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父亲的生日礼物 送父亲上路
时间：2019-03-09 05:44:5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父亲86岁时，右眼几乎失明了。 那天早上，他在浴室的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半边脸再也不是他的了――右眼的下眼睑外翻着耷拉下来，那半边面颊毫无生气地松弛下来，原本好好的嘴巴也歪了。他用手把右边的脸颊推回昨晚的模样，僵在那儿从一数到十。整个上午他就重复着这些动作，可刚松手，又塌了下来。他想证明这只是因为躺在床上的姿势不对，或者只是一觉醒来皮肤皱了。
不久，他的右耳也听不见了。
在餐桌上，他只能用麦管吸水，不然液体会从他麻痹的半边嘴里流出来。他吃东西很费力，一口一口地吃，又窘又无奈。吃饭于他而言成了压抑的折磨，他的体重掉得厉害，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
雪上加霜的是，最近几个月，他两眼的白内障加重，那只好眼也开始模糊了。
我带父亲去做了一个核磁共振成像。几天后，医生通知我，父亲脑部有一个瘤：“现在还看不出是良性还是恶性，但不管良性、恶性，都会要了他的命。”
当我从信封里抽出他那套大脑相片时，特别想哭――这是父亲的大脑，是它让他考虑事情直来直去，让他说起话来铿锵有力，让他跟人争论容易激动，让他做决断时意气用事。正是它曾给父亲制造了无尽的烦恼，使他80多年固执地严于律己，也是它，令我们回想起当年他无所不能、一眼看穿我们意图的样子。可今天，它却在遭受挤压、移位和损伤。
读着这份放射鉴定报告，我仿佛在读父亲的死刑判决书。我不知道要如何告诉他这件事情。
去父亲那儿前，我不知不觉把车开到了母亲的墓地。看到母亲墓旁给父亲留的位置，我被重重击倒了。这个埋葬母亲的地方，真的在不久的将来，也要埋葬父亲吗?
我在洗手间一遍又一遍地排练我的台词，然后回到客厅，看着陷在沙发角落里等待宣判的父亲。
“医生说，你的脑袋里有个瘤。从长的位置看，有95％的可能是良性的。”我试图轻描淡写，但我做不到。有个瘤的话似乎让他明白了什么，可他并不显得震惊――他毫无表情地坐在那儿，等我说下去。我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不是贝尔氏瘫痪?”他问。
“不是，是个肿瘤，但不是恶性的，可以动手术。当然，最后还是你自己决定。”我无力地加了一句。
“手术以后我的脸就会好吗?”
“不会，只是不再恶化。”
“我明白了。”他说完，便陷入了沉默。他神色孤单而恍惚，空洞地瞪着眼睛，视线没落在任何东西上，好像遭受了致命一击。大约一分钟后，他才回到现实中，估摸着他的损失有多大：“我的听力呢?”
“可能也恢复不了。”每一句回答我都觉得无比艰难。
“我会变成植物人吗?”他又问。
“不会。”这次我回答得很干脆。
他慢慢地举起手，放在脑壳底部的位置，没摸到什么特别的东西，他说：“每个人都用不同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
“每个人也用不同的方式活在这个世上。如果手术顺利的话，两个月以后，我们就可以坐在这里聊天了。”我说。可怜我自己都不相信这些话。再过两个月，他可能在家里慢慢康复，也有可能变成植物人，当然，还可能躺在我今天上午去的墓地里。
我离开时，他交给我一个小包裹，用带子一圈又一圈地缠着，包装纸上写了一行大字：由父亲交给儿子。下了楼，我好奇地撕开包装，发现里边是祖父留给他的剃须杯。在知道自己命不久矣的时候，他把它交给了我。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们却停滞不前了。一个医生说这个脑瘤对放射不会有反应，另一个医生则建议做一个活组织切片手术，进一步确定这个瘤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父亲非常配合两位医生，可是面对他们截然不同的治疗方案，他进退维谷，颓然无助。就在这时，他的视力更加恶化了，他反复向我们倾诉，他要看得见食物，他要读报纸。
切片手术到底做了，医生宣布这个瘤是良性的，建议分两次手术取出这个瘤，而每次手术都需要七八个小时以上。听完医生的话，父亲对着托盘看了很长时间，从他涣散迷离的眼神中，根本无从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
术后因为麻醉的原因，他一直没有大便。他一次次拿着报纸从卫生间出来，郁闷地说：“还是没有运气。”
直到第四天。午饭时，他起身离开了餐桌三次，我跟着站起来，想扶他上楼，可他却对我摆摆手，我猜他更想一个人解决。
咖啡端上来时，他还没有下来，我有点儿担心，悄悄离开餐桌。在二楼的楼梯口，我就闻到了一股臭味。洗手间的门敞开着，门外过道的地板上，扔着他的粗棉布长裤和内裤。我的父亲，全身赤裸着站在门后面，他刚刚沐浴出来，浑身淌着水，可臭味依然很重。
看到我，他快哭出来了，用一种绝望的声音说：“我大便失禁了。”
我猜，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想独自解决问题，可由于他几近失明，加之刚从医院出来，他还是弄得一团糟。显然，他不想惊动我们，他肯定想全部收拾妥当了，再下楼和我们一起喝咖啡。
