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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挺五次重庆之行] 叶挺县

    时间:2019-02-19 05:34:1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在叶挺任新四军军长期间,他曾先后五次来到国民政府陪都和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重庆。前三次是以新四军军长身份到重庆办理军务,后两次则是作为蒋介石的囚徒被押往重庆。叶挺先后在重庆逗留了26个月,其中17个月是在蒋介石的监狱里度过的。叶挺在重庆的经历,可称为他传奇人生的一个缩影。
      
      叶挺是中国现代史上闪光的名字。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率领作为北伐先遣队的独立团,在两湖战场上所向披靡,连战皆捷,短短半年时间,即把革命红旗插上武昌城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他担任南昌起义前敌总指挥,率领起义部队,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成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创建者之一。此后不久,他临危受命,被指派为广州起义的军事领导者,指挥起义部队一度取得胜利,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归于失败。事后,他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为此他去莫斯科,本想向共产国际讨回公道,却遭到王明等的冷遇,还被诬指“政治动摇”,对起义“表现消极怠工”。叶挺一气之下离开莫斯科,去到德国,在海外过着流亡生活,从此脱离了共产党,跌入他个人革命生涯的低谷。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叶挺到澳门居住,主动寻找中共组织,与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联系。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他在上海遇见周恩来,毅然允诺承担改编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的任务,将其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并被任命为军长。后率领这支部队,在大江南北抗击日寇侵略,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是,叶挺以无中共党籍人士的特殊身份,充任由共产党直接领导却又隶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这支人民军队的军长,使自己成了抗日战争时期各种矛盾的一个焦点,导致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经历了一段艰难曲折的历程。在这历程中,就有了他的五次重庆之行。
      
      以新四军军长身份首次到重庆
      叶挺五次到重庆,前三次是以新四军军长身份,为向中共中央南方局求得能在新四军内顺利行使其军长的职权,遂其抗敌救国的心愿;同时向国民党当局交涉,为新四军谋求与最高军事当局统辖下的其他抗日部队的同等待遇。
      新四军组建初期,副军长项英和军长叶挺在部队的改编、组建、集结、整训等工作中是配合默契,紧密合作的。这时,项英以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东南分局书记和新四军军分会负责人的身份主内,经常与中共中央、长江局联系,主要抓干部配备、党建等工作;叶挺则以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和社会联系主外,主要是同国民党当局打交道,开展与社会各界的联系,争取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支援,军内工作侧重军事训练,作战指挥等。两人关系融洽,心情舒畅,各自都对部队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叶挺和项英之间的矛盾便逐渐显露出来了,除了叶挺在新四军内感到自己难以行使军长职权的尴尬处境外,1938年春,两人在新四军的发展方向上产生了歧见。
      1938年初,国民党第三战区要新四军“出南陵,依大茅山脉向芜、宣行动”。对此叶挺和项英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叶挺认为此令可以接受,“无甚理由拒绝”。项英则认为“不能接受,显系借刀杀人”,并致电毛泽东等,说叶挺的态度“使问题愈弄愈棘手”。他提出,“如去茅山,应由广德、宣城或广德与吉安之间插出……请急复”。军委和毛泽东复电说,开经南陵“未为不可”,“正好活动”。这事实上是赞同叶挺的看法。5月4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示新四军深入江南敌后, 初步规定了新四军东进北上的战略方针,并叮嘱项英“保持与叶同志的良好关系”。而项英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没有及时把部队全派出去,而且把已派到敌后的一些部队又调回了皖南。项英还通过“开小会”(军分会)的办法来研究和决定此一战略方针,有意绕开了军长叶挺。
