刮骨疗毒_“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时间：2019-02-12 05:31:2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药》 小市民形象 思想病苦 疗救的注意 摘 要:小说《药》中几个小市民形象,平凡、普通、无人关注,甚至在作品中也占不到大的篇幅。但作者对他们的描写却有着深刻的思想寓意,借此展现当时中国中下层社会广大人民思想和精神状态,并企图以荒唐的病象冲击广大读者的心扉,引起疗救的注意。可谓着墨不多而形神毕现,看似轻描淡写实则意味深长。
鲁迅从事小说创作,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在《呐喊・自序》里讲到自己弃医从文的缘由时他说:“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于是,他怀着极大的热情,一改中国小说的传统,把目光投向中国的广阔社会,尤其是中下层人民的生活,他曾说:“古之小说,主要是勇将策士,侠盗赃官,妖怪神仙,佳人才子,后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南腔北调集・〈总退却〉序》)而他则主动在题材的选择和人物的描写上进行彻底的转换,在中国的现代文学中,他真正以平等的态度,把平民百姓的生活、欢乐和痛苦作为自己集中关注的中心议题,同时,以全新的视角,审视社会,以极大的同情和关注描写劳动人民的历史命运,揭示他们痛苦、麻木和被扭曲的灵魂。通过自己深邃的观察、思考表明,这些下层社会的不幸,不仅是由上层社会的堕落所导致的,同时也是与我们的民族漫长的封建社会专制统治、愚民政策密切关联的。由此,他的小说塑造了一系列位于中国中下层社会的人物形象,并希望借此发人深思,催人猛醒,以达成疗救的目的。
这其中,短篇小说《药》是大家所熟知的,全篇主要通过“华”、“夏”两个家庭的命运反映中国晚清时期的社会面貌以及风起云涌的革命大潮下各色人等的思想状态。评论家对其中的主要人物如华老栓、康大叔、夏瑜等的分析已经很深入、透彻了。然而,小说中的一众茶客,无名无姓,不受关注,鲜有论及,似乎他们是无关紧要的。其实,作者对这一群小市民虽着墨不多,却也用意良苦,寄寓颇深,是很值得玩味的。
首先,是“驼背五少爷”。从名目看来,此人祖上曾经阔过。但现在没落了,他沦为了一介平民,成了这茶馆芸芸茶客中的普通一位,小说写他“这人每天总在茶馆里过日,来得最早,去得最迟”。他早到晚去,每天总在茶馆中度过,并非因他在此做什么大的有意义的事,他也并非此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的角儿。但有不同凡响人物进来,店家早该赔上笑脸,让座,上茶,而他进得店来,第一次问话,“没有人答应他”,第二次问话,“仍然没有人应”,可见其地位了。何以他仍是每天照来不误呢?作者如此写来,实是严肃地揭露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现状,在晚清“风雨如磐”的黑暗统治下,一边是志士仁人浴血奋战,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一边却是以驼背五少爷为代表的清闲茶客,对中国的悲哀现实茫然不知、浑然不觉,空虚、无聊,虚度时日,以致革命猛士的牺牲“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
其后,茶客渐多,刽子手康大叔闯进来后,与众人大谈早上被处决的犯人――革命者夏瑜如何的贫穷、如何不要命,关在牢里还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要劝牢头造反。这期间,驼背五少爷不发一言,显得毫不关心、非常冷漠,甚或认为这样的话题无趣无味、何必多说。直到听说夏瑜被牢头红眼睛阿义打了两个嘴巴,多时一声不响的驼背才又忽然高兴起来说:“义哥是一手好拳捧,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了。”对革命青年的不幸遭遇没有丝毫的关心、同情,反而极是兴奋,还亲热地称红眼睛阿义为“义哥”。这活脱脱如同市面上的闲汉、无赖形象,不明事理,莫辨是非,日子平淡无味,一见有人打架,以为有好戏可看,便趁机起哄,扩大事端,巴不得双方大打出手,头破血流,断手断脚,方觉过瘾。对这样的典型人物,作者描写不多,却真切而传神地勾画出这类人骨子里的东西:麻木,愚昧,是非不分,空虚无聊,趣味低级下劣。而这样的人绝不在少数。由此看来,作者对中国社会各色人等的观察认识是多么深刻。
第二个是“花白胡子的人”。此人年岁稍长,因此一露面便以长者自居,说道:“老栓,你有些不舒服么?――你生病么?”俨然一副长者口吻,对老栓关心、问候。当老栓否认后,他又说:“没有?――我想笑嘻嘻的,原也不像……”便取消了自己刚才的话。――如此谈吐,可见其装腔作势、言语无味、无聊之极。
当康大叔―― 一个杀害革命青年的刽子手进到茶馆里大叫大嚷时,“满座的人,也都恭恭敬敬地听”,显出十分畏惧的神情。这位花白胡子的人自居年长,自觉当与别人不同,似乎只有他方有资格与康大叔搭话,便小心翼翼地走到康大叔面前,低声下气地与康大叔套近乎,巴结他。那么,何以众人又对这满脸横肉的刽子手如此恭敬呢?这里面其实有着深层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那就是,长期以来,封建统治者一方面奉行愚民政策,用封建伦理道德、宗教思想麻醉人民、愚弄人民,使得广大民众由衷地相信,皇帝就是天子,封建制度对人民的统治是天经地义的。作为臣民,便该自觉维护这制度;另一方面,又以残酷的镇压,打杀敢有妄动的“暴民”,迫使国民服服帖帖地做忠于皇上的“良民”、“义士”。而康大叔既属于官家的人,这花白胡子的人只得屈服于他的淫威,对他自然要恭敬了。反而把优秀青年夏瑜的被害说成是一个犯人被结果。这样,形象而鲜明地突出了一个愚昧无知、麻木不仁、是非不分、中毒极深而又自我感觉极好的典型。