“没关系，没关系。”我安慰他。然后调好水温，扶他进去。他乖乖地由着我给他打肥皂，就像多年前他给我打肥皂一样。
“别告诉孩子们。”他说。
然后我扶他去了卧室。这个永远是我父亲的老人，又经过了一个挫折。想到他在我上来前一个人勇敢而可怜地想把一切弄妥，想到他为此感到羞愧，觉得丢脸，我就无比难过。我想告诉他，爸爸，如果感觉吃力，就叫我，不用害臊，因为我是你儿子。可我知道，这话同样会伤他的自尊。然后我突然明白了，我得到的遗产不是金钱，不是剃须杯，而是屎。不，这一点儿也不恶心，这是父母老去时，我们必须郑重面对的东西。
最终，我们决定暂时搁置那个肿瘤，继续做眼科手术，这起码能满足他看见的愿望。手术还算成功，他终于重见光明，当然，他的视力不可能恢复到我们这个水平。
差不多一年过去了，他的病情开始恶化。这时，一个朋友和我提起遗嘱的事情。我请律师起草了两份遗嘱，一份给父亲，一份给我。可是怎么交给他，却又成了我的难题。我很想用自己签署遗嘱的事向他证明，签一份这样的遗嘱非常合情合理，这是任何人，无论什么年龄和身体状况都可以做的。
事实上，这几天他因为在卫生间摔倒了，情绪非常沮丧，这时和他提遗嘱比去年对他宣布他得了肿瘤更加艰难。
那个晚上我只字未提，只是体贴地陪他看了一场球赛，他兴奋地聊着喜欢的球队，我却暗自伤感，他还能看几次球赛?对他而言，或许，每一次都是最后一次，我必须做出决断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打电话给他，告诉他我的律师如何建议我签一份遗嘱。我语速极快，生怕慢下来会有种叫做痛心的情绪蔓延开来。
“我把我的念给你听听。”我念道，“我拒绝接受以下几种延续垂死的生命而采取的人工手段：1．当我心脏停止跳动时，用电子或者机械设备使之重新跳动；2.当我瘫痪或嘴巴无法进食时，通过鼻孔插管喂食；3．当我无法主动呼吸时，用机械设备辅助呼吸……”我一口气念下去，一直念到“当我无法做出医疗决定时，我的孩子会代替我做出决定”，然后我问他：“你觉得怎么样?”
“把它寄给我，我签字。”他说，比我想象的要平静许多。
我长出了一口气，我很愿意按他喜欢的方式来处理他的后事。
8月初的一天，我去游泳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我才跳入水中，就觉得头痛欲裂，心脏狂跳，几乎透不过气来。24小时后，我做了一个紧急心脏搭桥手术，从而脱离了心脏病发作的危险。
我原想等自己完全康复后再告诉他我生病的消息。如果可能，就永远不让他知道。因为住院，我无法用家里的电话打给他，于是我装作在开笔会。术后，我声音很虚弱，我向他解释是因为太忙、太累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每天用医院的电话打给他，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我生病的消息上了报纸。
我不得不向他吐露了实情，说只是做了一个心脏搭桥手术，而且很成功。
“那前两天和我说话的是谁?”
我解释，那也是我，和现在的我是同一个人，而且我周末就能出院了。
“为什么瞒着我?”他苍老的声音听上去很威严。
“因为您知道了也帮不上什么忙呀。”我试图缓和气氛。
“还记得你上大学时，你妈妈动手术我们瞒你的事吗?”
“不记得了。”我老老实实回答。
“你当时暴跳如雷，你说，我们是不是一家人?以后别瞒着我。我现在也要问你，我们是不是一家人?”他的语气很严肃，不像一个随时可能被上帝带走的老人。
这就是父亲，他病得那么严重，却始终为我悬着一颗心。
三个星期后，父亲走了。经过12个小时的折磨，他于第二天中午停止了呼吸。他用一种令人敬畏的爆发力呼吸着每一口气，这是他一辈子倔犟坚韧的写照。
我无法把照片里那个健壮结实的男人和病床上饱受折磨的父亲统一起来，我绞尽脑汁让他们合二为一。
我请求医生让我和他单独待着。我打量着呼吸器，亲了亲他沉陷的、被摧残得面目全非的脸，我听见自己轻声对他说：“爸爸，我只能让你走了。”他已经有好几个小时不省人事了，也听不见我的话。可悲恸的我还是流着泪一遍一遍重复这句话，要让我如何相信，这就是我们的诀别?
之后，我跟着他的担架床一起走进停尸房。我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抚摸着他的额头，对他说各种各样的、他再也不可能听到的话：“爸爸啊爸爸，从此，我就是孤儿了。”
最后，我们用祖传的寿衣，包裹了他的遗体。
过了6个星期，凌晨4点钟左右，他穿着一件白色钩织寿衣来责备我，说：“我应当穿西装，你做错了事。”我尖叫着惊醒，突然间明白，不管在我书中，还是在生活中，我都永远作为他的小儿子而生，并且始终具有这种意识，正如他是作为父亲而生，而且是那个无论我做什么，都会给我下判决的父亲。
我知道注定有些事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从我们的脑海消失，可是，关于父亲的那些事，我命令自己，永远不要忘记，永远。
那一切，是一位父亲留给孩子最珍贵的遗产。
赵 蔷/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