      这类情况的发生使叶挺日益感到与项英难以共事,便于1938年10月下旬离开了云岭军部而前往香港,随后率领在港组织的,由曾生带领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和由王作尧带领的东莞模范壮丁队共250余人,奔赴广东惠州一带,组成抗日游击纵队,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叶挺还打算以这两支由共产党人带领的抗日武装为核心,在短期内发展成为上万人的大部队。
      
      可是叶挺离开新四军军部一事,却产生了于全国团结抗战不利的影响。蒋介石得悉叶挺出走的消息后,一面多次挖苦共产党人说,连叶挺都不能与你们共产党合作,将无人与你们合作,一面则叫嚣将为新四军另派军长。这种情况表明不解决新四军的发展方针和项英、叶挺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两个问题,将会使新四军面临生存危机。
      为了纠正项英在新四军发展战略上的错误和改善项英与叶挺的关系,中共中央遂于1938年12月致电周恩来,委托他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皖南去解决新四军的问题。中央在电报中希望周恩来劝说叶挺速来重庆,并同周恩来一道返回云岭军部。收到中共中央的电文后,周恩来一方面加紧进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组建工作,一方面为即将进行的江南之行做准备。
      1939年1月8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蒋介石对叶挺离开新四军一事的反应,建议叶挺可回新四军,为改善工作关系,可将1938年夏成立的以项英为主任,叶挺为副主任的新四军军委会,改为以叶挺为主任,项英为副主任,项英实际为政委。两日后,中共中央复电同意,并指出:解决新四军问题以争取叶挺回军工作为原则,共产党对新四军的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挺之地位与职权;项英应多注意新四军总的领导及东南局工作,将军事指挥与军事工作多交叶挺办理;新四军委员会(主任)叶正项副;同时在新四军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之正确关系。于是,周恩来便急电廖承志催促叶挺迅即来渝。
      1939年1月下旬,叶挺到达重庆。这是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后首次来到重庆。周恩来立即与他会面,传达了中共中央1月10日电报精神。周恩来与叶剑英在同叶挺的多次交谈中,反复强调他回新四军军部主持军务工作的重要性,希望他向蒋介石明确表示回云岭军部。这个期间,叶挺也向周恩来、叶剑英推心置腹地倾诉了衷肠,在谈到新四军工作和对项英的意见时,他顾虑回新四军后将难以处理好同项英的关系,便询问可否到八路军去带兵打仗?并说不管到哪个师,任什么职务都愿意。周恩来、叶剑英耐心地向叶挺分析了形势,指出华中地区的战略意义非常重要,再三动员他留在华中领导新四军,并说你的新四军军长的职务是经国共两党商定的,不好随意变动。周恩来、叶剑英充分肯定了叶挺对中共事业的忠诚,对新四军的组建、发展和抗战所作的贡献,也严肃地指出了他的一些缺点错误及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交谈,叶挺诚恳地接受了周恩来、叶剑英给予的真挚帮助,表示立即回到云岭军部去。随后,叶挺见了蒋介石,表明愿意回到新四军继续任军长之职。从而挫败了蒋介石企图利用叶挺离开军部之机,另外安插人员的阴谋。
      1939年2月16日,周恩来与叶挺乘飞机离开重庆,后经桂林乘火车前往安徽,2月23日,周恩来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后,进行了20天的紧张视察。这个期间,周恩来向新四军各级干部全面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内容和中共中央历次关于新四军的指示,为纠正项英在新四军发展方向和战略方针上的错误,作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他与新四军的领导干部一道,确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
      为了解决新四军领导层的团结问题,特别是确定叶挺在新四军的地位,周恩来向军部领导干部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叶挺工作问题的意见,要求大家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并在干部中进行一次尊重和服从叶挺将军领导的思想教育。周恩来多次同项英谈话,严肃地批评他在同叶挺相处时的错误,希望他认真考虑党中央的意见,搞好同叶挺的关系。周恩来对项英说:“叶挺是一位好同志,很有军事才能,这样的将领不去团结,还要团结谁呢?叶挺是十分热爱党的事业和人民解放事业的,决不能认为他现在不是党员就不欢迎他,甚至排挤他。他完全具备了党员的条件,之所以现在没入党,只是由于党考虑到他目前入党不如留在党外更为有利”。周恩来还说:“国民党和日寇都怕叶挺指挥新四军作战啊!你们可就是不给他指挥权!连参谋处也不让和他在一起,叫他指挥谁呢?可是党中央、毛主席很尊重叶挺军长。”
