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于成都的《经典常谈》|经典常谈

时间：2019-01-30 06:06:55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1940年夏至1941年夏，按西南联合大学规定的教师“轮休”制度，在此校任教的朱自清可以带薪离校休假一年。1940年上学期，一放暑假，朱自清就离开了学校临时校址所在地的云南昆明，于这年的8月4日到达在四川成都租得的、夫人及孩子已搬至此处的家――成都市东门外宋公桥报恩寺内的旁院三间没有地板的小瓦房。这座小尼庵内的那三间小瓦房被叶圣陶称为“望江楼对面朱先生的寓所”。
　　这三间小瓦房的“朱先生的寓所”曾迎接过不少同事和朋友，李长之就是其中一位。李长之在《杂忆佩弦先生》一文中说他“二十九年”到成都见到朱自清时，“适逢朱先生休假”，“他住的地方是成都东门外的一座古庙”，朱先生的桌上“摆着《十三经注疏》”。
　　李长之见到的坐在“摆着《十三经注疏》”桌旁的朱自清的时间大约为1940年11月上旬或中旬，这时朱自清正按杨振声的提议，撰写一本向青少年介绍中国古典文化精华的小册子。叶圣陶1940年11月20日的日记所载“乘车至佩弦所，观其所作《古典常谈》稿数篇”证实了初稿《古典常谈》的写作开手于朱自清回成都家中大体安顿好家务琐事以后的这年11月前后。这时节，朱自清夫人刚产过小孩，尚不能起床；朱自清的儿女又多，大一点的均在校读书。做为学者、散文家和教授的朱自清真是学问、家务两不误，照顾家眷的同时仍从事着学术研究。
　　朱自清是1941年10月8日离开成都的，他顺岷江而下，途经乐山、宜宾、泸州、叙永等地，11月初抵达昆明。休假期间，朱自清已在成都家中写完了《古典常谈》，有近8万字。到昆明后，料理完杂务，朱自清又着手修订全稿。1942年1月的28、29和30日他都在“校正”《古典常谈》，1月31日开始写序，2月2日写毕。2月3日，朱自清步行一大段难行的马路，从他的住处走到杨振声的住处，把全部《古典常谈》稿(包括序和《古典常谈》正文)交给杨振声。杨振声建议把书名改为《经典常谈》，朱自清没有立即同意。但在归途中经过考虑，朱自清认可了杨振声所拟的书名。
　　《经典常谈》交给杨振声后，朱自清日记有三个多月没有关于《经典常谈》的记录。直到1942年5月14日，日记上才写道：“下午至图书馆研究《经典常谈》中之两问题。看来须加校正。”这儿的记录，曾有人怀疑朱自清已见到《经典常谈》样书，其实，这是讲书稿在出版审稿过程中的事。“《经典常谈》中之两问题”可能由杨振声提出，也可能是承印《经典常谈》的出版社负责编校的人提出的。朱自清开初以为他是对的，可是“至图书馆研究”后，才发觉自己不对，“看来须加校正”。
　　经过“校正”后的《经典常谈》是什么时候由哪家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呢?朱自清的学生季镇淮1950年和1951年编制了一份被公认为可信的《朱自清先生年谱》，把《经典常谈》的出书时间列在1946年5月，在这年“5月3日”下有：“同月，《经典常谈》一书印行(文光书店)。”
　　1942年2月初朱自清就为《经典常谈》写了序，何以一本七八万字绝不触犯时政的知识小册子要拖四年多，在1946年5月才印出来呢?《经典常谈》是杨振声约朱自清写的，在约稿之前，杨振声早已想定了在什么地方出书，而且要赶在下半年开学之前出书，以便让各中学订购用作参考教材。
　　有杨振声的荐稿，又要用作学校参考教材，当然要找一家“正规”一点的出版社。于是，1942年8月《经典常谈》在重庆由“国民图书出版社”初版发行。或许，朱自清对这家被国民党中宣部控制的以出版发行宣传国民党的书刊为主的出版社有所反感，在他的日记上找不到接到样书后的记录。须知，当年国民党中宣部所属的出版社只有六家，“国民图书出版社”即为其一，另五家是“独立出版社”、“正中书局”、“青年书店”、“中国文化服务社”和“拔提书店”。
　　或许由于“国民图书出版社”初版印行的《经典常谈》并未热销于中学生读者群，朱自清的友人，也是大教育家的叶圣陶才在1943年秋季开学之前连写两篇鼓吹文章，大力宣传此书是中学生和中学教师的必备书。叶圣陶的两篇文章分别题为《读〈经典常谈〉》和《介绍〈经典常谈〉》，前者发表于销量颇为可观的1943年8月5日出刊的第66期《中学生》，后者发表于专供教师阅读的《国文杂志》。
