帝怪问其故,并叩头泣曰:‘畏李校尉。’”(《后汉书•李膺传》)范晔说:“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 公卿,裁量执政, 直之风,于斯行矣。”(《后汉书•序》)肯定了他们清高、正义的人格精神。而宦官两次向党人发动大规模的残酷迫害活动,史称“党锢之祸”。之后随着太学颓败、典籍散佚、儒生云散,如日中天的汉代经学也伴随着王朝的倾覆一并衰落。
随着东汉政治的颓败和经学的逐渐衰微,士人在精神上受到极大刺激,对现实丧失信心,对儒学的济世作用、人生的社会价值产生怀疑,从而对人生价值、出处的思考更为深刻,追求个性解放和精神超脱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要求,预示着个性解放的魏晋玄学时代的即将到来。
经学昌明为史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形成重文治、兴文教的社会风气,产生了一大批博通“五经”的学者,有利于历史的反思和史料的汇集。深厚的经学修养和造诣,决定了其史书创作的“经世致用”目的,也深刻影响了史家的学识结构、史学观念。在汉代史传文学中不同时期士人的不同精神倾向,的确与经学的发展与变迁息息相关。了解这种关系,可以让我们体察人物形象背后深厚的思想文化背景,进而思考中国古代社会政治与学术、学术与士人命运,特别是主流意识形态与士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复杂关联。
基金项目:西南林业大学面上科研基金资助项目(200701M)
作者简介:饶峻妮,西南林业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饶峻姝,大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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