      在周恩来入情入理的说服和耐心帮助下,项英作了自我批评,表示愿意改正自己的错误。周恩来在皖南期间,叶挺、项英与周恩来三人朝夕相处,相互之间显得还很和谐。比如,新四军参谋处从项英驻地大夹羊搬到了叶挺所住的种墨园,以便利叶挺进行军事指挥。
      周恩来视察新四军军部之后的一段时期,项英对叶挺的态度确有改变,让叶挺参与了一些军政大事。叶挺对周恩来提出并经中共中央同意的战略方针很受鼓舞,并积极贯彻执行。他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亲赴江北,建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扩充了第五、第六两个支队,后来又指示组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到年底,新四军的队伍得到进一步壮大。根据这一情况,叶挺主动筹划同国民党当局交涉,谋求给新编支队以合法编制并增拨军费。这是叶挺第一次来重庆后获得的积极结果。
      
      苦恼中第二次到重庆
      虽然叶挺这几个月的行动都是同项英商量过的,建立江南、江北指挥部也是项英同叶挺共同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请示汇报的。但是项英的右倾错误思想一直未能得到纠正,他甚至错误地认为,如果向北发展,就会破坏统一战线,因此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民运工作上,一味强调只能对国民党要“多方赞助”、“帮助扶持”和“以合法的合作形式为主”,阻止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对叶挺在江北所做的工作,项英并不完全赞同。比如,叶挺积极扩大部队,并组织部队挺进皖东,项英则担心“会使同盟者害怕,而对我更加防范和限制”。叶挺积极为彭雪枫支队争取番号并努力为其解决经费问题,项英却泼冷水说:“既然给养困难,就不应该大量发展武装”,还说即使要设置第六支队番号,也应该冠以“暂编”二字。项英这种同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顶牛”的态度,使叶挺感到很难再与他继续共事。再说项英本来就没有真正改正排斥叶挺的宗派主义错误,依然大权独揽,在这种情况下,叶挺难以履行军长职务,于是再次萌生离开新四军的念头。
      此时,新四军已经同敌人浴血奋战一年有余。部队建军时四个支队一万多人,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各支队人数成倍增加,到1939年底全军发展到近五万人。但是国民党当局不仅没有给新四军增加军费,反而经常借故扣发应当给予的各种补给。江北指挥部的成立和支队扩编以后,新四军经济上的困难更为严重,叶挺便想亲往重庆直接向蒋介石交涉,以解决上述困难。叶挺将这一想法告知项英时,得到了项英的同意,但后来项英却说,当时他并不知道叶挺是想借这次出行的机会不再回到新四军来了。
      1939年9月1日,叶挺离开云岭,再次踏上前往重庆的旅途。此时他的内心是很矛盾和痛苦的。两年前,正当全面抗战爆发之际,他满怀报国热忱全身心投入神圣的抗日战争,并抱着再度回到中国共产党怀抱的愿望,欣然就任新四军军长之职,如今却落入这样一种境地,这是他始料未及的。尽管如此,他一路上还是不遗余力地向国内外人士宣传新四军两年来的战绩,并尽心竭力为新四军筹集经费与物资。
      9月下旬,途经广西桂林时,他向《救亡日报》记者发表谈话,介绍新四军成立以来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辉煌战果。同时批评国民党当局将江南部队限制在东西百公里,南北60公里的狭小范围内,使部队处境险恶,没有回旋余地,不能机动作战,因而使部队面临很大困难。
      10月初,叶挺自桂林到达重庆。从云岭出发前,他曾于8月21日致电周恩来,说明“拟即来渝”向蒋介石报告新四军“经济困难情形极端严重”,“力求解决”,请周恩来答复有何意见。由于周恩来已在6月离开重庆回延安,随后又去苏联医治臂伤。故而叶挺的电报未获回音。
      叶挺抵渝后,周恩来尚在苏联未回,南方局负责人博古、董必武、叶剑英于10月2日同他会面,叶挺向他们汇报了此行的原因及打算。叶挺说他将向蒋介石提出以下要求:一、拨给新四军的经费至少30万元一月;二、江北各部队均应给以合法名义;三、如经费不加,则新四军将在其驻防境内放县长,就地筹给养。
      10月7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叶挺向该报记者介绍新四军的战况的谈话。叶挺说,新四军在大江南北的抗战中不断发展壮大,“经常牵制着敌人2万以上的兵力,尽管敌人时常调动它的队伍,但总不能安置这样数目的兵力在这一带”。叶挺告诉大后方人民新四军在作战中存在不少困难。这就是国民党当局有意限制新四军的作战区域,“遵守军事当局制定的作战区域,我们的部队不能作大的活动。其次经费困难等都多少影响到作战能力”。叶挺表示:“极盼与友军及地方行政机构取得更灵活更有效的配合,以发挥更大的作战能力”。