更精彩的是,当康大叔说到夏瑜在牢中遭到牢头的虐打时,“他这贱骨头打不怕,还要说可怜可怜呢。”小说本意是夏瑜虽遭虐打,但对阿义的糊涂透顶、冥顽不化感到“可怜”,表示讥笑、嘲讽,而这花白胡子的人却说:“打了这种东西有什么可怜呢?”我们理解作者这样写有两层意思。首先,它又一次生动地表现出花白胡子愚昧冷漠、麻木不仁,对一个革命志士遭虐打没有表示起码的同情,缺乏良知和人性,这是可恨的。其次,作者以此辛辣地讽刺了这类国民缺智少识,觉悟低下,极为愚蠢,连别人的话都听不懂还自以为是。这又是多么可悲啊!因此,“康大叔显出看他不上的样子,冷笑着说:‘你没有听清我的话;看他神气,是说阿义可怜呢!’”“此语一出,听着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滞;话也停顿了。”这是自然的,按众茶客长期以来接受的宣传、教育,按他们的思想水平、认识能力,夏瑜竟敢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在牢中“还要老虎头上搔痒”,挨嘴巴是不能避免的了,可是被打的人却说打人的人可怜,自古以来,宁有此等怪事?他们是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了。于是场面便安静下来,大家都不知作如何说。这种情形对花白胡子来说,是不能忍受的。因为他自觉不仅年高,而且智长,别人不懂,难道我也不明?于是他率先作出结论,恍然大悟似的说:“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这又是多么的可笑啊!
第三个是“坐在后排的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当文中康大叔怒斥夏瑜“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时,这位青年人很显出气愤模样地说:“阿呀!那还了得。”其神情和话语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他为什么如此气愤?为什么觉得造反是了不得的事?是满清政府给了他多大的好处和荣耀吗?显然不是。他只不过是众多普通茶客中的一员,同老栓等人一样,生活在社会的底层,逐日辛苦逐日忙,为生计而奔波,并没能在大清皇帝治下收获什么幸福。他如此神情、这么说话,让人觉得是那么可笑、无奈。晚清统治腐败透顶、民心丧尽,许多有识之士纷纷奋起、奔走,誓要推翻这阻碍民族振兴、陷民于水火的封建帝制。这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理应跟上时代的步伐,较快地接受新的思想,再不济也应认识到自己的生活、中国的社会应当得到某种改变。但是他没有。他年轻的头脑始终被一种十分陈旧的观点顽固地占据着:皇帝是不能反的,造反是要杀头的,大家应当老老实实地做皇上的驯服的臣民。所以,当花白胡子的人自以为是地向大家宣告夏瑜是“发了疯了”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马上附和:“发了疯了。”可见,他同别的老茶客一样无知愚昧,毫无觉悟,不辨是非。这是当时中国许多体格健壮但思想有病需要救治的人的典型代表,他们生活贫苦,度日艰难,却有意无意地维护着满清的反动统治,这也是当时中国众多年轻人的悲哀!
有趣的是,当“被打的人反而说打人的人可怜”这一问题给大家带来的疑惑似乎解决了以后,店里又恢复了原先的活气,大家又说笑起来,坐在壁角的驼背在这半晌之后也冒出一句话――“发了疯了!”这样的描写是意味深长的,它深刻地反映出国民灵魂深处的某些劣根:强不知以为知,自己不懂,还要去瞒骗别人,不愿示愚示弱,还要处处与人攀比,甚至要显得比别人高明。这样的毛病,就好比一个身罹重症的人,不但讳疾忌医,还要示人以如何如何的强壮。这是多么的愚蠢而又可笑啊!
鲁迅,中国近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凭着他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及各阶层人物深入而独到的观察、思考以及他纯熟的文学技巧,成功地塑造了许许多多人物形象,小说《药》的这几个无名无姓的小市民在他所描写的人物群像中占不到主要的地位,但人物虽“小”,仍同样有力地反映了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底,着墨不多而形神毕现,看似轻描淡写实则意味深长。且正因其“小而无名”恰可以在更深更广的层面上表现当时中国广大市民的思想及精神状态,这也是(下转第87页)(上接第72页)蕴含着作者的艺术深意的。
同阅读鲁迅的其他许多小说一样,我们在品析《药》时也常会发出无奈的笑骂,因为作者写来是如此的滑稽、幽默。但这是诙谐与悲怆融为一体造成的一种带泪的笑,它不是流于浅薄、无聊,纯为博人一粲,而是企图以荒唐的病象冲击人们的心扉。因而人们在感到滑稽可笑之余更感受到浓郁的悲剧气氛,这种艺术效果的产生,一方面来自于作者形象而真切地表现了那个社会对美好事物的残酷窒息和广大国民对新的生命、进步思潮的惊人隔膜与不理解;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作者及被作者唤醒的广大民众对历史与现实被荒谬扭曲的惊人发现及随之而产生的深切的惊诧和愤激,还有对民族命运的由衷关注。这一切都在显示着,鲁迅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时时都在实践着他从事文学创作的初衷:“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也是作者推翻这旧世界、旧道德、旧秩序的“呐喊”。
作者简介:龙庆荣,广西财经学院文化与传播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