　　发表于《中学生》杂志上的《读〈经典常谈〉》直署“圣陶”，号召力之大就不用说了。而且叶圣陶的两篇文章篇幅都不短，语气又肯定，大有“不读《经典常谈》，就过不了考试关”、“不读《经典常谈》，就当不好国文教师”的意味，所以产生了促销作用。叶圣陶对朱自清的《经典常谈》真可谓呵护备至，如前所叙，朱自清刚开手撰写，叶圣陶就读了前几章手稿。1943年6月26日叶圣陶日记上载曰：“作百三号书致伯祥，附佩弦之《经典常谈》三十面，以后次第分寄之。”为了让友人及早读到，叶圣陶把一本书拆散，当作信“次第分寄”。这“分寄”给“伯祥”的《经典常谈》自然是“国民图书出版社”印行的真正的初版本。《经典常谈》在“国民图书出版社”一共印了几版，有多少累计印数，已很难落实。可能是约定的版权时限已到，或是别的原因，《经典常谈》1946年5月转到社址已移至重庆的“文光书店”印行。“文光书店”一直是“皮包书店”，但因为该书店完全依靠名家、大家如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等出版内行帮忙荐稿、审稿，故这家小小的出版社却出了不少有价值的书。《经典常谈》无疑是叶圣陶推荐给该书店并由叶圣陶亲任编校工作的。店小人少，负担就轻，作者和应邀帮忙审稿的人都可多得一点实惠；故《经典常谈》交给“文光书店”后，就再没有转到别处去印。
　　《经典常谈》在文光书店一共印了几版?按1990年7月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朱自清全集》第六卷卷末朱乔森作于1989年10月的《编后记》，说是到1947年10月，“文光书店已经出到第三版”。朱乔森并说紧接“文光书店”第三版的便是1980年的三联书店“新版”。朱乔森是朱自清的哲嗣，他手头仅有“文光书店”的“第三版”，当然只能这样讲。我有幸购存了1950年1月“文光书店”在上海印的“五版”，版权页框外右下载有“1―6500”，按当年一般的印量，一次不会印这么多。同时“五版”印量的起数不该是“1”，而应是“四版”累计数。当然，1950年1月，中国的局面基本趋向是大一统，或许真有这么多订数呢。
　　《经典常谈》“五版”发行时，朱自清已去世快两年。估计《经典常谈》在“文光书店”还会重版，因为一直到1954年该书店才与同业五家私营书店合并为“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不久又并入公私合营的“新文艺出版社”，即现今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前身。
　　文光书店“五版”《经典常谈》与该书店本书初版页码一致，正32开。也就是说，没有“版本学”意义上的不同。封面竖向左三分之一略大一点为书名，大大方方的四个手写艺术字“经典常谈”，书名下右是二号宋体“朱自清著”；左三分之二略小一点，为装饰性质的图案，橘黄色满底，飞白出一组线条画，有甲骨文、有汉砖车马、有古币等等。这个封面，有着强烈的时代特色，简朴、耐看，与书的内容融为一体。
　　《经典常谈》除了1980年9月三联书店条32开新印本外，之前还有香港“太平书局”1963年1月的重排本。估计香港还会有人翻印，台湾也会有。
　　据叶圣陶在朱自清刚去世那年的怀念文章中的说法，使朱自清在文学界“走红”的《匆匆》、《荷塘月色》和《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都有点儿做作，太过于注重修辞，见得不怎么自然”，那么像《经典常谈》这类谈学问的随笔文字其实该是代表朱自清的主要特色的奉献，也像叶圣陶讲的，是“极有用处”的好书。
　　朱自清甚至在临死前二十天答复来信询问“怎样教学生学习国文”的南克敬时，仍把《经典常谈》列为五部“必读书”的第三部，而且特意点明是“文光”版即文光书店印行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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