      在南方局领导同志与叶挺多次就新四军的发展问题进行讨论的过程中,大家一致认为:必须继续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既定的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在江北组织队伍和政权须多注意发展方式与方法,勿与廖磊所统辖的国民党第二十一集团军及安徽省的部队增加摩擦,当然,也不能因避免摩擦而停止发展;江南江北应经常有坚决自卫的准备,如遇无理压迫,须坚决予以反击,然后交涉。11月7日,叶挺与博古、何凯丰、董必武、叶剑英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再一次将他们所讨论的新四军向江北发展的意见作了报告。以上事实证明,叶挺是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针的,他认为只有在斗争中才能求得发展。这与南方局的看法完全一致。
      叶挺这次来重庆除了想解决新四军的经济和补给问题外,就是希望解决他在新四军内的工作问题,尤其是他一想到同项英之间的关系问题,就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每当他与在重庆的军界老相识李济深、陈铭枢、李任夫等谈及在新四军中的尴尬处境时,就会流露出来一种抑郁的情绪,有时显得肝火很盛。当说到新四军在前方杀敌,国民党军却在后方攻杀新四军,并反诬他们“破坏军令”,使他们处于前有敌人,后有追兵之境;而他同项英看法不一致,项英的一些主张给新四军造成许多困难,他却反对不了,纠正无力。这时他常常激动地说:“我今天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情况如此复杂,却要我担负这么大的担子,我实在干不下去了。”朋友们虽然理解他的处境困难,但国难当头,大家还是力劝其不论困难多大,都须忍辱负重,奋斗到底,切勿轻言引退,放弃抗战责任。经老朋友的再三劝解,叶挺情绪也就平和了许多,尽管心里不痛快,他仍表示将尽力求得新四军经费与编制问题的解决。
      11月间,叶挺应召见了蒋介石,提出了至少将新四军经费增加至30万元和给予第五、第六支队的合法名义的请求。可蒋介石对此却不表态,而是问叶挺:“你现在可曾参加了共产党?”叶挺回答:“还没有。”蒋介石又说:“你要是参加国民党,这一切就好办了。”叶挺自然明白这是蒋介石在玩弄挑拨离间之伎俩。于是机敏地答道:“我现在什么党派也不参加,一心抗日救国,现在只希望蒋委员长批准增加新四军的经费就好了。”叶挺对蒋介石不给浴血奋战的新四军增加经费和对扩充的部队不给合法编制,却向他挑拨拉拢甚为不满,一气之下提出辞职的要求。蒋介石竟然表示同意说:“你离开也好,或许有比四军更有意义的事让你去做。”并试探地询问叶挺有谁能够接替他的工作。叶挺说:“最好是叶剑英。”蒋介石对此不置可否。叶挺唯恐蒋介石在他身上耍新花招,让自己为难,于是提出想告假回乡,为9月份在越南接运物资时因公殉职的胞弟叶辅平办理后事,蒋介石表示允准。
      事后,叶挺向董必武、叶剑英汇报了会见蒋介石的经过,又向在渝的老朋友一一道别,于11月底乘飞机抵达香港,再转乘轮船回到澳门家中。此时的叶挺,有鉴于时局之复杂,确实心灰意冷了。
      
      第三次到重庆
      处理好胞弟的后事,叶挺于12月7日前往香港。南方局委员、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要负责人廖承志闻讯后,立即前往叶挺住处进行看望。叶挺向廖承志倾诉了别后一年来自己的经历,重点话题当然是有关新四军的发展、自己的困难处境。其中谈到了他与项英的关系及在重庆同蒋介石见面等情形。
      廖承志与叶挺交谈后,立即向南方局电告叶挺来港之事,并说明叶挺不想再回新四军的意向。恰在这时,项英派叶挺的好友、新四军军医处处长沈其震携带亲笔信前往香港,接着又发来电报,苦劝叶挺返回军部。叶挺只同意可以再次前往重庆就解决新四军的经费补给和编制问题同国民党军事当局进行交涉。至于回皖南,他是不愿意的。
      尽管如此,叶挺还在为解决新四军的各种困难奔波。在宋庆龄的直接关怀下,叶挺从保卫中国同盟为新四军获取了大量医药用品、棉衣、被服和粮食等大量物资,保卫中国同盟还赠送新四军港币16423元,法币10331元。这些物资与款项后来都由沈其震负责运回新四军。
      经廖承志再三劝说,叶挺于1940年春节后偕同夫人李秀文与沈其震医生第三次来到重庆。叶挺到渝后除了同南方局董必武、叶剑英联系外,就是抓紧时间为解决新四军经费和编制问题奔走。这次他没有直接找蒋介石。而是通过走老相识的门路,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系统进行疏通,几经交涉,国民党当局终于同意拨给经费13.2万元,只比原来的9万元增加4万元,其中医疗经费仅有2000元,还不及保卫中国同盟赠送的医疗费用的1/10;六支队的编制也被认可了,但是却不同意另拨组建经费。不过总算解决了一点问题。
      
      在这期间,叶挺的思想情绪还是比较消沉,他以焦急的心情等待从苏联医治臂伤回国的周恩来。
      叶挺从香港返回重庆期间,国内形势正在发生急剧变化。国民党顽固派1939年12月在华北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已经被彻底粉碎。但蒋介石集团并不甘于失败,正准备再一次掀起反共高潮。从1940年3月起,首先将军事反共重点从华北八路军转向华中的新四军,同时企图从叶挺提出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这一点大做文章,阴谋向新四军打入一个楔子。
      为了解决新四军面临的严峻问题并使南方地区党的工作依据时局变化而及时转变,中共中央希望回国不久的周恩来尽快回到重庆,处理这些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5月11日,周恩来从延安出发,途经西安、成都,于31日抵达重庆。
      有鉴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一再企图利用叶挺离开军部一事施展阴谋诡计,扬言叶挺已经离开云岭,“新四军问题须重新解决”,拟“另派人去新四军任军长”,中共中央亦曾指示周恩来彻底解决叶挺在新四军中的工作问题,确定其在新四军的实际地位与实际职权,使其安心工作。要叶挺向蒋介石表示愿回新四军。对蒋介石企图用其他办法解决新四军问题和另派军长则坚决反对。
      周恩来到重庆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同叶挺谈话。周恩来耐心地听取叶挺对自己处境的倾诉后,即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拿给叶挺看,让叶挺了解他的辞职,在当前时局变化的紧要关头,并非只是他个人的去留问题,而是直接关系新四军的前途与命运,关系抗战大局。周恩来首先提到当前局势,他说,蒋介石在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将反共重点由华北转向了华中,正在酝酿进攻新四军。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亲到西安再次提出“重新解决新四军问题”,另派所谓“能够完成他的希望”的人担任新四军军长。这实际上是既要从政治上打击共产党,又为以后进攻新四军作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叶挺无论如何都不能辞职,否则便给了蒋介石以可乘之机,这是革命者所不取的。讲到这里,周恩来更加语重心长地说:蒋介石是在处心积虑地对新四军施展阴谋诡计,如果我们失去了这支经过千辛万苦才发展壮大起来的革命军队,这是我们民族民主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我们将无颜面对华夏父老及子孙后代!叶剑英也参与同叶挺的谈话,周恩来和叶剑英恳切地希望叶挺从他的辞职将会给新四军的命运与中国抗战前途带来什么严重后果来考虑问题。他们当然都非常理解叶挺此时此刻的心情,但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只要从大局出发,把问题想清楚了,即使个人处境再困难,委屈再多,也会坚持同新四军这支真正的人民抗日部队同呼吸共命运,也会坚持抗战到底。周恩来还指出,何况还要按照党中央的指示,采取措施解决他在新四军的实际地位与实际职权问题。
      党中央的信赖和关怀,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循循善诱与推心置腹的劝说,再一次使叶挺深受感动。他爽快地向周恩来与叶剑英表示,愿意放弃不再与项英共事的打算,不再辞职,而回到皖南新四军的领导岗位。
      接着他们在一起商量叶挺如何向蒋介石收回辞职要求的问题,其办法是叶挺不必当面向蒋介石收回辞职要求,只在临行前给蒋介石写一封信,说明不再辞职而回军部工作,以防止蒋介石不同意叶挺撤回辞职要求而闹成僵局。
      为了保证叶挺回军部后拥有实际地位与实际职权,周恩来商得中共中央同意后致电项英,要其派一名高级干部来重庆汇报工作、听取中央指示和讨论叶挺回军部后的工作问题。项英当即指派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于6月10日到达重庆。其间中共中央还从延安派遣饶漱石、曾山来渝,准备去新四军参加工作。
      自1940年6月15日开始,在周恩来主持下,多次召开有博古、何凯丰、叶剑英、董必武等南方局常委和袁国平、饶漱石、李克农、刘晓等人参加的南方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袁国平的工作汇报,并就新四军的对日作战与部队发展、在华中敌后加强民主根据地建设、同国民党顽固派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周恩来在总结发言中,肯定新四军执行了中央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和巩固皖南的方针,同时指出新四军在执行中央方针上同中央的指示仍有差别。即中央指示在中原是大胆发展的方针,而新四军认为在江北也要巩固地发展,向东作战并未派更负责的人去。没有利用有利时机大胆地发展。在与顽固派斗争方针上中央要求针锋相对,不必完全遵守合法,但江南受合法所束缚,处处明显地迁就。周恩来指出:目前的政治形势比以前更坏的可能性增加了,投降与分裂的危机更加严重,我们的方针还是争取形势好转。他强调新四军发展的中心仍在江北,新四军整个工作的中心是建立根据地。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周恩来和叶剑英、博古一起同叶挺、袁国平、饶漱石进行了多次谈话,强调今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对东南局指示的重要性,确定新四军的发展方向主要是在江北;今后有关新四军问题同国民党的谈判一概移至重庆,由周恩来负责进行。
      在周恩来与袁国平单独谈话或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南方局领导人同袁国平集体交谈中,都把项英必须改善与叶挺的相互关系作为一个重要话题。周恩来指出:项英既没有积极执行党中央关于新四军发展方向的战略方针的指示,又没有认真搞好同叶挺的关系,这都是十分错误的。周恩来说,新四军的指挥工作主要由叶挺军长负责,必须保证叶挺在新四军中的实际地位与实际职权。他指示袁国平回到皖南以后,要以政治部主任的身份,支持叶挺的工作,并要帮助项英改正不好好团结叶挺与抵制党中央战略方针的错误。周恩来严肃地指出:如果项英以后坚持不改正错误,可以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批判他的“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右就是害怕国民党不敢斗争;“左”就是关门主义、排斥叶挺。
      叶挺在重庆期间,多次参加有关新四军发展问题的讨论,他坚决表示同意中共中央提出的新四军的发展方向,同意用各种游击队的名义发展武装,同意在敌后建立民主政权并大力募款。
      叶挺一行人离开重庆前夕,周恩来具体帮助叶挺做好返回皖南新四军军部的准备工作。他同叶挺一起字斟句酌地起草了叶挺致蒋介石的信函,此信巧妙地回避了辞职与否的问题,以“钧座所付托之旨意,迄未完成。核其责任,挺实无可辞卸。”表示要“追随钧座”,“为国效力”。表达了不再辞职,仍继续回新四军工作的意思。一切准备停当后,叶挺偕夫人李秀文同袁国平、饶漱石、曾山一道,于7月9日,由重庆出发踏上返回新四军军部的征程。志愿前往新四军参加抗日工作的经济学家钱俊瑞和音乐家、著名电影插曲《渔光曲》的作者任光等也一道随行。行前,南方局通过机要系统把叶挺致蒋介石的信发了出去。可惜的是,袁国平回到皖南后,慑于项英的家长制作风,未能将周恩来告诫项英的话如实转达给项英。
      这次在周恩来主导下对新四军高层领导问题的解决,虽然由延安方面派了新成员进入新四军领导层,但是依然还是维持着“叶项共事”的老格局,依然很难解决项英在新四军发展方针和对叶挺态度这两个方面的错误。
      
      被作为囚徒秘密转押重庆
      叶挺后两次的重庆之行,是以国民党当局囚徒身份被押解到重庆的。在这种情况下,重庆成了叶挺向顽固派作斗争的一个特殊战场。
      叶挺从重庆回到军部后不久,蒋介石集团即在1940年10月19日蛮横地发出限华中地区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指定地区的“皓电”,由此揭开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序幕。中共中央一方面从政治上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并策划应对之策,同时多次下达关于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的指示,而项英却一再犹豫动摇,延误时机。有鉴于此,中共中央遂于1940年11月中旬决定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任命叶挺为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在叶挺渡江北上之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统一指挥华中地区新四军和八路军,以加强对日伪军的斗争和应对顽军的大举进攻。在此之前,中共中央从11月1日起,多次在给叶挺、项英的电报中表示“希夷及一部工作人员必须过江北指挥江北大部队”。华中总指挥部成立后,中共中央又多次提出“希夷及一部分人北上,望速作部署”,“希夷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希夷渡江宜速为好……江北须有周密布置,速与胡服(刘少奇)、云逸联系,在对岸作准备”。中共中央还直接电告刘少奇、陈毅:“叶军长及干部一部分准备渡江。你们须在江边作周密布置”。中共中央的这一举措,突破了叶项共事的这一格局,为充分发挥叶挺的作用创造必要的条件。
      然而,由于当时叶挺担负着与三战区顾祝同等打交道的棘手任务,加之项英始终下不了北移决心,又拿不出一个北移计划,叶挺处于这种困难局面下,无法从皖南脱身,因而未能及早北上履职。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9000余人奉命由泾县云岭出发,向长江北岸转移,6日行进至茂林地区,竟遭到国民党顽固派预先埋伏的部队的突然袭击,随后国民党以8万之众的兵力,向这支部队实行围歼,背信弃义的皖南事变由此爆发,第二次反共高潮遂被推向了顶峰。
      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新四军部队于14日分散突围,后来到达江北和苏南的有2000余人,牺牲与被俘的7000余人。叶挺则由于饶漱石再三催促,下山与顽固派军队谈判时被扣押入狱。
      叶挺先是被扣押至安徽宁国县上官云相总部,他严词拒绝上官云相的无耻劝诱。1月下旬,被押至上饶集中营之李村,他又义正词严地提出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新四军官兵的要求,顾祝同不敢正面作答。叶挺在狱中大义凛然,表明了自己“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夺”的抗争决心。他怒打了前来劝降的无耻叛徒赵凌波。7月,他被押至广西桂林,囚于七星岩一个山洞内。
      1942年1月3日,蒋介石集团将叶挺秘密押解到重庆,企图达到使叶挺“悔过”的目的。他们最先将叶挺关在林森路望龙门22号,不久移至江北某处秘密监狱,后来又囚禁于白公馆和歌乐山下的红炉厂。这是叶挺第四次到重庆,可这次却是以囚徒身份被押解而来。
      叶挺被关押在望龙门期间,时任国民党军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的陈诚,奉蒋介石之命,以叶挺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同学的身份,两次前来探望,“劝说”叶挺为国民党工作,出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遭到叶挺严辞拒绝。叶挺表示,除严惩围攻新四军的祸首,恢复新四军,由他继续任军长外,其他任何工作他都不会去做。他还向陈诚提出为何要袭击抗日的新四军,为何要将他逮捕囚禁等一系列责问。陈诚的“劝说”无效,只好由蒋介石亲自出马,于是有了5月12日晚蒋介石在官邸对叶挺的“赐见”,叶挺乘此机会提出了宁愿自己“受军法裁判”,也要对皖南事变中仍被国民党当局关押在上饶的数百名新四军干部“负责”的请求,意在促使蒋介石释放所有被捕者。蒋介石却说:“尔能绝对服从我,跟我走,尔一定可以得到成功,不然尔就算完了。”叶挺针锋相对地回答说:“我早已决定我已经完了。”蒋介石又提出:“我叫尔到第六战区去好好休养,尔的前途是光明的。”叶挺坚决拒绝,他说:“如果照这样做,大家一定会说我自私,怕法律处置,我不能这样做。”
      这时,叶挺最迫切的愿望就是见到周恩来,以便同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 还在陈诚第一次来探望之际,叶挺就明确提出安排他和周恩来、郭沫若见面的要求。陈诚当然不会满足叶挺的这个愿望。于是叶挺就给朋友写信,企图直接与南方局取得联系,他在给一位被称为“宁哥”的友人的信中写道:“辞修兄……曾见一面,弟曾恳其邀同老周及沫若来会,彼唯唯而去,渺无音信已十余日,恳两兄无论如何须设法来见一次,因弟一切后事均须拜托两兄也。如不能即来,则请用我外甥女姓名(凯风妻)在大公报及新民报登一启事,以作收到此信之证”。信中提到的“辞修”就是陈诚、“老周”即周恩来、“沫若”即郭沫若、“外甥女”即当时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人员廖似光、“凯风”即南方局宣传部长何凯丰。此外,叶挺还利用国民党特务机关将其由望龙门押解到重庆江北某秘密处所的途中,巧妙地利用上厕所的短暂时间,很快地写了一封给当时正在重庆的戏剧家阳翰笙的信,说明他已被押来重庆,他把信和五元纸币一并压在一块砖头下面,另外放上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请捡到此信的朋友,按信上的地址发出,将感激不尽,这五块钱作为酬谢。阳翰笙接信后立即送交周恩来。至此,叶挺终于同中国共产党联系上了。
      周恩来获悉叶挺来渝的信息后,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严正交涉,表示要立即探望叶挺,但遭到无理拒绝。为了探明叶挺在狱中的具体情况,经周恩来周密谋划,叶挺夫人李秀文及女儿扬眉一道于当年夏来渝。7月21日,周恩来与蒋介石会见时,又一次提出释放叶挺的问题,蒋介石不予答复,这时,周恩来便说:叶挺夫人李秀文和女儿已到重庆,他们要求探监。实际上李秀文母女此时还在前往重庆的途中。蒋介石听后先是觉得突然,稍后便又想借李秀文母女来探望的机会消磨叶挺的革命意志,以达到让叶挺“悔过自新”的目的。殊不知李秀文母女的到来,使叶挺有机会把自己在狱中斗争的信息传达给了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特别是把叶挺1942年11月21日在狱中写的《囚歌》带给郭沫若,从此在社会上越来越广为流传。叶挺在《囚歌》中写道: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啊,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也深知道,
      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望着,
      那一天,
      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这是叶挺抗议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政治迫害的宣言书,是20世纪中国革命者的正气歌。
      
      第五次到重庆
      由于李秀文的探视,使叶挺同外界有了联系,这大大有违蒋介石企图软化叶挺斗志的初衷,于是当局便在1942年12月,将叶挺移往陈诚主持的第六战区司令部所在地湖北恩施去“休息”, 1943年夏秋之交,又把他移送到桂林关押。年底,再次转押到恩施。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在叶挺这三年被辗转囚禁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继续为叶挺的获释而斗争,另一方面则尽可能给狱中的叶挺以帮助。叶挺到恩施后不久,南方局即设法使李秀文和扬眉获准到恩施陪同叶挺住了一段时间。1943年6月,周恩来利用国民党当局组织鄂西战地慰问团的机会,特意派遣《新华日报》采访部主任陆诒前往恩施单独访问叶挺。除给叶挺带去新近出版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外,更重要的是传达周恩来关于在每次国共两党谈判中,都提出恢复叶挺自由的问题,劝他耐心等待,多多保重的口信。叶挺听后坚定地表示,“我深信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必能获得胜利。我的这一信念坚定不移。”由于叶挺自到恩施之日起,即拒绝使用国民党当局的经费,而是自费解决生活所需问题,因而经济情况日愈拮据。针对这一情况,在周恩来和董必武的亲自关照下,1943年12月,中共特意给被关押在广西桂林的叶挺寄去20万元生活补助费。南方局领导同志还特别指示广西党内外同志经常关照叶挺。叶挺被关押在桂林的时候,国民党当局竟制定了加害于叶挺的阴谋,周恩来获悉此信息后,立即指示中共柳州地下党负责人左洪涛派人将此情况转告叶挺,要他提高警惕,以防不测;同时指示地下党同志与李济深联系,予以关照,使奉蒋介石之命杀害叶挺的特务在桂林扑了个空,叶挺因而脱离险境。叶挺深深地感谢周恩来和中共组织对他的关心。国民党当局有鉴于广西地区进步力量较大,不便于对叶挺的控制,于是便在当年年底又把叶挺移往恩施监禁。
      抗战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掀起了反对蒋介石集团的独裁、内战政策,要求实行和平民主建国的群众运动高潮,国共两党开始了新一轮的谈判,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亦亲赴重庆与蒋介石共商国是,后来又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无论是国共两党之间的谈判和随后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都把释放包括叶挺在内的政治犯作为重要内容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当局于1945年8月28日,又把叶挺从恩施押解到重庆,囚禁在歌乐山军统集中营的蒋家院子。这是叶挺被囚禁后第二次,也是抗战以来第五次来到山城。
      此时的叶挺充满必胜的信念,他深知共产党和全国进步力量正在积极营救他和所有被关押的政治犯,冲破黑暗走向光明的日子即将来临。这一点连看守叶挺的特务们也看出来了,所以,有的特务便试探性地询问叶挺:获释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叶挺毫不犹疑地回答说:“第一件要办的事,便是请求党恢复我的党籍。”
      在中国共产党、各中间党派与无党派人士的坚持营救下,被国民党关押五年多的叶挺终于在1946年3月4日获得了自由。对叶挺的获释,浴血奋战的新四军、八路军指战员和全国人民为之欢呼雀跃,这是正义对邪恶的胜利,是人民对反动派的胜利。叶挺出狱后的第二天,果然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出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电报,3月7日,经过毛泽东亲笔修改的中共中央复电传到重庆,当日,叶挺宣誓入党,他终于回到中国共产党的怀抱。
      
      艰难曲折的战斗历程磨砺了叶挺的革命意志和决心,使得亿万人民都见证了这位革命将领对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的无限忠诚和伟大贡献。中共中央对叶挺申请入党的复电写道:“亲爱的叶挺同志:五日电悉。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华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这就是对叶挺最确当的评价。周恩来对叶挺革命生涯作了一个最精确概括:“你是人民队伍的创造者,北伐抗战,你为新旧四军立下了解放人民的汗马功劳。十年流亡,五年牢监,虽苍白了你的头发,但更坚强了你的意志。”郭沫若在缅怀叶挺时说:“我敬仰希夷,事实上他是我们的一位伟大精神的老师。他有峻烈的正义感,使他对于横逆永不屈服;他又有透辟的人生观,使他自己超越在一切苦难之上。”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经过严峻的历史考验,叶挺不愧为中华民族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他不仅在战场上是一位为实现人民解放和民族解放而勇往直前的卓越的军事指挥家,在艰难曲折的斗争环境和敌人的监狱中同样是一位坚毅不屈的革命家;他不仅在战场上缔造了无坚不摧的铁军精神,在身处逆境时,同样表现了不屈不挠的铁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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